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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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 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 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 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 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 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 ”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 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 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 唉！我还能回去 ”“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 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 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 去……做……什么…… ”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 ”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 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 ”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 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 ”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