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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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身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
章太炎只是信口骂骂而已，而另一位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当年在法国最早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张继先生，却代表本党尖锐地通电声讨起这位党国元老。
阅公劝中山先生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
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
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
阻挠义兵，逸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值也。
蔡元培一看完《申报》上的两则檄文，气得急火攻心，两眼一黑竟昏倒在地，醒来时人已躺在法国医院。胡适急忙和李大钊赶去病房探视，见蔡先生嘴唇发紫，虚弱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栗，胡适心头一酸，眼泪先哗哗流了下来。蔡元培眼眶一红，也委屈地饮泣起来。
“唉！最受不了的还是自己营垒的误会和羞辱 说我身事伪廷……为人傀儡……不明真相的人看了，真是斯文扫地哟……”
胡适因要赶回北大上课，匆匆安慰了几句先走 出门时他意气用事地昂起头说：
“你只管好好养病，我会替你出气的。”
李大钊却紧捏着蔡先生的手，像有难言之隐地凝视着对方。他刚接到陈独秀来信，被这位暴烈的总书记狠狠教训了一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针对陈炯明的叛乱，张作霖和卢永祥等地方军阀“联省自治”的叫嚣，以及自由派的胡适等“好人政府”的主张，委托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决定下个月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又是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起草了大会宣言。为了及时和李大钊通气，陈独秀将《宣言》内容作了详细阐述。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第一次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各派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告诫李大钊说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搞你们那套军阀控制下的改良方案。陈独秀又说，党的“一大”通过的宣言，把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看来是完全错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步决定和孙中山建立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共同推翻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直系军阀集团。陈独秀还让李大钊直接转告蔡元培和胡适，与军阀谈“好人政府”，简直是与虎谋皮，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堕落成民族罪人。
那天李大钊委婉地转达完陈独秀的意见，痛苦地嚅动着嘴唇说：“蔡先生，我们错 我已真心实意地向仲甫作了检讨。因为不管是吴佩孚，还是黎元洪，都不可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啊……”
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一场夏季的暴雨携带着无限烦恼泼地而来。病房里的空气凉快了不少，可蔡元培仍目光幽幽地倾诉着衷肠：
“我总觉得仲甫和中山先生的主张，离我们太遥远。我确实对黎元洪抱有幻想，因为前几年我还能整治北大，可现在连维持都艰难 唉！林语堂、刘半农在国外向学校要钱，我给林语堂寄了五百大洋去交学费，还是自己设法凑的。我们北大的讲义从来是随便拿的，这给许多旁听生、偷听生提供了方便。可总务处说一年要亏一万多，看来下半年也得收费 还有，我想请爱因斯坦明年来华讲学，这位德国人开的价也是个天文数字，还真不知往何处筹措 你也知道，最近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规定助学金每名每年得国币二百元，奖学金每名每年得国币五百元，完全以成绩为标准。全校学生欢欣鼓舞，我的心却一片悲凉。昨天，丁文江和李四光搞了份整顿地质研究所的方案，我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却又为添置设备犯愁呵！再这样下去，今年秋季招生只能大幅度压缩名额 我历来提倡平民教育，西城诩教寺有所平民补习学校，办了好几年，上个月举办游艺会募款，还请我当校董。恰逢直奉战争爆发，毫无收益。我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河来北大讲世界语，会弹一手六弦琴，就让周岂明请他去义演。还遭豫才笑话呢，说蔡先生也挺懂生财之道哟。守常呀，我历来讨厌政治，也可保证绝不参与政治。你一定得转告仲甫，我不能不办教育，不能没有北大，我蔡元培已经没有一点退路了……”
他唠唠叨叨地还想往下说，终因后干舌燥浑身乏力而哮喘起来。李大钊是个忠厚人，忙小心地为他轻捶起背部。蔡元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又淌下两行清泪，他终于嗓音哽咽地叹息道：
“人人都尊敬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理解我，又与我同道 ”
胡适说干就干，真的开始反击 当报上公布陈炯明倒孙兵变消息时，胡适公然在《努力周报》上写了“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的短评。孙中山对胡适的表演非常愤恨，他的《民国日报》天天发文章攻击他。而孤立无援的陈炯明却少不得一番惊喜，他很快派人带信向胡适表示敬意，还再一次正式请他出任广东大学校长。
胡适又开始得意起来，以布衣学者平交王侯的风骨，继续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中间搞穿梭外交。
4
孙中山乘海轮退避上海后，整日隐居在寓所里，神情沮丧到了极点。在他先后向英、美各国求援均遭拒绝之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神秘地降临了，带来了令他惊喜不已的消息。他就是马林。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马林和张太雷刚从莫斯科赶回中国，连陈独秀还没见面先来此地拜访。可人还没进门，就被蒋介石挡住 蒋介石是孙被困“永丰舰”时紧急召来做侍卫的，自然不认识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孙中山闻声忙出来迎客，还叫蒋介石去请廖仲恺和张继前来议事。马林一进客厅，就大大咧咧地嚷着要喝酒。他刚下火车，又因又乏，孙中山高兴地请宋庆龄亲自送来一杯白兰地，两人先急切地密谈起来。
马林是去年冬天去中国南方考察的，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青年的集会，并同孙中山会谈了三次。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一回上海，就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没想到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陈独秀还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了六条反对理由。马林说服不了陈独秀，只能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他在一份书面报告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根本不能领导工人运动，诞生的过于草率，中国目前还缺少一个真正能够担负政治领导的阶级。而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孙中山等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列宁正在生病，马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7月中旬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但当时中共主张的联合还是国共两党广义上的联合，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
马林是位非常自信又个性倔强的布尔什维克，他这次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先要说服孙中山与苏俄联盟，答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实现资产阶级的建国方略。然后再去说服陈独秀等人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马林这次带来了一个最让孙中山兴奋的信息，苏俄政府打算无条件援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二百万元卢布。其实没有这个筹码，孙中山也早已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政治策略。他兴奋地对马林说：
“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关键在于列宁先生的伟大。我们早打算以苏俄的经验来重新改组国民党，我还准备派代表团去苏俄学习和考察，并请求你们派顾问来帮助我们建立新型的军队。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五四’运动后涌现出一大批新青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力量，也是最终夺取北伐胜利的新希望！”
马林见他表了态，心里有了底。马上去找陈独秀摊牌，要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如何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到会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会议虽然放在一条画膀上举行，但激烈的争吵却使湖光山色也弥漫出浓郁的火药味。马林见到会代表一致反对他的建议，只能拿出共产国际这张虎头牌相威胁。当时的“二大”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有一条纪律规定，党员如果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应该开除出党。但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豹眼圆睁地挥动胳膊抗议道：
“如果孙中山不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决反对。”
马林眨着鬼眼看出了一线生机，爽快地拍胸脯答应由他去向孙先生交涉，会议终于采纳了这一意见。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硬汉子终于被党的纪律降服
求贤若渴的孙中山很快答应了马林的要求，紧接着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并邀请马林和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又指定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在上海期间，李大钊根据中央的分工，担任起联络孙中山的重任。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起振兴国民党和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很快发现，在中共朋友中，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他对这位气度沉雄的学者的精辟见解极为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家里说：“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新的希望，我觉得自己终于又年轻了啊厂
一天下午，两人在寓所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兴致勃勃的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含蓄地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党员时，孙中山诚恳地将右手贴在胸前说。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你的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革命。”
就这样，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第一个加人了国民党。在他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大雷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在李大钊离沪前的那个夜晚，中山先生设家宴请来了他和马林、陈独秀。话题很自然地谈到《新青年》，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记得孙中山感叹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要没有蔡元培和你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国民就不会觉醒得那么快，中国革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蔡元培办北大功不可没 ”
陈独秀半个月前又被法租界逮捕过，可没几天就以罚款四百元放了出来。听说又是蔡元培和胡适，先找了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再由公使先生给驻沪法国领事打了电话。虽然他和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互相攻击不休，但那天老兄也感激地调侃道：
“这一老一少两位书呆子，虽然政治上有点浑。但在我三次被捕的危难之时，他们都起了关键作用。我提议，我们应该为中国革命敬佩他们一次。”
陈独秀说完举杯一饮而尽，孙中山也许想起了以往的不快，沉默不语。李大钊见状忙起身说起公道话：
“他们其实都是乱世中正直的学者。这次离京前，我们曾在大陆饭店很恳切地忠告吴佩孚的军师孙丹林。这位高参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说吴佩孚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胡子比一比，现在果然都灵验 要是我肯给子玉上个条陈，只消两师兵力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为生气。蔡先生先翻下脸说：‘如此看来吴子玉也不过是个反动军阀？’胡适也讽刺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他一见此状，态度才软了下来。”
孙中山的脸色渐渐舒缓下来，正在这时，张继兴冲冲地拿了份北京的《顺天时报》跑了进来。原来这家报馆搞了份理想政府中的总统和各部总长人选的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