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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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3）
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表示了赞同，并且在批语中作了发挥之处很不少；有一些意见，甚至反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 原书说：“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批语对此表示了赞同：“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当时毛不可能看到马克思的这一篇议论，但他能够接受“学皆起于实践”的提法。后来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文题目就是《实践论》。 原书说：“苟有一民族焉，其间人人果有同一之具足生活，则意味索然。且其民族中之各人，性质同，生涯同，而仅仅以某甲某乙为分别，亦复成何民族耶。故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在这几句顶上的批语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这就反映出了毛的辩证法思想。书中说：“吾人所见各人有大同之动作者，徒观其表耳，苟求其内情，则无一不具特性。”对特殊性的极端重视，正是后来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在书头上批上“切论”二字。后来他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对“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共性即包含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作了详尽的阐述。 原书中说：“今日者，诋人类，暴露人类丑恶之方面，为文学界风尚之题目。讦发人类之虚伪粗野，为诗文之任务。此岂人心倾向真理之情状耶？吾人所不敢信也。”又说：“彼艺术新派，所揭为写实主义者，果健全者耶，果有欢迎之价值耶，吾不能无疑。”批语道：“泡氏乃持理想主义者。”似乎不很以泡尔生此说为然。只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解决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时候，似乎流露出了早年从泡尔生书中受到的影响。 原书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批语概括了第一段之大意后，说：“即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 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这大约是毛第一次接触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畅论了一回。 从一些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气质。例如原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这也就是他的诗句所表现的，无限风光在险峰。 泡尔生“是个有辩证法思想的”学者，书中常常显出了辩证的思维。例如，不止一处出现了“且为作用，且为正鹄”这个提法。用现代汉语，这就是说，作为（作用）本身就是目的（正鹄）。毛欣赏这个提法。在批语中说：“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凡积极道德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在思考作为本身即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时候，毛又显现出了他具有辩证的观点。原书中说：“以一人之生活而论其为正鹄为作用之两方面。吾人之圆满生活，吾人之正鹊也。而自吾人为国家或文明社会之一分子观之，则又不过一作用。”毛的批语是：“然则‘正鹄’‘作用’无定位，到处皆正鹄，到处皆作用。”这已经懂得了一切界线都不是确定的，绝对的，这正是辩证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从所有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学生时就对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终身不衰。原书第八章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他批道：“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在这12000字的一章里，提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等一大堆哲学家思考着的问题；也提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一章的。他在这一章书的头上，写了长长短短一共19条批注，一些是提要的性质，也有抒发自己的观点的。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毛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书中引证了斯宾诺莎的话：“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通中行之性质。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唯一自由之原因焉。”这与《矛盾论》说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的。 泡尔生书中的哲学思想，最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就是强调抵抗、对立面的作用。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批注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难玉汝于成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批注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4）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堪的。为此，他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遭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这段话可以概括毛泽东一生处世行事的心态，但晚年发展到“大跃进”，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不能不令人遗憾。 批语有不少辩证法。在论及生死、成毁的时候，更显示了辩证的思维。原书引述了歌德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批注者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些见解都说得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讲辩证法讲过了点头，就显出思想的混乱来了。例如，批语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批语所说的“必尚有各种人生以外之世界”，恐怕不是今天人们想象的外星人，也就是地球以外是否存在高等智能生物的问题，而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我们也有可能去经验一番彼岸世界。辛弃疾词中说的，“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大约也是这意思吧。在这里，特别是在论及成毁之处，显然有着佛教哲学“劫”这一范畴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每经历若干万年要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每一个周期经历“成”（生成）、“住”（存在）、“坏”（灾害）、“空”（消亡）四个阶段。看来那时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发展观，当然也接受了这种发展观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辩证法强调事物的相对性。毛泽东在强调相对性的时候，走得远了一点，辩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的，是这样一条批注：“余曰：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观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像生即死、男即女这些提法就应该看作是一种诡辩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些不正确之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倒是他读书时那一种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他好学深思，涉猎面广，知识面宽，这些都在这些批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前人谈读书，有所谓“眼到、耳到、手到、心到”四到之说。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学生的时候，手到、心到的功夫。勤作笔记，勤于批注，勤于思索，使他在读书的时候多有心得。他不是把书籍单纯看作前人传递来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