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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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迫害中国留学生事件，一些人被迫回国。罗当然也就不去日本，进了北京大学。事后毛告诉罗，这首诗费了三四个夜晚，才脱稿的。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这两位朋友就没有再见过面了。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领导过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党中央担任过负责的工作，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党分了手。其间的是非此处不必去说。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发表这首诗的时候，大约是觉得有负故人的厚望，就把“世事纷纭从君理”一句，改做“世事纷纭何足理”①， 把诗人对他的付托改为自负的态度了。“世事纷纭从君理”，是全诗关键之句，应当恢复诗人的原意。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爱好诗词（4）
从现在幸存的这两首长诗来看，不论内容、风格、意境、练字、用典，就已显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不平凡诗才了；他在这方面也是很用过功的，已熟读楚辞、汉赋、乐府、古诗，直到唐诗。《送纵宇一郎东行》这首七古，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这些典故运用自如，且极有气势。如“山川奇气曾钟此”，古人称山川灵秀之气所聚集，便产生人才。曾国藩题湘乡东皋书院联云：“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本天种，在儒生自识指归。”同岳麓、湘江有关的历史显赫人物，为这两位朋友谈论过的，有大禹、屈原、贾谊、杜甫、韩愈、辛弃疾（长沙营盘街为其练兵遗址）、朱熹、张载，还有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黄兴……以栋梁之材自许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应当属于这一类。“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罗章龙说，这两句是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写实情的。再过两个月，到1918年6月，毛泽东等一批会员就要毕业了，学会要向外发展，就业、升学、出国，怎么办呢？还不知道有赴法勤工俭学机会时，何叔衡首先提出留学日本的主张，大家讨论，推罗章龙先行。因此，这不是罗个人的抉择，实负有学会的使命。“管却自家身与心”，语自朱熹，这也是杨昌济的思想。心与身的关系，朱熹已解释，如“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胸中日月常新美”，罗说，这句里有一典故，毛本人解释过，现在记不起了。总之，这两首长诗，可以代表毛泽东学生时代作为诗人的水平。 遵从古训，毛泽东常说，“诗言志”。毛是政治家诗人，又是诗人政治家。他喜好感情丰富、意气风发、幻想无边的浪漫豪放诗人，因此，他最喜欢屈原、曹操、李白、李商隐、苏轼、辛弃疾等的诗词，以及庄子和李贺的仙气与鬼气，而认为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多哭哭啼啼。诗人是自由的，可以任情浪漫幻想；而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不能随意脱俗驰骋。毛泽东晚年的悲剧，似乎也同这两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关。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读社会这一本大书（1）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上面这些话还是1913年写的。毛泽东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除了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学习不只是读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同样是很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一次，毛泽东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西藏边境的打箭炉（今康定）。从这件事受到鼓舞，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去旅行。 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定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化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做“打秋风”。 萧子升的回忆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记录了这次“行乞游记”。这一部分是50年代最先脱稿的，可信的程度较大。以下所述，主要根据此书。 楚怡学校先放暑假。不久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一大早，毛泽东就赶到楚怡来了。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已经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服、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脱下日常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萧子升去跟校长告别。校长陈润霖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萧并告诉他：有毛泽东同行。说起毛泽东，陈润霖是有印象的，毛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的作文，当教员的有几个能写得出。他说：“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校门，是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于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如果说有一点分别的话，向东，十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旷野之中。向西，十分钟之内便会为湘江所阻（湘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建起大桥）。这样，他们就决定了方向，向西走。因为走在空旷的平地上，没有阻碍，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而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就是克服第一个障碍。 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惊异的眼光瞪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会穿着得这样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 出小西门（长沙西面的一个城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他们望着滔滔江水，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怎样过江呢？游泳？包袱全会湿掉，不能考虑。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渡，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似乎也无大意味。眼前就有不断往来于两岸的划子，收费也便宜，每人只要两个铜板。今天的年轻人多不知道铜板是怎么一回事，得解释一下。清代使用的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叫制钱，一枚叫一文，一千文就是一贯，或者叫一串，湖南人叫一吊。大约是清末民初，又铸造了一种币值较大的铜元，一枚当制钱20文，叫大铜板，也有只当制钱十文的，就叫小铜板。小铜板比较少，日常所说的铜板大都是指20文的大铜板。银元跟铜元兑换，大约是银元一元可换铜元5吊多，两个大铜板还不到一分钱。钱虽不多，可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怎么能上渡船呢。 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读社会这一本大书（2）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他们连忙阻止。于是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船夫又不答应。 这场争执正在持续的时候，船夫看见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无钱的乘客也终于登上了对岸，朝着宁乡县城走去。这第一道难关一过，两人就信心十足了。 那时长沙宁乡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只有石板铺砌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夏天的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渐渐地他们感到有点为难了。这为难之处就是觉得饿了。自从开始觉得饥饿，就越来越觉得饥饿。他们是要吃一点东西了。路边有一爿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开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看来是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于是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得马上弄点吃的。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化子的常法），更是毫无用处。最好是找一个大户人家。于是，向开店的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打听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翰林进攻。两人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① 诗中赞颂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第四句的意思一目了然。他们把诗写好，就去拜访刘翰林。 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元。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他们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140华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作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化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何叔衡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