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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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6）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② 这里所说的许多“家”和“英雄”、“领袖”，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1｝ 曾国藩钩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2｝ 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四个字，“事即物”，“是即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时，借用了这四个字的含义，用来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这四个字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的意义，从而为全党树立了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古为今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所载：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1952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四部备要》于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类。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据毛岸青、邵华回忆：“直到1975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1975。 8再阅’，‘1975。 9再阅’的记载。”）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三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看。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来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着地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及清除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是促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国学和孔子学说中的珍贵遗产要继承，但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肃清。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爱好诗词（1）
在过去那几十年里，没有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大概不很多吧。从50年代末起，他的诗词就译成外文，传播全世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诗词更被印成语录本似的红小书，有的语录本还把诗词印在一起。毛泽东极富诗才，这是天下定评，他的诗作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抗日战争刚结束，他应邀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在这期间，因诗人柳亚子之请①，手书旧作《沁园春》一首相赠，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北国风光”。在报上发表后，立刻轰动山城，和作如云，各报竞刊，流誉全国。可以说，他用这首词征服了当年大后方的知识界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柳亚子在赓和中这样赞颂毛的诗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这样说苏东坡犹输气概，辛弃疾只解牢骚，以此来抬高毛词，话虽未免说得有点过头，但如以受压失意的豪放词人，来比扭转乾坤的政治家诗人，也不无道理。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酷爱旧诗词，还在韶山读私塾时，就对诗词表现出了兴趣和才华。一次因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老师生了气，罚他们对对子，出“濯足”两字，毛应声即对“修身”，这不论字面、词意或平仄，都是工对。对对子，“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