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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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2）
这里说的“二十一条”，是指日本政府为了独占中国提出的一项无理要求。日本政府看到当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顾及亚洲事务，同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需要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日政府以为要挟中国的时机已到，于是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日本在山东、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把已有日资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合办军械厂；给与日本一些铁路的建造权、一些矿山的投资优先权，等等。总之，这简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日本几乎把中国看成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同时也害怕让步太多会激起国人的反对，因此谈判的进展很慢。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6月25日，他寄了一本给友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教育部任教科书编纂处负责人。由于筹安会为首者乃湖南湘潭人杨度，毛泽东担心黎受杨的笼络，于11月9日写信给黎，信中以史迹为鉴，恺切陈词：“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后来得黎的复信，知道原委后，于1916年12月9日复信道歉：“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盘踞湖南以制两广，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枢纽。十多年中，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之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多次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议论政局。 1916年5月29日，曾经最热衷劝进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世凯引退，袁阅电昏厥，几天后死去，世称此举为“送终汤”。黔桂湘联军旋即进入长沙，将汤芗铭逼走。6月26日，学校放暑假，第一师范内驻有广西部队，毛泽东离校返家乡，夜宿银田寺，当晚给萧子升写信，述一路见闻：“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按指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反袁独立后的入湘部队），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畲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行召集国会，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控制北京政权。于是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毛泽东这时对政局的看法近似梁启超，赞成拿办筹安会8名帝制要犯，但是颇厌恶南北分裂局面，尤惧内乱不已，因而反对种种暴力行为，希望大局早日安定，认为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是可行的。7月18日致萧子升信中，表示了对汤芗铭的同情，认为汤在湖南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治军也纪律严明，此次“筹划独立，尤具苦心。”“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也。”此信很是为汤辩解，却不去注意汤芗铭督湘3年，斩杀党人政敌、无辜百姓达17000余人，被湖南人称为“汤屠”的事实，同当时舆论颇不相同。这大约是因为青年毛泽东此种对时局的看法，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尚未摆脱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当年维新派包括康梁和严复等，同孙中山革命派的分歧，不仅在帝制问题上，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根本不同，他们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革命，长期“内乱不已”的局势。当年毛泽东显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对汤芗铭的看法，他后来有了改变。1920年，他签了名的宣言《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说：“前督汤芗铭屠戮人民，搜刮财物，湘民久已含愤莫伸。”（这个《宣言》如不是他的手笔，至少是他参加起草的）这就同当时舆论一致了。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3）
7月25日致萧子升长信约3000字，继续议论时局：“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接着谈及南方各省省长易人，多护国军方面的，如蔡锷督蜀等，认为中央“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门罗主义，举刘① 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下面列举政府机关、各县知事及学校校长之人事争夺：“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社会上且有以“帝制嫌疑”为名，于是“暴徒乘机报复”。“弟昔曾与璋兄（即萧三）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竞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这封信的后半部论述欧洲战场、美国国内政局和有关国际形势，特别谈到本月发生的“日俄协约”，关于满蒙权益的分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请看，对于日本既定侵华政策，说得何等痛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于国事如此忧虑，一种担当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使他预感到同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0年后是1937年，何等巧合的预言。此信今天读来，仍不能不令人感佩。 毛泽东这种细读报纸，畅论时事的习惯，随着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后，对时局剖析精辟、深具远见的言论，到了1919年7月间主办《湘江评论》时，就得到最好的发挥了。《湘江评论》周刊只出了四期，《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及种种评论，引起省内外的广泛注意。四期共刊由他执笔的大小文章约四十篇，长者近万言，短的不过几句话。三十几篇短文都是议论时事的，其中二十多篇议论巴黎和约和国际局势，《各国的罢工风潮》长达3000余字。《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长达七八千字，从1919年5月7日德国代表到达巴黎始，到6月28日和约签订止，详述其间强暴易位，折冲挣扎，德国虽举国鼎沸，终于因兵临城下，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