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暌氤龃耸椋杂谂昊髯ㄖ频壑疲拇得裰鞴埠停忻飨缘淖饔谩！ ⊙弦朊酥种校笔弊钍姑蠖行巳さ幕褂小度貉б扪浴罚旅媪硪唤谠偬浮！ 《嗄曛螅蠖础堵廴嗣衩裰髯ㄕ罚蜒细戳形按砹嗽谥泄膊吵鍪酪郧跋蛭鞣窖罢艺胬淼囊慌扇宋铩敝校杉运耐浦亓恕�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1）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了。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为《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戊戌时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态度却日趋保守，对中国旧学日益推崇。这里指的“新”，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想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译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自这种企图。当时就遭到章太炎的驳斥。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15年9月黎到北京任职之后，毛还同他有书信往来。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见仰慕之深了。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1915年7月15日、20日）。 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16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8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己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第十篇“流梏”，讲的是行业的偏见。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事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2）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同蔡的交往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严复译书，用的是上乘的典雅古文，这译笔使它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争取到了读者，却使今天的读者感到了困难。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群己权界论》，都已经有了白话文的新译本，希望《群学肄言》也能出一个白话文译本。尽管比起斯宾塞的其他著作来，这本书并不是怎样重要的，就凭它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过毛泽东，对于每个有意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人，想必都会有兴趣一读的。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1）…（图）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两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八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我们在谈论这本笔记之前，最好先看看他同这两位教师的关系。在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说起他们的：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说的那本“伦理学的书”，是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曾用它作为教材。毛读的这本书被人保存下来了，各页上下左右空白处及行间，打了许多记号，写了许多批注，这一情况我们以后再细说。 关于这本《讲堂录》，拙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91年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改名《早年毛泽东》）一书中有过交代：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