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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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涛说，他1962年因一篇学术论文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引起上海市委的重视，后来又成为《红旗》（如今的《求是》）杂志文艺组负责人。“‘四人帮’倒台后，我主要因为写作《评》以及另一篇文章而被开除党籍，离开《求是》编辑部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前几年退休后又回到北京”。
胡锡涛回忆说：1968年，上海市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朱永嘉打电话找我，说姚文元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组织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凯洛夫，一篇是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者大家都知道是前苏联教育家，批之主要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后者大家都不熟悉。我告知这是前苏联戏剧家，揣摩着这其实是江青要的，旨在配合她的“京剧改革”。当时小道消息说，在前苏联戏剧专业留学回国的孙维世一直不大瞧得起江青。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
“当时朱永嘉要我写，我说还是让《文汇报》组织内行写比较好。1968年10月16日，《文汇报》为此专门成立了五人写作组，其中余秋雨公认文笔最好，徐企平最内行。第一稿是来自国棉十七厂的王亚伦写的，他10月31号拿出第一稿，六千多字，打印成铅字后，上头一看，完全是工厂大批判的水平，没抓住要害。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他的稿子拿出来后，大家传阅时感觉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给余秋雨。之后，我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1969年发表在《红旗》6、7期合刊上。而余秋雨早在1969年1月就到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去了。当时的讯息渠道并不畅通，日后我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孙维世的死亡时间是1968年月10月14日。”
“记得参加五人写作组时，余秋雨的毕业鉴定还没有做好，他白天到学校去，晚上来《文汇报》社报到，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他当时很穷，父亲被关起来，叔父又自杀了，正长身体的他根本吃不饱，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报社，主要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记得他的英文很好，能看得懂莎士比亚英文原版剧本，我经常在《文汇报》的楼道内听到他朗读外语的声音。”（《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胡锡涛这篇谈话，一边为余秋雨开脱，一边又在开脱时褒中带贬的损余秋雨为了“吃一碗肉丝面”不惜卖身投靠“四人帮”写大批判文章。他这次谈话破绽甚多，经不起推敲。 我曾写了一篇《评胡锡涛自相矛盾的“证词”》：
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胡锡涛为了替余秋雨开脱，在过去的回忆录中追加了“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有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这段话，以说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定稿时一个字都与余秋雨无关。这一情节很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余文有可能已排成了铅字。因“工厂大批判水平”的一稿都排成了铅字，最能写的余秋雨写的二稿却没有排成铅字，这可能吗？二稿经“大家传阅”，这“传阅”的不太可能是手稿。而只要排成了铅字，余秋雨就无法当场全部撕掉，胡锡涛写三稿时就必须参阅。当然，这还有待证实。此外，胡说重写此文时自己“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也颇值得质疑。
一是他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中讲的是“我在《文汇报》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而不是他现在说的一个月。
二是他写三稿时是否“最后一字没动？”据他自己原来的回忆，他两易其稿后，徐企平看过清样，又被姚文元在“文章开头”“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另有司马东去在《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回忆可作旁证：“《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由姚文元定稿，登在《红旗》杂志上”。可见，胡锡涛说他写完后“最后一字没动”，是不真实的，有为代他人受过和作伪证的嫌疑。他说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与此文有关的二稿执笔者余秋雨。
但洗刷只会越刷越黑。胡锡涛的证词倒是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笔者说余秋雨曾参加过批判“斯坦尼”小组，成了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以及笔者在《南方文坛》上说的余秋雨“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定稿人”的真实性。余秋雨为写批判“斯坦尼”一文二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这和胡锡涛过去说的余秋雨为完成江青、姚文元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同样证明了余秋雨当年为了完成江青的批判“斯坦尼”的政治任务，是何等的投入和用功！
到底余秋雨写的批判“斯坦尼”一文的二稿有无排成铅字，或定稿时他有无参加，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余秋雨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显然不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小组，而是打着学术研究幌子在“四人帮”控制下从事革命大批判的“爆破”小组，这可从此文于1969年在《红旗》第6、7期合刊上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得到反证。
郑雪来作为中国研究“斯坦尼”的首席权威，他对胡锡涛的质疑比我的看法更显得力透纸背和打中要害。他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附录的《疑点之三》中说：
胡锡涛在受访中说，“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当然还要加上反复阅读四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这真是奇迹！我作为“斯坦尼”全集的主要翻译者，当然知道这四卷本的总数足足有二百万字，而且第二至第四卷全是相当枯燥的理论性东西，读一遍少说也要花十天时间。那么，按照胡锡涛所说的“四卷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得反复读多少遍呢？连读带写，这十天够用吗？胡锡涛还特别声明：“因为它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胡锡涛可谓用心良苦，为证明此文“确实与余秋雨无关”，他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只可惜他所谓的“十天左右”和“四卷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的明显矛盾使他的“证词”露出了破绽，令人难以置信。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3）
胡锡涛在《今日名流·回望“文革”》专栏里，紧接着写完回忆余秋雨“文革”表现后又写了一篇《“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2000年第9期），杂文家牧惠在《他为何抹杀李希凡的“政治敏锐性”》（《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1期）中，认为胡锡涛是在为李希凡“文革”中的错误开脱，其内容的真实性很有问题。
胡锡涛一面要为他过去的“文革”“老战友”打掩护，一方面又要炫耀自己的“当年勇”和知道的内幕多，这就使他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打了很大的折扣。他是一个爱搬弄是非、不甘寂寞的人，“余古官司”很大程度上系因他的回忆录所引发。
2004年7月，胡锡涛在网上发表了为余秋雨辩诬的《三点声明》，可这篇短文又再次证实了余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王知常称余为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余曾作为写作组正式成员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而这些重要事实与余自己讲的是“写作组以外的年轻人”完全相悖。余竟把这种为其一再惹祸的人当作知己朋友和“最权威的证人”，真是聪明过头，成了糊涂。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1）
2002年12月19日，第二次预备庭开庭。仍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专程赶来上海的一些记者纷纷要求旁听，被拒之门外。
庭长要求进一步确定诉讼请求，双方均回答没有变化。
余说原先要追加被告和告我的内容，原来这是恐吓，他也未出示任何新的证据，所以法庭只履行了固定的司法程序。对被告提出请求姚文元等三人出庭作证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法院用低调处理：“经研究认为没有必要”。岂止这三位重要证人不需要，我提出的别的证人庭长均认为不需要。如我申请周信芳、贺绿汀的家属出庭作证，以证明批“斯坦尼”绝不是学术活动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迫害，庭长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与本案关系不大”。后来双方都无证人，只是原被告双方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看来法院压根儿不想“宣判”而只想调解。预备庭在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内结束。
回到宾馆，赵律师、麻律师及他的助手陈华庭硕士均连夜加班，改写《代理词》，并提出新的思路以明天出战余。
和赵、麻两位律师一起工作，我学到不少法律知识，特别是他们严谨的思路和事事讲证据的作风，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原来写的《答辩状》长达一万六千字，被认为不符合司法文书规范，由他们亲自动手写，只有六千字左右。写好后我又作了文字上的润色，这真正是文学与法律的互补。
12月20日上午9时，“余古官司”正式在位于虹桥路1200号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开庭。
首先由庭长许伟基先生宣布法庭纪律，如有违反者将遭训斥或罚款。接着是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席，计有华双根、黄蓓（女），记录员王茜（女）。
他们个个穿着笔挺的法官制服，增添了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见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我倒没有别人说的“狼来了”的感觉，而是觉得正义来了，真理的化身来了。
出席者有原告及其律师鲍培伦、张宙，为特别代理；被告本人及其律师赵家仪、麻昌华，为一般代理。
庭长告知为什么不让市民旁听和记者进入的原由：请示过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案情中有内容涉及国家机密，故不公开审理。
开始法庭调查，原告陈述即由鲍律师念起诉书。然后是被告答辩，由麻律师宣读我的《答辩状》。由赵律师宣读《代理词》，最后说到法庭不要过分介入文学论争，以防止造成新的“文字狱”。
鲍律师站起来说：“法律怎么不可介入？”
麻律师答道：“我们只说不要过分介入，并没有说不许介入。像打引号的‘狡猾’是否属严重的诽谤，以及如何划分诽谤词与一般贬义词的界线，不要引号的狡猾是否就构成诽谤，其中不少是属文学评论范畴的事。”
法官问对原告的起诉有无异议，麻律师回答说：“污蔑”、“捏造事实”等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鲍律师强调要在确认被侵权的前提下展开法庭调查。
我说：“余秋雨参加批判‘斯坦尼’是铁的事实，不存在侵权行为。起诉书上说我在《湖南日报》、《新民周刊》发表过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对方没有拿出证据。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给这两家报刊投过搞，连《湖南日报》的报头都还没有见过。另方面，对方提供的两个证据是不真实的，我没有在《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中提到原告1969年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只说评‘斯坦尼’文章是在1969年发表。”
接着是双方举证。原告举证的内容仍为我“惹祸”的五篇文章、胡锡涛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及数张六万元的律师费单据。我的证据共三十八份分五组，另有补充证据十二份，计有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新民周刊》的更正启事和郑雪来的文章，有四篇余秋雨用真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和用“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或参与写作的文章，胡锡涛的文章《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孙光萱的文章《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夏其言老人没说过余秋雨“文革中没问题”》、《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上海师范大学某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