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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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时候，他就率领京师八旗兵出长城口外行围，以训练士兵。二十年，康熙再次率八旗兵出长城喜峰口，经宽城进入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会合当地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三千蒙古骑兵，长驱北上，一直登上蒙古高原东南角的塞罕坝，然后又转向西南方向，沿途一面射猎，一面选择围场。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他选择了北接蒙古诸部、南近北京、道里适中、气候凉爽的地方，拟设围场。《康熙起居注》，第1册，678页，中华书局。在康熙的授意下，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等诸蒙古部以“敬献牧场”的名义，把上述地区交出来，“以为搜猎之所”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习武木兰，毋忘家法”。康熙设立木兰围场后，每年四月从北京率领四五千名八旗兵前往木兰行围，有时一年两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共出塞四十八次。然而，雍正帝继位后，由于政治斗争的严峻，仅在北京郊区行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准备重新举行木兰秋狝时，就有不少大臣反对。以监察御史丛洞为代表，“伏祈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他们的理由是：现在“纪纲整肃，营务罔弛”，没有出塞的必要。乾隆不得不作一番解释，“古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就是说，从古代已形成利用狩猎来练兵的制度，因此秋狝是历史上的老传统，并非满洲皇帝独创。乾隆举例说：“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都是因为平常士兵经常到木兰行围的结果。“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清高宗实录》，卷136，10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副都御史孙灏又请停止行围，“称索约勒济（围场名）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乾隆斥责孙灏所言荒诞不经，说即使孙灏言之有理，只能证明行围是习武练兵，比巡幸江南好处多，“益不可中止矣”。从乾隆六年开始，除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外，乾隆每年都举行木兰秋狝活动。他在《避暑山庄后序》中说：“皇考十三年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承德府志》，卷首第22，4页。乾隆抬出皇祖皇考的“煌煌圣训”，后来大臣们就没有人敢反对了。
秋狝盛况。作为一种礼制，木兰秋狝是人数众多的狩猎活动。据说康熙朝参加的人数约四五千人，乾隆朝因有皇太后参加，达到六千人以上。乾隆时曾参加过秋狝的法国人亚苗神甫指则说有一万人以上，“应该设想一支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向一处沙漠进军，在那儿扎营生活十五天，这些人要消耗多少粮食饮料，那些行装要多少牲口来搬运”侯锦朗、毕雪梅：《木兰图》，台湾故宫博物院印本，26页。。清人记载的是参加围猎的八旗官兵数，亚苗神甫指包括随围蒙古猎手、夫役等全部人数。每次秋狝要派六千名八旗兵参加，除京师八旗外，各省驻防八旗也要派代表参加。乾隆规定各省驻防分为三班轮流来京随同前往，杭州、京口、西安为第一班，江宁、天津、右卫为第二班，荆州、青州、乍浦、河南为第三班，“遇行围之年，令该将军、副都统照例送来京”《清高宗实录》，卷134，8~9页。。一般来讲，每省驻防只派十几名官兵作为代表参加。为保证数千人物资需要，清政府每年要征用大车七百辆，骆驼八九百只，总人数几乎上万人。
小围、合围与哨鹿是木兰秋狝的三项主要狩猎活动。乾隆率领大批人马从首都出发，经怀柔、密云两县，出古北口长城，经两间房、喀拉河屯、小营至波罗和屯，便到了围边。“自波罗和屯入围场有二道，东道由崖口入，即石片子也。西道由济尔哈朗图入。”乾隆最初入围场的路线是由崖口入，出也由此。二十四年之后，济尔哈朗图行宫修成，若从崖口入围，则由济尔哈朗图出围，反之亦同。《承德府志》，卷首第26，《围场》，1~2页。
小围。礼亲王昭梿把小围又叫做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不合”。满语又称为“阿达蜜”。这种活动系秋狝队伍进入围场后，通常在平原或低冈上进行的练习活动，虽人数少，却有蒙古王公参加，乾隆有诗说：
诸部皆携猎骑行，为听指使各将诚。便教小试龙沙坦，嘉彼殷勤奉上情。麋鹿虽无饶雉兔，平川浅草苦飞。肃置不藉爰爰中，嘉兆今秋第一围。侯锦朗、毕雪梅：《木兰图》，128页。
小围除在木兰围场外，其他地方也可举行。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木兰习武（2）
合围是专门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事先选择一个四面皆山，中间较平的地方作为围场。在高冈处搭好供乾隆皇帝检阅和休息之用的看城。看城由黄幔围成一圈，中间有一个大蒙古包和几顶帐篷。天未亮时，满、蒙管围大臣率满洲八旗、虎枪营兵、蒙古骑兵和诸部落射生手齐出营地，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据围场大小，或二三十里，或五十里不等。然后以看城为中心，四面合围，逐渐缩小包围圈，将围中的野兽向看城所在地集中。大约上午十时，乾隆率大臣、侍卫、虎枪手等入围，至看城蒙古包稍事休息。这时随着包围圈的缩小，形成马并马、人并肩的两层人墙。在里层的是卓索图和昭乌达二盟供给的一千二百五十名猎手，“谓之围墙”。在外层由满蒙旗兵和虎枪营士兵、各部落射生手组成较大的防线。这时乾隆方从看城出现，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检阅围猎官兵，然后跨上骏马，首先发箭，宣布开始围猎。之后，乾隆回到看城附近，满蒙王公和各路官兵、猎手们个个箭上弦，剑出鞘，一时间狼奔鹿逃，战马驰逐，杀声震天，围中的困兽应弦而倒。即使侥幸冲出，还有外层的虎枪手将其击毙。整个行围比真正的两军对阵还要紧张激烈。但有时围中野兽过多，乾隆也会下令网开一面，故意让其逃生。
哨鹿，满语叫做木兰，由此可知木兰秋狝主要就是一个以鹿为对象的狩猎活动。乾隆有许多首诗是专门讲哨鹿的：
晏起在所戒，冒冷天将晓。减从四五人，攀陟穷峰。
八叉忽做声，餮切羊肠绕。一枪立毙之，今日机缘巧。
为了安全，堂堂大清皇帝当然不会只带几个人去，实际上有几百人，但行至十余里留一队人待命，再前行四五里又留下一队人马，离哨鹿处二三里留下最后一队。这时乾隆身边也就只有十几个人了。哨鹿是在鹿经常出没的林壑中，事先安排一名猎手，身穿鹿皮衣，头戴鹿犄角，以哨引鹿，哨用木做，以嘴吹之，发出呦呦声响，仿牡鹿声。牝鹿听到呼唤，就从远处来会。“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声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昭梿：《啸亭杂寻》，卷7，《木兰行围制度》。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182页，及《清史稿？礼志？秋狝》，卷90等，均有所载。乾隆以后的清朝皇帝有即时取鹿血喝的习惯，乾隆享年八十九岁，如此长寿是否得益于此，可惜迄今尚无明确记载。
木兰行围可以哨鹿称之，但所有行围不只是哨鹿，猎获其他野兽也包括在内。如木兰杀虎也是有的。据说乾隆狩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初出塞外，过青石梁，至两间房，当地虎最多，虎枪人必须贡出一二只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秋在木兰围场，一天正是停围，宴请蒙古诸王，演大戏，乾隆见蒙古两王耳语，问其所语，奏报营中白昼来虎搏马，乾隆立即下令止乐，飞身上马出猎，侍卫仓促跟随，虎枪人疾驰始及，先探得虎穴，取两小虎，继攫两母虎，最后虎枪人翻山越岭，追到天黑杀死一大老虎，用骆驼载归，列于幔城。乾隆嘉奖虎枪人，赏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赵翼：《簷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塞宴四事。从康熙时起，每当木兰秋狝时，内蒙古卓索图和昭乌达盟的盟长都要代表蒙古王公多次举办宴席，略尽地主之谊。乾隆为了表示体恤蒙古，命令合并为一次。就宴会规模来说，设蒙古包六座，备白骆驼十八只、鞍马十八匹、骣马一百六十二匹、牛十八头、羊一百六十二头、酒八十一坛、食品二十七席，其数量之多，备极惊人。举行宴会时，还有蒙古民族的传统表演，叫做“塞宴四事”。
诈马。乾隆有诗说：
名王诈马有遗风，献筵备陈表敬恭。廿里以外列骏骢，置邮传命听发踪。宣教施铳星火红，连声递令倾刻通。砰磕万雷忽落空，翩若惊鸿逸若龙。
乾隆为这篇《诈马》诗作注说：“诈马为蒙古旧俗，今汉语俗所谓跑马者也”，简单说就是赛马。蒙古王公事先准备骏马二百五十匹，放置在设宴地二十里之外，马无鞍和笼头，骑手为蒙古幼童，以反映高超的骑术。只听一声枪响，几百马匹若箭离弦，马蹄声震山谷，瞬间已到，跑在前三十六名者有奖赏。
什榜。乾隆为此而作诗说：
平原择向圆幕张，酪酥乳酒湘黄羊。
名王捧觞起上寿，较汉公卿礼数详。
什榜为蒙古乐名，演奏队伍是九十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其乐器有笳、管、筝、琶、弦、阮、火不思等。宴会开始时，乐队演奏传统乐曲，并随之引吭高歌，以增加热烈气氛。蒙古王公趁机频频举杯，向乾隆祝酒，把宴会推向高潮。每到此时，看着毕恭毕敬为自己敬酒的王公们，乾隆愉悦之心油然升起，诗也脱口而出了。
相扑。乾隆的诗作这样的描写：
健儿揎袖短后衣，席前相扑呈雄嬉。押拖拗拉扲掑，踱踞蹋碾且。乘间伺怠出以奇，恧然踬蹶力不支。
乾隆《相扑》诗中所说的对象可不是当代日本的相扑大力士，而是中国式的摔跤手。清代满蒙两族男子都很喜爱这项运动，满语叫“布库”，蒙古语谓“布克”。康熙也爱好摔跤，常在宫中与一些满洲贵族子弟玩这种运动，后来就靠这些人擒拿了权臣鳌拜。表演的蒙古摔跤手共二十人，每两人一组，光头短褂，内蒙各部赛手讲究技巧，以斗智为主，“两两相角以搏，踤扑地决胜负”，倒地者退下，胜者饮酒一杯，扬长而去。厄鲁特蒙古从实战出发，“必控首屈肩至地为胜”，获胜者可饮羊肉羹一杯，饮时故意发出声音，还左顾右盼，以夸耀自己的胜利。
教。乾隆为此而作的诗说：
毡庐赐食较扑罢，按辔一览同名藩。
名藩子弟皆吉服，上马执竿好结束。
教就是驯马，《周礼》载有“教攻驹”之事，后来由于农业和牧业分离，汉族人渐失驯马之法。蒙古人擅长其法，叫骑额尔敏达，蒙古语把三岁以上的马叫“达”，“额尔敏”指没有马鞍和马笼头，俗称即“骑野马”。相扑之后就是驯马表演，当地王公事先将大群生马赶到宴会地点前的空旷地，由王公子弟善骑者二十人手执套马，驰入马群，马群受惊之时，执竿人已将马套住，舍坐骑跨上已套之马，迅速把笼头罩上，此时才进入关键时刻，生马性恶，不肯受束缚，跳跃狂奔，或将前蹄立起，试图将骑手摔下马背，骑手则勒住马缰绳，两腿夹住不动，“须臾调良，率得名马”。《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8，7~10页。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怀柔蒙古（1）
乾隆年间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先后四次扈从木兰秋狝，据他所记，“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人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赵翼：《簷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赵翼说的这段话，是他跟随乾隆参加木兰秋狝的经验之谈，道出了这位大清皇帝坚持出塞巡幸的一大政治目的。
清朝和蒙古族在入关以前就有密切的联系，经几代皇帝的努力，满蒙结合愈加牢不可破。明末，居住在长城以北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满族崛起辽东以后，明朝与后金都很注意争取居住在他们之间的漠南蒙古。皇太极采取“恩威并用”的方针，打败站在明朝一边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逐渐统一了漠南蒙古。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的封建主在盛京召开大会，尊皇太极为可汗，从此蒙古骑兵成为清政府的同盟军。清政权定鼎北京后，在漠南设六盟四十九旗，称内扎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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