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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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又说：“州县田地，间有未尽开垦处，缘山田硗确，旋垦旋荒，或江岸河滨，坍涨无定，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至已熟之田，有粮额甚轻者，亦由土壤硗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即古者一易、再易、三易之意，非欺隐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惟恐查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芜。”据此，他要求“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惟详查现在报垦之田，有虚捏不实者，题请开除”《清史列传？朱轼传》，卷14；《清史稿？朱轼传》，卷289。。　　　　
　　　　一个个奏疏，给乾隆以掀动。他接受朱轼等的建议，亲自派人专门调查开垦一事，于当年十月十日就开垦虚报发布上谕，禁虚报开垦，指出开垦弊端：“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清高宗实录》，卷4，37页。乾隆为此宣布，今后凡报告垦荒亩数，各地方官必须详加核实，然后上报朝廷，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扰累。而且警告地方官，如再蹈旧习，一经查出，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一个月后，乾隆把“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的河南总督王士俊撤职，由富德代之。《清史稿？王士俊传》，卷294。表明他真是说到做到。　　　　
　　　　豁免无地之粮。地方官虚报开垦的恶果，造成百姓无地交粮、负担加重，乾隆很重视此事，派人调查，凡遇此类情况的概予豁免。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查出淮安府阜宁县所属射阳湖地方于雍正五年经齐苏勒题升淤地八千一百顷，升租银四千余两，又有康熙五十九年射阳湖北岸民人周士孔等升科地四百余顷，应升银一百七十余两，“俱系有粮无地，小民赔累难堪，是以向来积欠累累，从未清完”。决定将前项升科地八千六百五十余顷，租银四千二百六十一两“俱行豁除，以苏民困”《清高宗实录》，卷9，33页。。乾隆元年五月，又查出直隶宣化府怀来县有前明时拨给戍边军士耕地七十一顷，征粮八百余石。往时耕地者因不服兵役，故输粮较多，鼎革之后，粮税仍旧，“其间有地荒而粮存者，有地少而粮多者，官民不免赔累之苦”，下令将不可耕之地粮豁免，可耕之地减轻税则。《清高宗实录》，卷19，10页。元年八月，巡抚岳濬报告，经查山东二十八州县内，共有大水冲压地一千三百六十二顷余，“实系积年废弃”，而百姓每年要上交地丁银五千零九十两、米麦一百五十六石，乾隆决定“将地丁米麦悉行豁免，以除民累”。《清高宗实录》，卷24，11～12页。同月还免除了山东章邱县地方官捏报垦荒，摊入地亩银三千九百一十余两。九月，河南巡抚富德查得该省祥符等四十二州县“或因飞沙堆积不堪布种，或因水势冲刷坍入中流，或因淹浸日久变成盐碱，尽属不毛，或因外高内低水无去路积为陂泽”，共地二千零三十余顷，应征粮银九千八百七十九两，漕米三百零二石余，乾隆宣布将这些无地额赋永远豁除“以副朕惠鲜怀保之意”。《清高宗实录》，卷26，18～19页。二年四月，福建巡抚卢焯疏报，该省负山濒海，溪流暴涨，坍塌靡常，地没粮存，小民常遭赔累之苦，闽县、侯官等县共有缺额田地五百四十三顷余，“从前或官为垫完，或里户赔输”，请求予以豁免，为乾隆批准。《清高宗实录》，卷40，29页。不论各地督抚奏报，或是言官揭发，只要查明纯系有粮无地，乾隆一般都立即批准，以求实现“俾闾阎永无加派之苦，而有司亦无赔补之累”。《清高宗实录》，卷24，15页。豁免有粮无地之租确实对地方官和百姓双方都有好处。　　　　
　　　　反对捐派。雍正朝地方督抚大员为政绩突出，常常打着“小民自愿”的幌子，按田亩加派银两，用以兴修河防堤岸闸坝工程，以博一己虚誉。如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向百姓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规定每亩银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松、常、镇、太五府交纳漕粮民户协银三千八百两；苏、松、常、镇、太、通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向常州等三十二州县每亩派钱二至五文；四川岁修堤堰，每亩令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以上各款，均属田赋正供之外额外派捐，共计银数十万两，“而官吏之借端苛派”，又何止数十万两之数！乾隆认为，派捐百姓有弊无利，“正帑之所省有限，官吏之中饱无穷”，毅然下令，以上四省从乾隆元年（1736年）起，所列各项派捐“照数通蠲”，其工程项目需用银两，于公项内酌量动用，报部实销，以解民困。《清高宗实录》，卷9，4～6页。乾隆元年三月，又发现浙江绍兴府所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附近居民按亩派钱，每亩捐钱二至五文不等，合计价银三千余两，胥吏借端苛索又不在此数，乾隆说“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欲使闾阎毫无科扰，著将按亩派钱之例，即行停止”《清高宗实录》，卷14，1～2页。。是年八月，清政府又查明扬州府仪征县江口至江都、甘泉两县所经三汊河水，共计六十余里，是通江达淮要津，按例三年大挑一次，捞浅一次，共需银一万零六百两，“皆商三民七，分派捐输”，承修各官，又层层侵扣，中饱私囊，以致工程有名无实，而有害于百姓，“著将商民派捐之项，永行停止”《清高宗实录》，卷25，6页。。地方官向百姓派捐兴修水利工程，表面上节省了国帑，而暗中加赋百姓，从中装满自己腰包，乾隆深明其中奥妙，地方官名利双收，朝廷则吏民皆病，所以坚决取消派捐，宁肯动用国帑，这样做既减轻百姓负担，又可澄清吏治，可谓一举两得。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改善经济（2）

　　　　裁革冗税。雍正朝为增加收入，扩大税源，除关税杂税外，各地方官巧立名目，随意滥征，给一般商民带来很多骚扰，如落地税，“凡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清高宗实录》，卷5，2～3页。，大大影响了民用商品的正常流通。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下令府州县城内由地方官派人统一征收，不准重征亦不许额外苛索，乡村集镇则全行革除，以便商民。一个月后，淮关监督年希尧擅自把徐州所属四县落地税改为关税征收，“私添税口，差遣多人横征生事，正耗之外复索取票钱饭钱，甚至民间收获粮石棉花并市集零星买卖极细微之物，如鱼虾等类亦勒令上税”，百姓骚然，被江苏巡抚高其倬告发，乾隆接报后十分愤怒，下令将年希尧革职，及家人郑三逮捕法办。《清高宗实录》，卷6，7页。同日，江南太平府芜湖县杂办江夫河蓬钱粮二千三百零四两。又山东泰山碧霞灵应宫香税上万两，都由乾隆亲自下令，永远蠲除。《清高宗实录》，卷6，15～16页；卷7，25页。各省督抚大吏遵照乾隆的意旨，纷纷检查本省税收现状，申报裁革税目。二年四月，乾隆批准取消广东巡抚杨永斌报告所列以下杂税：1．海阳县杉饷，广州府通桥税口，潮州府陷隍一口，高州府梅菉墟期等小税口，肇庆府黄江厂，恩平县牛河税，揭阳县杂税内粪麸、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项。2．揭阳县并肇庆等四府州比例加征税382条，俱系额外加征。3．潮州府广济桥税，例有带征大埔税银各有零尾。《清高宗实录》，卷41，31～32页。乾隆批准云南巡抚张允随报告裁除的冗税有：曲靖、元江、大理、楚雄、永昌、云南六府落地税，普洱、武定、丽江三府一切杂货土税。六月份，批准广西巡抚杨超曾疏报裁革的杂税有：桂林府厂鱼税，临桂县墟税，灵川县及永宁州小税，平乐府厂糖油鱼苗鸬鹚等税，永安州陆路峡口塘盐木商税，梧州府厂鱼课鱼苗灰饷渡饷地租等税，怀集县各墟生牛猪苗小税，直隶郁林州属博白县沙河蕉麻及阴桥鸦山詹村各墟小税，柳州府来宾县小税，庆远府厂南关杂税，思恩府属武缘县各墟小税。《清高宗实录》，卷44，8～9页。从以上三省取消的税项可以看出，所征收对象多系当地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价值无几，“原属重征巧取”，刻薄小农。交易所在又俱系乡镇村落“离城窎远，难于稽查”，地方胥吏趁机鱼肉乡民。因此取消这些冗税朝廷收入并没有减少，百姓和小商贩又可均沾一点实惠。　　　　
　　　　免除民欠。康熙末各地方财政亏空很多，雍正朝采取大力追赔政策，官欠者抄家赔偿，民欠者每年加征，必须全完。但由于年代久远，偿还困难。如山东一省，欠银有三百万两。乾隆继位，于“恩诏”内将民欠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当年九月又决定“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并宽免”《清高宗实录》，卷3，15页。，实际上是将康雍两朝民欠粮赋一笔勾销。十二月又宣布把交纳漕粮各省“雍正十二年以前未完带征缓征本色改折米银”，“两浙、山东、福建、广东诸处，各有旧欠场课盐折银两，事同一体”，“一并豁免”。《清高宗实录》，卷3，16页。地丁、漕粮、盐课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乾隆上述决定彻底解决了钱粮亏欠问题，体现出新政的宏伟气魄和宽厚利民的情怀，也简化了以后征收钱粮的手续。免除民欠以后，有的省份负担仍然很重，如江苏苏、松、常、镇四府额赋比他省重达数倍，“雍正六年以前，每两加耗仅五分，雍正六年以后增至加一”《清高宗实录》，卷7，35页。。乾隆命仍恢复其旧，民众负担稍得改善。陕西省因清在西北连年用兵，火耗银由年羹尧、岳钟琪定为加二征收，“以一钱五分作为各官养廉及一切办公费用，其五分则采买社仓谷石以裕积贮”《清高宗实录》，卷9，1～2页。。乾隆以清军已大部分撤出，军队用粮减少，将陕省耗羡减去五分。清代江苏粮赋最重，陕西供应军需最繁。乾隆在豁免了全国各省前朝民欠之后，又专门减轻这二省耗羡，可以说是既考虑了普遍性，又照顾了特殊性，使全国各地同受豁免之惠。　　　　
　　　　宽私盐。食盐为民众生活必需品，又是朝廷重要收入。清朝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发给盐商票引，指定专卖区域。盐商拥有垄断权，往往超出正常价格贩卖，私盐应运而生。地方官为保证政府财源，盐商为维持高额利润，全力缉拿私盐贩子，官商缉私人员于“州县毗连之界，四路密布”，其中不乏无赖之徒，“凡遇奸商夹带，大枭私贩，公然受贿纵放。而穷民担负无几，辄行拘执，或乡民市买食盐一二十斤者，并以售私拿获，有司即具文通详，照拟杖徒。又因此互相扳染，牵连贻害，此弊直省皆然”。此种情况比比皆是，江浙尤甚。乾隆深知私盐宜禁，但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牵连无辜，黄巢等人就是从贩私盐开始武装反抗朝廷，因此要网开一面，“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准禁捕，所有商人私雇盐捕及巡盐船只，帮捕讯兵，俱严查停止”《清高宗实录》，卷11，11～12页。。这样做对降低官商垄断价格，改善百姓淡食状况，都多少有一些益处。　　　　
　　　　乾隆承其父苛严政治之后，在经济领域里对前朝诸弊政做出了各种补救和更改，其核心是减轻老百姓的不合理负担。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减少，但乾隆心里清楚，对虚报的已根本不存在的土地的税粮收入多增加一分，老百姓对清政府的怨恨必然增长十分！被他豁免的民欠因年代已远，对清政府现时财政根本没有影响，而对每一个具体纳税人来说，则关系到一家妻儿老小土地房屋存留去向的大事了。乾隆对经济政策如此的调整，其意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影响，“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昭梿：《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乾隆政权的根基因此而得到了巩固。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优待士人

　　　　清朝开国元勋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清史列传？范文程传》，卷5。这番话准确道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在汉族传统观念中，主张优礼和崇拜“天地君亲师”，知识分子与国君和祖宗相提并论。在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