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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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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旗。外国人区有自己的酒吧、教堂、运动场。商业活动的中心是“联盟区”以及宽敞的港口大街。大街上是一座座用石头结构建筑的大商号分店和银行。大街上人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拉着沉重车子的苦力们;匆匆赶赴业务会谈的外企老板和那些中国白领们;身着专门服装的神职人员,还有那悠闲浪当的水兵。租界归领事馆领导;租界前面的河中,停泊着一只炮艇,它保护着这块儿租界。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开始由一个不大的农业城市向世界中心城市转化。上海位于扬子江的入海口,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出发,可以把进口的货物沿着扬子江一直运送到中国内陆。同时也能把要出口的货物运往海上。上海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港口。早在1853年,上海的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 
        
        随着发展,上海逐渐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于其他租借港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划分成了一个“国际租界”和一个“法国租界”。在这个为英国人所领导的国际租界上,住着的是法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当然法国人毫无疑义也可以住在国际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几乎达到10万人。上海成了中国土地上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所有的外国租界都有公园,而中国人却被禁止入内。在上海港口大街北部的黄浦公园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这里不仅禁止狗和自行车入内,而且也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个牌子上的字深深的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华人与狗禁止入内”。如果您真的想理解今天的中国,那么您就必须完全了解所有这一切。外国人给予中国人所带来的贫穷、羞辱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对西方野蛮人之战的屈辱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皇帝在中国官吏、军队以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外国人的仇恨与长期潜藏于心中的对异族统治的清朝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满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野蛮人妥协,从而把沉重代价转嫁给汉人。在此,内乱和外患交织在一起。 
        
        在本世纪中叶,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一个接着一个:1851~1864年发生在江苏、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72年发生在贵州的苗族起义;1853~1868年发生在山东、河南的捻军起义;1855~1874年发生在陕西、甘肃以及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此外还有无数地区性的不同教派的起义。到60年代初,清王朝的许多地区完全在起义者的控制之下。按照改朝换代的理论,清朝或许早就该被推翻,但是西方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改朝换代的循环。清朝的统治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11年,才最终自己埋葬了自己。 
        
        影响最大的起义是太平革命,它覆盖了扬子江中下游的中国经济核心区。在长达15年的厮杀中,2000万人丧生,太平革命以此而成为19世纪最大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太平革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第二点:这是一场基督教的起义,它的追随者信奉一种汉化了的基督教。他们并非是为了建立一个儒家的帝制王国而去推翻清朝,而是要摧毁儒家的帝制以及绅士制度,以便形成一个人人平等、兄弟般友爱的基督教王国,故此太平起义成为中国自第一位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中一次最大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的宗教领袖是洪秀全(1814~1864),一位科举落榜生。他出生于广东一个小户农民家庭,属于客家籍。他的双亲尽管生活艰辛,但是仍然设法为这位高智商的儿子创造学习机会。1837年,当洪秀全第三次在广州的生员考试中名落孙山时,他的精神全跨了,不得不被人送回家中。他絮絮叨叨向双亲诉说自己的无能,而且晕倒后40余天神智昏迷。在幻觉中,他梦到自己升上天,并被领到一位坐在御座上的金须白发老翁面前。老翁交给他一根龙杖和一把宝剑,要他根绝地球上的恶魔,把这个世界引上正道。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心灵透彻、充满力量,而且身负重任;他的双亲和亲戚们一直耽心他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1843年当他第四次科举考试榜上无名时,他不再抱怨自己,而是斥责清朝的制度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洪秀全从一名基督教传教士那里所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他数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但当时把它放在了一边。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本以中文表述的册子,谈到世界末日的到来、谈到复国救主的弥赛亚、谈到天国。洪秀全感到恍然大悟,书中所讲的是他梦中所见。这位金胡须的人就是耶和华,老翁把他唤作耶稣的弟弟,要他把清朝和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恶魔们彻底清除,并且在地球上建立起上帝的王国。人们在这个王国中将进入“太平”的时代。 
        
        洪秀全开始了传教的使命,并且在广西东部紫藤山的客家族内建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很快地就越出了本地区的客家族而不断传播,到40年代末,教徒达到一万余人。随着教徒的增多以及官府、绅士民团等的不断追踪,他们在紫藤山一带居住成了问题,故此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商议,放弃广西根据地。拜上帝会形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1850年他们点燃了自己的房屋,毁掉了身后的桥梁,然后带着妇女、孩子向东北转移,进入扬子江的富饶地区。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一样,洪秀全领导着拜上帝会的教徒走出山区,以便夺取上帝所赐予的土地。 
        
        在第一次打败了政府军的战斗之后,拜上帝会于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的38岁生日那天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并尊洪秀全为“天王”。拜上帝会开始了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它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的中国式基督教王国。按中国传统受到男人歧视的妇女获得平等,裹脚被绝对禁止。与其他民族相比,太平天国放弃了汉人中心主义,追求基督教的所有民族平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也类似于清朝政府,绝不把它出让给外国。 
        
        在进军扬子江的途中,许多虔诚的农民、烧炭工、纤夫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围截太平军的清政府军队十分涣散,根本不是军纪严明、充满自信的太平军的对手。1852年太平军攻陷扬子江边的湖北重镇武汉,到此时,其追随者已经达到50万人。在讨论继续北上,而攻陷北京,还是南下拿下扬子江边的富饶城市南京时,太平革命的领袖们最终决定进军南京,实际上是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清王朝。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把它更名为“天国的京都”,即天京。 
        
        至此,太平军已经发展为200万人的规模,而且这支冲击力锐利的军队变成了天王的附属军。天王和他的诸位亲王们住在豪华的宫殿中,沉醉于妻妾成群、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但是对于太平军的普通人却实行严格的道德禁忌。1856年发生了内讧,几位亲王以及他们的数千名亲信为之丧生。洪秀全逐渐的难以控制住局面了。基于坚强信念而由普通人所组成的、能征善战的太平军已成为过去。这种局面又持续了8年,太平军才被镇压。 
        
        可是打败太平军的并非政府军,而是地方部队,是一支由儒家出身的总督在地方绅士帮助下、按照新方式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就是湘军那位鸿儒官吏曾国藩。皇帝最终把统领全部抗击太平革命的武装权力交给了他。 
        
        太平革命失败那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太平起义或许应该显示出其轰轰烈烈的声势;或许应该联络地方绅士帮助起义军将领去管理地方;或许应该继续北上,直到推翻显然失去了天赋之命的清王朝。可是,它并非传统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受陌生宗教所引导的。它要摧毁儒家的社会秩序并取缔绅士。绅士以及源于绅士阵营的儒家官吏们因此成了清朝的后盾,因为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的政权,但却是儒家的。这些绅士们通过协调民团和地方武装,组成了一支抗击太平军的新力量。太平军只占领了城市,而农村几乎全在绅士们的手中。儒家学说再一次显示了道德在保卫国家政权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儒家的官员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构成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拯救这个儒家帝制的国家。 
              
        绅士们也从外部、即从西方列强获得帮助。尽管洪秀全信奉外来的基督教,而且所提供的是唯一的一次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但是他的基督教方式充满了仇恨的使命。洪秀全似乎并非以诚意而接受外来宗教,而是对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式要求。作为耶稣的天弟,他把自己说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何等的亵渎神明!他既非教皇,也非《圣经》,可是他却去规定信仰的教条。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西方的商人以及他们的政府拒绝了洪秀全。尽管不同于儒家皇帝的是,洪秀全承认各民族的平等,而且显然想在中国实施各民族的平等,可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一个软弱的、纸面上万能的清朝显得更加好驾驭,故此他们决定支持清朝政府。英、法和美国人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位中国总督的地方部队,帮助他训练士兵并且给“长胜军”派遣军官,甚至还组建欧、美和中国的联合志愿军。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南京,并且在一场残酷的屠杀中把太平军杀得一个男人也不留。借助于现代的武器装备,这些地方军横扫起义军,到70年代初,他们平息了中国各地的起义。奇迹出现了,大清重新恢复了对整个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又被保持了下来。希望还没有破灭,而改朝换代的轮回学说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清王朝又重新爬起来。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个王朝没有来得及喘息,还没有顾得上弄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新的,更大的灾难即已降临。 
        
        “瓜分”(1856~1899)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与太平军的战火尚未熄灭,英国人与法国人联盟,又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2月,英法联军的炮艇攻陷广州,随之沿海岸北上,抵达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天津,强占了大沽要塞和这座城池。1858年的《天津和约》扩大了1848年《南京条约》的内容,对中国行使主权方面设置了限制。中国还得再开放10个租赁港口,其中包括内河港口如扬子江边的南京以及杭州;传教士们获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权利。 
        
        清政府最关键的让步是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此举重创了皇帝作为万能主宰的重要权力。故此,皇帝对和约中的这一部分犹豫不决。随之,英法联军于1860年开进北京,迫使皇帝逃往热河,联军抢劫并烧毁了乾隆当年精心修建的圆明园。这片废墟至今仍然作为中国耻辱的记忆活活地保存在那里,在废墟上,到处都立有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2000年5月,在火烧圆明园140年后,国际上曾引发了一次热点新闻,那就是英国的索斯比拍卖行以目中无人之态公然把四件当年从圆明园盗来的艺术品在香港当着中国人的面进行拍卖,它们是:三件铜器和一个景泰兰花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且最终以百万元的价格把它们买到了手。 
        
        1860年,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前把他的弟弟恭亲王留在北京,并且委托他与英法联军进行和谈。在恭亲王看来,这些赢者尽管占领了北京,但是似乎并非想统治中国,而只是要求中国为他们的贸易敞开门户,并且想在北京设立外交使馆,他故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真与英法合作。他的想法是,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中国的武装力量强大起来。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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