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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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说：“未培未去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王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是善于深思的，他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 王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说：“佛一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说：“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说：“你这便是佛、老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像那些无知无觉的人似的。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问：“去草，怎么做就一循于理，不着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问：“按您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了？”
王答：“之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说：“说到底物无善恶。”
王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问：“那又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答：“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着个人意思？”
王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有些不耐烦了：“这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4020，是什么心？”
这时，周围已经拢来许多学生，王对他们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他这种思想后来高度提炼为“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尤其是经泰州学派的鼓荡而风靡天下，流弊益彰。东林党还有心学内部的刘宗周都起而力矫其弊。东林党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党魁顾宪成有一段经典性的言论，说的也很俏皮：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 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 ，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个一语虽欲不蔽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 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 物皆无善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 者至等之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 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 ，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呜呼，阳明生怕因药发病，却未能逃出此劫。有的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觉陈。阳明是想预支永恒正确，却没过了百年就出了错。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妈妈的”事情。
７．动静一机 体用一源
阳明在滁州呆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甲戍升南京鸿胪寺卿。这个衙门也是个不入流的鸡毛之地。在南京则更是“副”鸡毛，几乎无任何实际职责。在北京的还有点事儿干，在朝会之时当当司仪，有外宾来时担负相当现在礼宾司的工作。那时，也没什么外事活动，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经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的外围礼节，大概连埋死孩子的权力也没有－－那是大内太监的机密工作。在南京则连这类事情也没得管，纯粹是奉旨休闲。没事找事的人便俩眼盯着北京，像《红楼梦》中的邢夫人总想找执政的王夫人的茬儿一样，找秉政者的茬儿，以便取而代之。这也是明朝党争特别热闹的一个小制度上的原因。
王阳明超然物外，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也不是发配之苦教“精”了他，而是在那段岁月中凝结了更超拔远大的追求，不屑于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二癔子一起浪费生命。
他之所以要强调屏去一切外道工夫，直奔那绝对存在又不依赖任何外缘的心本体，就是为了把经验世界用括号括起来，把它悬阁起来，从而把这棵树上挂着的所有那些辞章讲诵之学一把甩开，像禅宗那“截断众流”法，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再以见了道闻了道的身姿「新民」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亲民」。如果说，后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话，那王大师的思路便是先来个大雅，再来个大俗。雅，雅得可上九天揽月；俗，俗得可下五洋捉鳖。若皇帝不让他去捉，那做个天上人，也对得起这条命了。反正已经找到了自己，就不在到处流浪，身心异处，到了门口进不了家了。－－这是最不冤枉的活法，如果真能够常快乐的话。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后人和他的学生都觉得跟他交流很困难。学生怎么说都会得到他的纠正性的指点，总难搔到“当下此即”的那个痒处。非过，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处与恰恰相反精微至极－－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后人觉得他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却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他那一套心诀，在他是得心应手，如船夫掌舵；在别人，尤其是没有亲炙其门下、没有进入过其语境磁场的人来说，则是莫名其妙。「毛泽东为什么八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感受其巨大的磁场。他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
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８．动转得势 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 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