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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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祥，曾经与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共事，1998年45岁时即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0年在北京一家医院跳楼自杀。虽然官方对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开披露，但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李的自杀与某些复杂的经济案件有关。
相信，随着中国严重金融问题的逐渐暴露，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添入这个名单。
与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这十年来中国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身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就绝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赤裸裸的贪污、受贿和渎职成为他们身陷覆辙最具标志性的原因。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政府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规则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观到鉴别一个金融家的身份。这经常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然而，看看这些金融家们的悲剧，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炼。一旦进入真正的市场，他们的许多理论错觉就会经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对市场的极度不适应症状随之而来。朱小华在香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朱小华们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华们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国还有金融家吗？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商业考虑。这种尴尬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完全不值得认真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不是牺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够化解的。当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但愿，朱小华、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罹难者。而实际上，朱小华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年轻金融家们，如流星般地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声还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历史
证监会一个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海南。显然，历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断，它是有记忆的。这种顽强的记忆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发布了关于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公告，这则公告称：“鉴于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证券市场及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决定会同辽宁省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自即日起对该公司实施停业整顿。”2002年9月7日《上海证券报》。
这是中国证监会开始行使关闭证券机构权力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关闭的第二家证券公司。不过，不要以为这是刚刚过去的那次股市崩溃的后果，实际上，这是我们在为中国证券市场更早的历史买单。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大鳄都是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证监会在发布公告时的低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证监会甚至超乎寻常地选择了指定媒体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过，在这种“低调”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表现出的巨大不安。毕竟，历史并不能轻易绕过。
与鞍山证券相比，大连证券的关闭恐怕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大连证券的大股东——华银信托，更能够反映这十多年中国金融体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参与了从信托到证券的所有历史。
华银信托，全称为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股东为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开业。在90年代早期，华银信托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主力的代名词，凶悍名声如雷贯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业声名显赫的闻人。以至于市场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测为华银所为。90年代中期之后，华银在公开媒体上突然选择了低调，但私下里，华银在证券市场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这种低调是刻意选择的。然而，再低调，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称，华银信托2001年11月被关闭后，一座潜伏多年的巨大冰山开始浮出水面，大连证券及仰融的华晨不过是其最早撞翻的两艘船。大连证券及华银信托虽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祸根早在90年代中期即已经埋下。知情人表示，华银信托及大连证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国债卖空事件，多年来资金链一直紧绷，资产质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够想象。不过，经历过1995年国债回购市场崩溃的人，对事件牵涉的资金规模及内幕应该心领神会。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亲身参与者一直担心的清算和审判居然没有发生。然而，正当在那场崩溃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们以为，时间即将彻底尘封这段往事的时候，历史不期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在那场崩溃后，一些人销声匿迹，静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头换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厮杀，并成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资金流动，如此大的财富再分配毕竟有迹可寻。作为一直浸淫于这十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带的代表，华银可能正将一部隐秘的历史带到世人面前。我们无意指责任何当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为此付出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必然产物，是附着在某种制度上的一个人格化符号。但是，历史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保持缄默，否则，被清算的就是我们自己。就中国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现在，可能仅仅是历史的开始。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63节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1）
我们不愿意用“十六大”这样明显具有宣传色彩的政治符号来标识中国的改革阶段，但如果注意到这次会议在时间上恰好巧合于中国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很难不对“十六大”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所谓特殊时期，是指这样一种改革背景：在经过上世纪20多年漫长的渐进改革之后，与财富同时高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正在直逼临界点。这表现在严重的失业、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以及如山火般蔓延的权力腐败等诸多方面。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积累速度一点都不逊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总理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背后，则将中国新一届政府将要面对的改革难题显示得一清二楚。的确，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积累了中国改革的几乎全部代价，其灾难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换句话说，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事务。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经济会爆发危机的话，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将是中国的金融领域。对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未来金融困局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领导人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在这里，一个庞大的反金融危机计划已经正式浮出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一代财经首长与其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倒不如说是为危机而生的一代。他们从上一代手里继承的挑战远比他们继承的机遇大得多。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很有可能，他们将要度过的执政岁月，将是中国20年改革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但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注定要因为他们不能选择的历史际遇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周小川：激进还是渐进？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与他的前任戴相龙不同，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许多其他同事一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这种经历构成了周与前任在背景上的显著差异。许多人喜欢用周小川在国际会议上所表现出的熟练外语能力以及对国际金融趋势的精确理解，来证明周与众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长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带给周的惟一秉赋，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赋。如果人们注意到，周小川在8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人们就会发现，周小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追踪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型学者。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广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周小川恐怕是学术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熟悉当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国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象，在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吴敬琏等人合著）一书的书名中就能看到。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揽子解决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这个术语，与系统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义，其激进色彩相当明显。不过，这种激进思路很快就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所打断。90年代之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更加专业的领域。这从他90年代一系列的有关银行、财税体制，外汇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专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经进入了更加具体的行政操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肯定与他对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关。实际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人们，更何况思维活跃的周小川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80年代末期的改革现实已经将周小川从一个浪漫的理论家改造成了一个更加稳健、更加老练的改革操盘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渐进主义者。只不过，他对尺度的把握以及时机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练的技巧。毕竟，他已经不只是一位仅仅对鼓吹负责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的显然汇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书——《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中，周小川这样表达了他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