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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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目谄�还是满大的。一般来说，升得快就意味着降得也快，可当时金富式的情绪高涨，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因为他个子太矮的缘故，本来和别人上了同一级台阶，也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所以，金富式有意无意地总在半抬着一条腿，准备一有机会就再上一个台阶。可能是他老半抬着一条腿，重心不稳吧，不知被谁一胳膊肘就给挤了下来。那天我的火气已经泄了一大半，但既然已经来了，我想还是到报社门前的酒馆里见一下金富式为好。
　　在酒馆里，我无意中跟金富式谈起了去巴西的事，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好奇的成分，和想隐隐约约、闪烁其辞地透露一下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的事。
　　人们谈话时，在有些情况下说，说者无心听者却确实有意，所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能产生敲山震虎的效果，或某种意外的联想。如果说：“我们一起吃饭去吧！”旁边就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想，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或者有人说：“最近我的肠胃一点也不好。”就会有人接上话茬：“看来是得运动运动了。”假如有人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有的公司为了让职员都去打高尔夫球，还给大家发补助金呢。”便可能有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说：“自从工资走银行的账起，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再打个比方，若是有人说了一句：“来块三明治，再要一杯烧酒，快活快活。”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前面有一家三明治店，是刚开张的，听说味道很不错。”“是啊，那咱们就去呗。”人们的对话有时很有条理，有时又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我和金富式的对话也是这样东拉西扯。
　　金富式一听巴西，就像一条眼镜蛇突然看见了猎物一样，一下瞪大了三角眼，顿时来了神儿。他点燃了一支烟：“啊，你们是要见球王贝利，是吧？”
　　他一边嘀咕着，一边陷入了沉思。我瞟了他一眼，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即使我告诉他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是祖鞠出的，也会因为事情本身使他受到的巨大冲击而感到十分尴尬。过了一会儿，金富式摁灭香烟，耷拉着眼皮，眼睛里却闪烁着似乎已经拿定什么主意的狡狯的光：“我当你们的后盾，你们试试看吧。”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体育专版不是演艺人的舞台吗？和演艺界人士交涉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去找贝利，让他往韩国发邀请信！”
　　我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可金富式却像一个快手记者一样，仔仔细细地做起笔录来：“那就是说，整个活动是由专场演出和足球赛组成的，是吧？”
　　“好像是。”
　　“那你就斡旋一下，搞一个演艺人足球队带去不就行了。什么时间去打猎？”
　　“打猎？”
　　“你们也不安排打猎，就要把那些谁的话都不听的演艺界人士带到巴西去？”
　　“崔先生已经招待过他们了，准备下周动身。”
　　当时，我就没敢说这件事落实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把动身时间再往后推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当你们后盾的话，你们得先给我一个日程表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该不是说你也要一起到巴西去？”
　　“不，不是我，是我们部长。”
　　到现在我才看清金富式的内心世界。看来，他还是那个老毛病，一有空子就要钻。听说金富式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纸编辑，也就是他所说的部长，对他是一种压力，又是一个威胁。部长深知“后生可畏”这句话，他总把金富式看成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野心家，事事处处都和他过不去。这几天，金富式正在研究如何使部长转变态度的对策呢。巴西之行有两个好处：舆论机构作后盾这是不成问题的，体育版比日报的正版版面还要多。写一两篇报道就可以取得参加巴西访问团的许可，把这个作为礼品献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编辑部长，让部长高兴，可是个不用吹灰之力的大好机会。由于金富式的苦心经营才使部长能到巴西采访、观光，部长回来后对他的看法自然会比以前好得多。如果再搞得轰动一些，不，简单地说，假如祖鞠真能和贝利接上头的话那可是福从天降了。下个月是报纸创刊三周年，可以把贝利请到韩国来，这样报社就会赏识自己，说不定下次人事调整就有可能到正版编辑部去工作了。这些鸡生蛋、蛋生鸡的想法就像电影一样，瞬间在这个以优异成绩从名牌大学和海军陆战队毕业的金富式的脑海里闪了过去。
　　金富式的脑子是不是转得太快，到现在还收不住呢？他又冒出了一个新念头，让我也为之心动。金富式所在的那个编辑部一两个月以后计划招聘新记者，他想向部长推荐我。这样一来，部长的巴西之行就不光是金富式的事，也成了我的事了。正如斗焕所说的，我的性格和特长都很适合待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当报社编辑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公司越小越容易实行“全体职员干部化”。就像祖鞠那个公司，本来就两部电话，他偏要申请一条小总机线，名片也一定要在电话号码后面注上“小总机”的字样，装成大公司的排场。对我也是这样，公司本来就我一个人，经理兼职员，可名片却印得好像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老板。我原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公司来的，可情况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我越来越脱不开身了，就像一股洪流过来你不可能不被卷进去一样。如果当初我不向广告公司递交辞呈，就不会卷入这场荒唐而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如果不是崔先生要委托出自传，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迅速撤手。最有吸引力的却还是金富式的提议，我越想越觉得报社编辑那把交椅应该由我来坐。我生性不爱见人，就爱坐在一个地方用红笔圈圈点点，挑别人的毛病。这几天来当编辑的想法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着，久久不能散去。
　　我把金富式的想法告诉了祖鞠。后来，还发了传真，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崔先生。没几天，崔先生真的寄来了三张飞机票。祖鞠可来劲儿了，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工作计划为由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电话，向大家吹去巴西的风。乐园打糕店也着实“红火”起来了，祖鞠的公司花两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元）〖HT〗买打糕，这是公司建立以来头一次。打糕店老板的那口子——和平洗衣店主人听了以后也顿时兴奋起来，她赶忙上楼来，说前年总经理让她干洗大衣的钱还没给，现在能不能把账结了。祖鞠咬了咬牙，准备给她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可这五千元也是从升洲那儿借来的。升洲从钱包里掏钱的速度快得惊人，不想让洗衣店老板看出破绽。这两口子拿到钱以后，洗衣店老板跟丈夫说：“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公司像这个公司一样配合默契，掏私人腰包都那么麻利。”
　　离去巴西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申请签证时间够紧的。这几天，祖鞠和升洲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们为了凑足旅费和买短裤、魔镜等什物四处奔走。人还没去，先打听巴西有什么特产，一定要给某某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以不负他的托付，等等。至于业务嘛，你就是说上一千遍，他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什么也听不进去。
　　打猎可不是打只野鸡、抓个兔子大家一笑就完了的事。专场演出能不能按计划进行，环境适合不适合，都得打听好了。另外，收支能不能平衡，划不划算，这也得好好筹划才是。那儿的侨民人口的总数，能有多少人对这专场演出有兴趣，市场可行性如何，都需要进行调查了解。而且，还必须勘察现场，租赁道具，物色合适的人搞横幅、广告及对外宣传。演出场地的规模、设备及剧场门票的制作，都得具体落实。不仅如此，既然是一个演出团体，那这些人的食宿、交通都得考虑周到了。还有，要举行足球比赛，球队的组织、场地租赁等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演艺界人士都是些大忙人，去一趟巴西，少不了要先给他们支付保证金。他们也是因为可以去巴西玩儿一趟才同意的，日程也得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虽然旅游观光并不是去巴西的主要目的，但祖鞠和升洲的脑子里却〖JP2〗只留下了这件事。其余的，他们总是说，崔先生会安排妥的。当时，我气急了：“崔先生是赞助公司的代表，他想的是怎样才能往自己腰包里捞钱，负责业务企划的公司是我们，是我们！这一点你们搞清楚了。”
　　〖JP〗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没问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那个得意劲就甭提了。无论谁到这个公司，时间一长，都学会了跟着巫婆跳假神，什么开空头支票啦，遇事打哈哈啦，等等沾上一身的坏毛病。稍微一提，这些人就搬出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那一套，唱起“谁又拿我们怎么样，谁又拿这些事怎么样”的老调。他们老说我把人生看得太悲观，老觉得世道太黑暗。我也针锋相对，对他们说，那你认为是光明的时候，为什么不主动去拥抱它，谁像你们成天胡折腾，混一天算一天？！这也算是我对朋友的一点忠告吧。
　　崔先生把飞机票寄来了，我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就加深了。如果他真在巴西的侨民社会根深蒂固，也许在一些事上能帮我们的忙呢。可事情远不那么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电视上进行报道的事到现在都没有落实下来。按照一开始订的计划，巴西的专场演出是要作为春节特别节目播出的。要把巴西侨民移居三十周年作为主题，把文章做得大大的，让大家浏览一下故国的山川，听听充满激情的乡音，表达出对各位父老乡亲的眷恋，然后再播放专场演出。中间时不时地插播巴西风光和有所建树的侨民代表的讲话，就能成为很有吸引力的特别节目了。专场演出如果不能上电视，那些有头有脸的演艺界人士就没有必要到巴西去，而崔先生也就没有赞助的理由了。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崔先生本人很想作为巴西侨民中的成功者上电视，至于巴西的韩人联合会会长啦，韩人教会牧师啦，律师啦等等，他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当初，计划要在巴西搞专场演出的人自然是总经理了。这个想法是他在招待广播公司干部时突然冒出来的。广播公司当场就欣然同意，并让他去从中斡旋。但这毕竟都是酒桌上说的话，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总经理一走，祖鞠可傻眼了，在社会关系上他是个门外汉，究竟当时是广播公司哪个领导答应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如果巴西之行上不了电视，那去巴西就是一句空话。就目前来说，这件事必须马上动手去做。祖鞠急得直搓手：从亚马逊密林活着回来的总经理也得传个话儿啊，哪怕是摩尔密电码一样的“天书”也好哟。眼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祖鞠只能干等着总经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遥控那些广播公司的头头，让他们安排在国内播放的具体时间。
　　去巴西的机票到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也传到了金富式的耳朵里。金富式就像拉满了的弹簧，“嘣”一下就做出了反应。第二天，马上把我引荐给了他的那位部长：“这位是我跟您说过的平山娱乐公司的金亨俊。那个野外摄影师金太星，经常到原始森林深处去探险，也经常上电视的，就是金亨俊的总经理。金太星下属公司的经理，是这次巴西之行的项目组负责人。”
　　“哦，是这样。快请坐！”
　　部长一边打招呼一边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我把准备好的计划书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这个文件是祖鞠的大话、升洲的小把戏和我的创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我拿出了吃奶的力气，绞尽脑汁，把那些谎话、昏话、胡话都杂糅在一起，再加工润色，写成了我认为是自己一生中写得最好的长篇报告。可是，部长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思去看我的计划书，要不是金富式从自动售货机拿来的咖啡需要腾地方放下，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只一门心思想知道观光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部长才把计划书翻了一下，说，报社的这次采访活动和专场演出没有关系，主要是为了庆祝韩国侨民移居巴西三十周年才去巴西进行现场报道的，即在旅游的路上顺便写几篇报道，像是自己报社花钱出去采访一样，拿点“猎物”回来填补版面。部长也和我们说好了，巴西专场演出的事可以登一两篇。报纸的权限，只是在宣传材料上用黑体字把有关人员的名字印得突出一些，醒目一些，仅此而已。
　　在报社休息室里，金富式和我都各自点着了一支烟。金富式偷偷告诉我，必须促成和巴西球王贝利见面的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