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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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页。这番话引发了台湾文学界有关台湾话文及台湾乡土文学的激烈争论。郭秋生以《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与之相呼应，他认为在日语愈益普及台湾话渐趋衰微的台湾社会，必须使用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只有这样乡土文学才能真正深入基层，才能拨动民众的心弦。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与黄石辉提出的编撰台湾话教科书、词典并组织研究会主张不同，郭秋生以为不如先整理台湾本地的歌谣编辑成册，以供民众阅读，这样才不至于又走入象牙之塔，他说：“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傅传播直去，所有文盲兄弟姊妹们随工余的闲暇尽了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这岂不是再痛快事吗？”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29日。至于台湾话文如何书写的问题，各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用白话，有的主张用罗马字，有的主张创设新文字。蔡培火即力主推广用罗马字拼写台湾话，并向总督府申请设立学校“对台湾人教习台湾白话字”。《台湾白话字许可问题，蔡氏被上访局长》，《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黄纯青则质疑另做新字会否因台湾话“往往有音无字，万一新字过多，反为不便”黄纯青：《与郭秋生先生论台湾话改造》，《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1日。。林凤岐提出从经济和现实两方面考虑，“由于历史的立场，台湾语言以中国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做标准”，“推行台湾音的罗马字，把他来注汉字的音”林凤岐：《我的改造乡土文学的提案》，《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2月5日。。这显然是一个综合的提案。然而，在整个日据时期始终没有一个方案能够让所有人、哪怕是大部分人满意，于是台湾话如何达到言文一致的问题便延续至今。
从台湾话文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连横编撰《台湾语典》时就是本着这一宗旨，他忧虑的是台湾话乃至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兴衰。台湾话文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台湾新民报》在它的社论中也提到：“中国是素称文教之邦，我们台湾人是汉民族的后裔”，台湾文学是一个“地方文学”，应“保持台湾地方文学的特色”。社说《台湾文学的整理和开拓》，《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1日。乡土文学论争的始作俑者黄石辉则称：在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在政治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话来支配，为适应台湾的现实社会情况，建设独立的台湾文化”。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换句话说，台湾话文运动是直面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并适应着这一特殊状况来对抗日语及日本文化侵略的，所谓的“独立的文化”的内核仍然是中华文化，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反抗色彩。台湾话文运动的干将郭秋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该运动的中国地方文化特色，他说：“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使我用啦。”“中国的白话文可完全在台湾繁殖吗？即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系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下），《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原来，所谓的台湾话文不过是中国白话文的台湾地方特色罢了，这就是台湾话文运动的角色定位。
还有一个例子，郭秋生曾云：“关于台湾话文建设的问题，我这回（1931年）到台中，访问庄遂性君，互相交换意见，知道他和张聘三君在十年前即有同样的提案，他们的自信，不但以台湾话文为文盲症的对症药，还期待以为台湾文化的急先锋，并且引以为完成中国国语之一助，益激励我辈之不可不贯彻初志了。”郭秋生：《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7日。在这里，台湾话文与中国白话文的关系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1）
日本殖民统治前期，台湾文学尚处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诗人的活跃和诗社的勃兴。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当时的历史境况，洪弃生有过这样的描述：“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是已。”洪弃生：《台湾战记》原序。在他的眼里，台湾的割让，怎一个“弃”字了得！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朝遗留知识分子原先经由科举考试达到升迁这一传统通道被彻底阻断了，他们的前途顿时陷于无望和渺茫之中，由此产生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恨和抵制。在日本人强大的武力和警察网络面前，又有人感觉无助乃至自暴自弃。台湾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国朝弃民的无奈和改朝换代的幻影，有人开始逃避现实，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在这一社会剧烈变迁时间段内，自发的萌生了出来；有人借诗言志，诗歌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口，诗社也成了他们相互联系、顾影自怜的好场所。在日本殖民者一方，台湾总督府在强化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另一面手法，笼络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如颁发绅章，举办扬文会等，企图将台湾民间的有力人士纳入殖民统治的新秩序之中，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旧知识分子的诗歌活动，日本殖民者从总督到日本官吏中的汉文学家及一般的爱好者，均积极的支持并参与其中，两者共同托起了日据初期台湾诗社发展的高峰，从而构成一幅奇特的殖民地文化现象。
诗社是台湾早期文学界的重要组织，栎社1898年初创于台中，1902年开始得到发展，主要成员有林痴仙、赖悔之、林南强、林仲衡等。1906年台南南社成立，主要成员包括蔡国琳、赵云石、连雅堂等。1909年台北嬴社设立，参加者有谢汝铨、林湘沅、洪以南等。形成了北、中、南三足鼎立的形势。其他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诗社还有如咏霓吟社、罗山吟社、凤冈吟社、西嬴吟社、莱园吟社、桃园吟社等等，1902～1920年间诗社总数在60家以上。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293页。这些诗社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击钵吟诗”。诗作的基本内容或是针对台湾沦陷发出感慨，或消极遁世，或无病呻吟。不少人还效仿中国历代隐士，试图不问世事，对现实生活采鸵鸟主义。但不论怎样，在异族占据国土，实施同化政策，并在教育上排斥中华文化、大力普及日语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活动对于保存汉文化，激发人们的故国情怀，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后期一些诗人附和日本殖民者而发表的一些媚日诗词，则应予以批判。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汉诗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较为有名的如馆森袖海、加藤雪窗、中村樱溪，乃至于总督儿玉源太郎等，儿玉组织的南菜园唱和，还一时轰动南北。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汉诗文社也是较盛行的，仅森槐南（泰二郎）曾参与的汉诗文社就有回澜文社、白鸥文社、菊坊吟社、星社、柳社等等。杨永彬：《日本领台初期日台官绅诗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吴密察编《台湾重层近代化论文集》，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111页。日本据台后，一些通晓汉文的日本人或归化日本的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人才被引入台湾，于是在部分拥有汉文素养的日本人和台湾士绅之间，开始了一种以汉文汉诗为纽带的交际活动。在日本殖民者方面，无非是想借着此类活动以收买人心，软化台湾人对总督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生于1920年代，此时台湾岛内外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浪潮汹涌澎湃，进入了所谓“大正民主期”，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也爆发了独立事件。台湾岛内自西来庵事件后亦逐渐从武装抗日斗争向非暴力政治运动转化，尤其是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的留日台湾学生首先起来组织启发会、新民会，与大陆、朝鲜学生及台湾岛内士绅相联络，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随之创刊的《台湾青年》、《台湾》杂志，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发表政见、抨击总督专制统治的重要舆论阵地。《台湾青年》创刊号“卷头之辞”是这么描述台湾知识分子是怎样渴望汲取新思想新文化营养的：“我辈在深思熟虑之后，遂有如此的觉悟：即广泛地倾听内外言论，该择取者则不分大小皆采为我辈之养分，并且不惜将养得之力，对内外尽力，正是我辈的理想、应该勇往迈进的目标。我所敬爱的青年同胞！一起起来共同迈进。”《台湾青年》创刊号，大正9年7月16日。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2）
台湾青年学子首先汲取了祖国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营养，向脱离广大民众、愈来愈显现出抱残守缺特性的旧文学发起挑战。《台湾青年》上较早就刊出了有关文学的文章，其中陈炘的《文学与职务》主张文学的任务在于传播文明思想，负有改造社会的使命，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责任；甘文芳的《现实社会与文学》则直接抨击了旧文人“击钵吟”的颓废和无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首次尝试以白话文来表述自己的主张，要求改变晦涩难懂、远离大众的古文，以白话文来改革文学，启发民智。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1～22页。从中可以看出日据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文学的最原始的期待，即①扬弃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②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社会大众服务；③主张言文一致，对接祖国大陆，使用白话文。1922年《台湾青年》改刊为《台湾》，学习五四精神，改革台湾汉文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黄呈聪、黄朝琴热情地介绍了祖国大陆白话文普及的状况，大声疾呼台人不写日文，不用古文，专用白话文写信、演讲，它适应了民族运动团体文化协会对大众进行思想和民族意识启蒙的要求，而与文学本身的契合尚不紧密。
真正向旧文学下挑战书的是留学大陆的张我军。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留学大陆北平师范大学，主要著作有评论《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小说《买彩票》及诗集《乱都之恋》等。针对当时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派及其“击钵吟”日益与社会脱节的状况，张我军连续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旧文学家们“是反对新文学而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对其声称新文学主张“汉文可废”的荒唐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还将矛头直指“击钵吟”，“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是和我在前段所说的‘人为什么要做诗’的原义相背驰的。我们如果欲扫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末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风潮不可”。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张我军选集》，时事出版社，北京，1985，第23页。振聋发聩的呐喊，惊醒了台湾的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一方面促进旧诗人的分化及旧文坛的衰微，另一方面，张我军等人还引进了新文学最新思潮，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新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其与祖国文学乃至祖国文化的血脉关系，并介绍了祖国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状况，后来还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使得台湾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