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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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昭和17，第256页。
据台北帝国大学教授园部敏的统计，截至1943年2月10日《台湾经济统制法令一览》所列的统制法令计有3大类202种，实施细则、施行令及施行细则70种，统制法令之繁杂可见一斑。统制内容包括一般性统制、物质统制、物价统制、劳务统制、事业统制、团体统制、资金统制、贸易统制和运输统制等袁颖生：《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第44～46页。。虽战时统制是一般国家保障军事实力和战争运转的常见形态，但如台湾地区这般统制之严密、法令之苛细却并不多见，譬如将稻秆及其加工品、落花生、甘薯等等都纳入配给统制，统制经济的广泛和彻底充分体现了日本殖民者将台湾牢固地绑在日本战争机器上的决心。
第七部分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1）
殖民地经济是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大架构的组成部分，是日本的原料来源地、资本投资地和商品倾销场所，在日本帝国经济的内部分工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长期直以来都是台湾经济的基本定位，台湾是日本的粮仓和糖库，“战前台湾经济发展以米糖输出为轴心相当有效率的发展着”沟口敏行：《台湾、朝鲜的经济成长》，岩波书店，东京，1975，第161页。。然而，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其在日本帝国内经济圈内所扮角色的转换契机，台湾开始了它历史上第一次的工业化进程。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渐升级，为了支撑对外扩张及未来与美英决战的经济基础，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日本殖民者在台湾逐渐加强了工业建设，随着日月潭水电工程的建成，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日本内地的一些重化工业和军需工业开始转移到了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路受到封锁，交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凸显出来，为此，台湾的经济自主性和自给性要求提高了，除农业部门外的工业的发展已成为台湾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利益所在。加上台湾自身农业产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度高速发展遇到了技术、市场和人口的压力，也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即从以往的专重食用作物（如水稻、甘蔗）的生产转向工业品及其原料的生产。总之，台湾经济的原始殖民色彩需得改变，也就是从单纯的资源榨取转变为进一步发展工业以更有效的利用台湾的廉价能源和劳动力，从而获取超额利润，以符合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体制的要求。
1938年实施的“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是台湾工业化付诸实践的开端，在工业部分应扩充的对象为硫酸铵、铝、苎麻布、黄麻部、琼麻制品、香蕉纸浆、蔗渣纸浆、天然香料、棉子油、米糠油、蓖麻子油、猪皮、牛皮、火柴、洋纸、火石、硝酸钙、苦汁、碱和机械类等，50％以上为新建产业，要求生产力须扩充2～3倍以上。矿业部门则着重在煤炭和石油原料。其中铝、工业盐、电石和硝酸钙等于电力关联的产业，与日月潭电厂的落成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又可将东南亚地区原料输入和直接运用于台湾，发挥台湾的地理优势，且与重化、石油、军需等国防工业密切相关。倚靠经济统制制度对军需工业的政策倾斜，台湾的战时工业化得到了资金、资源和政府力量的强力支持，据1937～1939年的数字，各类企业的资金用途上，工业始终高居首位，平均为75％；金融机构贷款也是以军需工业有关者优先得到。工业化所需资金一为政府的投入，次为日资企业的投入，再为动员台湾土著资本，最后是强制购买国债并将其半数作为工业化的资金。台湾总督府除了在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协助外，还直接拨付补助金整顿研究机构、训练技术人才、扩充交通设施等，参看下表6…1。
数字统计显示，1937～1941年间台湾总督府投入巨额公共财政资金编列工矿业振兴及改善运输经费预算，可见其推进台湾工业化的决心，虽然以军需工业及配合日本战争需求为其侧重点，但对台湾工业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在台湾的工业历史上，食品加工业（实际就是制糖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它利用台湾丰富的甘蔗原料制造砂糖及其副产品酒精，供应日本国内及国际市场，为日本节约了大量的外汇，给日本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业化阶段的台湾，为配合战争的需求，重化和军需工业是发展的重点，其基础除了充沛的电力外，由于岛内矿产资源的缺乏，还需要从岛外输入原材料。由于台湾地理位置靠近南方，东南亚成为台湾工业化的重要资源供给地之一，台湾的电力、日本的技术加上海外资源相结合，构成了台湾战时工业化的主要生态构架。在此一模式下建立的重要工厂包括高雄花莲港的日本铝业（原料来自荷属印尼）、高雄的南日本化学工业及旭电化（原料来自我国东北及台湾岛内）、花莲的东邦金属（原料来自南非、缅甸及西伯利亚）、基隆的台湾电化（原料来自旅顺、大连及日本国内）、松山的台湾电力（原料来自越南、菲律宾）、花莲的东洋电化（原料来自南洋群岛）、高雄的台湾特殊窑业（原料来自福建金门）、台北的南海兴业（原料来自朝鲜和日本国内）、台北的台湾橡胶（原料来自南洋及台湾岛内）等等。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109～111页。
1941年10月，台湾总督府召开“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规划台湾的工业化和交通发展。会上提出“工业振兴方案”和“交通设施整备与扩充方案”，要求台湾加大电力及煤炭等能源开发，规划工业区和资金供给，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和与南方原料相衔接的工业；交通方面，统一管制台湾交通，重要统制物质优先运输，加强陆海运输能力，改善台湾与日本内地的交通，建设以台湾为中心的南方交通圈。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次生产力扩充计划”，对军需工业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南方资源的获取也是方向之一。对于台湾重要产业——糖业也实施了改革，即减少甘蔗种植面积，以浊水溪为界，“南糖北米”，同时促进台湾各大制糖厂合并。由于台湾受战争影响与日本内地和外界的交通愈益困难，经济自给性的要求更为强烈，为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台湾的民生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如酱油、醋、味精、食用油、药品、电池、电灯等等，均倡导自行制造，因而消费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七部分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2）
1943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盟军的打击，前线吃紧，对后方补给要求大大加强了，台湾也在此背景下实施“台湾决战态势强化要纲”，强调急速增强军需生产、粮食生产，实行国民动员，提供应急劳动力。随后颁布的“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针对台湾被盟军潜艇封锁这一现实，在工业方面更注重利用台湾本地资源，如制糖业的副产品酒精可供飞机燃料，以及对台湾木材的利用等。1944年后，台湾岛遭受轰炸，本身就成为战场，该年8月总督府发布“台湾战场态势整备要纲”，要求将所有设备、技术和人力均投入战争使用，紧缩一般民生需求，以应对危局。日据末期台湾规模较大的新兴工厂主要有台湾重工业、高雄制铁、前田砂铁钢业、东亚造船、起回造船、高雄造船、南方水泥工业、台湾窒素、台拓化学、台湾花王有机、东亚制纸、植松木材、台中州酱油、南日本渔业统制，行业涉及金属、机械、窑业、化学、木制品、食品等。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绩效，从1930～1945年若干工业产品统计数字中即可略见一斑：铝锭从零到1941年最高12204吨、水泥从121961到最高点1944年的303438吨、碱从零到1944年的6949吨、氰化钙从零到1941年的12647吨、过磷酸钙从14154到1944年的25449吨、发电量从179197092千瓦时到1943年最高1195326828千瓦时。以工业产值计，依物价指数折算后1931～1942年增加约60％，可谓发展迅速。然而我们看到，在工业结构上，食品工业一直都是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主干，1940年前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0％～70％，1942年也占50％以上。在工业化时期得到重视的化学、金属、机械三类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最高仅为22％，各类工业投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展开而有了大的提升，但亦始终是食品工业占首位。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化虽然改变原先一面倒的注重食品加工业——实即制糖业的状况，优化了工业经济结构，但台湾工业的总的态势并没有（或者说还未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日据后期台湾的工业化促成了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农业与工矿业产值比率的变化上，1938年工矿业产品产值已超过了50％，“足征台湾彼时已非以农业为重心之经济”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37页。。工业产品结构中，1942年轻工业占739％，重工业占261％，后者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台湾人口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张汉裕依据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标衡量，认为台湾在日据末期已达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亦即进入了初级工业化社会《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40页。。
再来看战时台湾总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进基地化”。众所周知，台湾地处日本与南中国及东南亚交通的中心点，是日本南进的跳板，也是日本获取南方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据台后，积极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南进（对东南亚）及对岸（对华南）扩张，在这当中台湾总督府扮演着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执行者的角色。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官民一致”地主张强化对南方的开拓步伐，并为此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作为负责向华南和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实体。“七七事变”后，台湾在日本南进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孤立，对经济自给性的要求十分紧迫。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经济分工体系逐渐被规划和建立，即由台湾供给米、糖、电力，朝鲜供应米、电力、金属，伪满洲国提供铁矿、煤炭、大豆，华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盐，南洋群岛提供磷矿、磷酸盐，荷属印尼提供石油、铁矾土，马来西亚提供橡胶等。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41～42页。台湾的地位相比战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后伴随粮食过剩危机而来的日本国内对台米需求大减，加上世界甜菜糖业的兴起及南洋廉价糖的输入，台湾作为米糖供应者的地位在下降，“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面临着挑战。台湾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限于岛内资源的贫乏，外来资源的获取和市场的开拓便成为重要课题，而这又正是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优势所在，“工业台湾、原料南洋”的转换格局逐渐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项主要施政内容，对于战时台湾南进政策，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1941年台湾临时经济审议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今正举国家总力迈进中的支那事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民族未曾有过的大业，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区域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推进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并且在这一国策推进过程中本岛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显得日益重要。因此，为了圆满达成此项重大使命，不仅要谋求农业生产的增强，更绝对有必要进一步期待本岛工业化时期的振兴即高度化及陆海空紧密结合的交通通信网络的完备。所幸本岛电力煤炭及其他资源、劳动力丰富，且在南进上有着人、物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地利上有着极其有利的优厚条件，在此基础上，加上物质、技术、资金及内地、外地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相信得到飞跃发展乃是可以期待的。”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