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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魇榈辏ū保�1980，第535页。可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属于小工厂，30人以上的工厂仅为总数的47％，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工厂属于手工工场。据测算，1915年手工业雇工人数为89844人，即占全部制造业雇工人数的754％，到了1940年雇工人数为43616人，所占比例降为253％。何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88页。这是随着近代化建设工业企业发展而带来的必然趋势。
下面再来看台湾的工业布局。1941年底，使用动力及雇工5人以上或有同等设施的工厂，总计有8895间，按地区分布，情形有如表2…2。
总的看来，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发达地区为西海岸，其中以台北、台中、台南为三大中心，至于东部及澎湖则相对落后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地理及资源条件所限制。
整个日据时期台湾的工业结构变化状况，从历年各类工业间的产额升降可略窥一二，表2…3为我们展示了1921～1942年间台湾各类工厂生产额变迁情形。
说明：杂业包括印刷业、木材业、窑业。
第三部分工业发展概观（2）
由上大致可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结构的变化情况，食品工业在整个日据期台湾工业中均占主导地位，到了日据末期其比重从746％降为61％，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为化学及金属工业，反映出台湾工业结构从倚重食品工业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这与日本殖民当局1930年代后实施的工业化政策有关。但从各类工业产值绝对额来看，食品工业在1940～1942年间仍占总值的61％，约40600万元，表明工业内部结构仍未能达成根本性的变化。
台湾的工业组织大致可分为会社、公司、组合、合资会社、合名会社，小规模的工厂占工厂数的90％左右，为绝大多数。从1906～1937年的31年间，株式会社数从11个增至757个，实收资本从10684万元增加到40022万元，分别增加了69倍和38倍。株式会社发展的黄金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期，据称：“在欧洲战乱末期狂热时代，化学工业、机械器具、制粉及其他新工业陆续兴起。”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其中“在大正七、八年迎来了领台以来未曾见过的发展”。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1918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20018万元，实收资本13029万元，1919年猛增至资本总额37547万元，实收资本20500万元，1920年更分别进至54547万元和30952万元，两年之间，资本总额增加27倍，实收资本增加24倍；到1922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突破6亿元大关，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状况。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在这之后，由于东京大地震、金融恐慌、战后欧美势力重返亚洲及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台湾株式会社热骤然降温，进入所谓的“整理期”。各会社或减资、或解散、或合并，资本总额和实收资本在1931年分别为44538万元和17121万元，仅相当于1918年的水平。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再从资本来源看，以1929年为例，该年株式会社中投资于工业的实收资本额198941369元，相当于同期株式会社实收资本额的725％，其中日本人投资180496787元，为该年工业实收资本额的907％，台湾人投资额仅为16786171元，占84％，也就是说，工业投资的绝大部分来自日本人，详见表2…4（转见下页）。日本资本在工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台湾人只有在农业和一般商业中才稍稍超过日本人。对于日本资本还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殖民地时代台湾的日本资本可分为在日日本人（或称为不在台日本人）和在台日本人两种，投资台湾的日本资本属于何种类型。
说明：表中为资本在20万元以上之株式会社。
表2…5显示，台湾的株式会社投资有67％来自日本国内，31％来自台湾本岛，此乃按地域划分。如果以在台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为界，则近21％～24％的资金来自在台日本人，其大部分是来自在日日本人，正如陈逢源曾经指出的那样：“（台湾的）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内地（日本）资本进行。”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388页。另据1936年的调查报告，台湾、明治、盐水港、帝国、昭和五大制糖株式会社的资本额中，来自日本国内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额的98％、996％、922％、957％和278％。周宪文：《台湾经济史》附录二，开明书店，台北，1980。可见，在台湾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制糖工业中，除昭和制糖外，几乎全部投资均来自日本国内，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必须指出的是，来自台湾岛内的投资大部分也还是由在台日本人进行的，也就是说，日本资本在台湾工业界居绝对的垄断地位。
还应关注的是日本垄断财阀对台湾的投资。日本财阀对台湾的投资在日本据台伊始就已开始出现，如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与台湾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在制糖业中，有大量来自日本国内保险、银行系统财阀及三井、三菱、安田、古河等财阀的投资。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财阀在台湾工商企业界进行更为广泛的投资，三井很早就插手台湾的矿山、樟脑和制茶业；三菱则创立图南产业、日本铅业、东台湾电力兴业，控制颜氏家族的基隆船渠，并改组为台湾船渠会社；古河财阀创建东邦金属制炼、旭电化工业、高砂化学工业和台湾有机合成会社，成为台湾岛内化学工业的重镇；日产康采恩更广泛参与台湾各工业投资，包括采矿、采油、化学、食品加工等等；日曹主要进行金属镁、碳化钙、盐素的生产活动，参与投资的主要有南日本化学工业、台湾制盐、南日本制盐等；安田则注重于台湾纤维工业的投资，主要的会社有台湾制麻、台湾黄麻等。日本财阀对台湾的投资几乎遍及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并且还通过参与手段控制了台湾为数不多的土著资本企业，成为台湾工业界的垄断巨头，直接掌控了台湾的经济命脉。统计表明，1945年总社在日本的日本国内财阀在台湾的投资约有2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0％，三井、三菱、日产3家大财阀又占日本国内财阀投资额的82％，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投资主要来自日本资本，投资台湾的日本资本主要是日本国内财阀资本，而这种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财阀和大的康采恩身上，台湾名副其实的成为殖民宗主国垄断资本的投资场所。
第三部分糖业帝国主义（1）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重心，毫无疑问是在于食品工业，不仅产值居首位，利润率也是较高的，台湾工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在于食品加工业，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制糖业，1926年台糖产量占日本帝国糖产量的80％。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日本人吹嘘道：台湾的糖就像朝鲜的米那样对日本帝国做出重大贡献。台湾日日新报社：《台湾产业的一个转机》，台北，昭和5，第25页。更进一步，正如陈逢源指出：“台湾的糖业政策并不仅仅是糖业政策，而且是典型的日本殖民政策的缩影。因此，不了解台湾糖业的实情，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殖民政策的特质。”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如此说来，详细讨论台湾糖业发展状况，对于分析台湾工业发展特征，探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确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制糖业原以甜菜糖业为主，1894年日本国内消费量3182250担，而其生产量为900160担，仅及需求量的283％，必须大量进口以满足需求。1895、1896年在东京、大阪成立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和日本精糖株式会社，但由于国内原料来源缺乏，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占据台湾之后，日本殖民者获得了一个拥有广大甘蔗原料和悠久制糖传统的殖民地，这不啻给日本衰弱的制糖业打了一针强心剂。1896年总督府即着手解决台湾糖业发展问题，1898年杉山茂丸即提出：“万事先以确立砂糖为台湾经济之本”的主张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东京）。，并不顾井上馨的反对，将八重山糖业会社的旧机器运到台湾。1898年山田熙还提出3000万元的台湾新式糖业计划。1899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赞同山田的计划，然而，由于当时岛内战乱频仍，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高利率的情形下，吸引资本到台湾成为一个难题。最后由三井财阀出资创设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资本金100万元，其中50万元5年内由总督府给付6％的年利，杉山运输到台湾的旧机器以低于原价6万元转让给三井，第一个新式制糖厂终于在1900年成立。
台湾本地制糖业原为糖廍，日本占据后，清代传承下来的糖廍仍是主要的生产机构。殖民地初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改良糖廍以增加糖产量并提高蔗糖品质，即便在新式制糖厂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改良糖廍仍有较大的发展。1901年3月，日本内阁通过砂糖消费税法案，糖价下跌，给台湾糖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台湾总督府强化了糖业保护政策，5月，聘用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为殖产局长，9月，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分析了近期岛内糖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台湾糖业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为：改良甘蔗品种和耕种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政策上，发布糖业奖励法，建立临时台湾糖务局，加强技术指导，购入国外优良品种，促成产糖组合组织，引导日本国内资本到台湾投资糖业。他并指出，改良糖廍只不过是走向大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途经而已。总督府立刻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意见，儿玉源太郎总督于11月发表了以糖业为中心的保护产业发展演讲，1902年6月，以律令第五号颁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则》，设立临时台湾糖务局，新式制糖工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2～1904年间有7家工厂先后建立。与此同时，又输入了爪哇玫瑰竹种，补助蔗苗费、肥料费、制糖机械费等等；对于因耕作甘蔗而开垦官有地者，垦成后无偿赠与，其所建之灌溉设施，无偿借予官有地。为进一部限制旧式制糖手工业，1905年6月颁布《制糖场取缔规则》，规定凡欲设立新式制糖厂者，必须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并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原料采取区，在该采取区内，未经批准不许新设制糖厂，区域内的甘蔗未经许可不得运出区外，亦不得用作制糖以外之用途，区域内农民有决定自己耕作作物品种的自由，不过，由于经济及其他种种原因，农民往往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种植甘蔗。
在总督府保护政策的扶植下，新式制糖企业大为发展，1907年盐水港、明治制糖会社成立。1909年新高制糖会社彰化、嘉义二厂设立，东洋、苗栗、高砂等制糖会社先后进入台湾制糖业。1910年台湾引来了更多的新式制糖厂的诞生，台北制糖株式会社、北港制糖株式会社、斗六制糖株式会社、帝国制糖、中央制糖等等，台湾的新式制糖厂从1908年的8家，到1909年升为15家，1912年达到了29家。杨彦骐：《台湾百年糖纪》，猫头鹰出版社，台北，2001，第43～44页。1910年更设置台湾糖业联合会的卡特尔组织，垄断产量、价格及输出。1916年，因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上世界甜菜糖业衰退，砂糖供不应求，台湾糖业趁势拓展对外输出，先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芬兰、西班牙及土耳其，制糖会社资本股息高达100％，最高者（如新高制糖会社）达到200％，台湾新式制糖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台湾制糖业新旧势力消长情形。
资料来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63页。
第三部分糖业帝国主义（2）
由此可见，1905年新式糖厂8间，产量28651千斤，而旧式糖廍1055间，产量74432千斤，旧的制糖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09年新式制糖厂15间，产量118798千斤，而改良糖廍和旧式糖廍共计622间，产量却仅85081千斤，前者首次超越后者。到了1918年，新式制糖厂有36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