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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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贝特指出，西方思想更多地把世界看成孤立的客体，而东方思想更多把世界看做是存在于整体语境之内的关系。西方思想注重个人，东方思想注重集体。在东方，个人身份无法脱离与自身所从属的集体的关系。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Rosemount）写道，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就集体而言，他们为我们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独特的个人身份图案，因此，倘若‘我’的某些角色改变，其他人的角色也必然会改变，从而实实在在地把‘我’变成另一个人。”＇14＇
东方思想同样适合理解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西方思想，特别是美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倾向于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付出行动来解决或克服各种矛盾，相信它们阻碍了纯粹的知识和进步。尼斯贝特注意到，东方思想采取的是这种观点，即：“若要理解和鉴赏某种事物状态，就需要经验它的反面。”＇15＇在这种秩序下，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
儒家、道家和佛教都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系统观点。“所有这三种方向，”尼斯贝特说，“都关心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16＇每个事件都与一切其他事件相联系，这种观点使得亚洲思想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联系，而非孤立的现象。
据尼斯贝特说，对关系的持续关注同样使得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美国家长注重客体，教育他们的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种“彼我对立”的思维方式。亚洲家长用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帮助孩子们“期待与其他人进行互动——他们或许不得不和这些人一起协调自己的行为”＇17＇。
毫不奇怪的是，由于他们更强烈的整体化倾向，亚洲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的观念，而据政治学家武者小路公秀所说，东方的方式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相反，假定他要根据环境调整自身”＇18＇。在实践中，亚洲人已经和西方人一样擅长为了短期商业目的而操纵、毁灭环境。然而区别在于，西方对自然的掠夺是启蒙主义世界观的重要部分，而在东方，目前给环境带来危害的政策至少是和亚洲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格格不入的。
由于亚洲人执著于关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了解“道”的兴趣胜过了发现真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知道如何同“他者”发生联系，而非知道如何获取“他者”。如果“道”听起来可疑地近似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那么它的确如此。
由于他们对和谐关系及整体福利的强调，亚洲人更可能强调集体的成功，而非个人的私利。的确，尼斯贝特提醒我们，在中国“没有‘个人主义’一词。最接近的词就是‘自私’了”＇19＇。
试着想像一下，亚洲思想怎样才能把握美国梦的精义，强调个人、自我进步、自主和排他的吧。尼斯贝特用这种方式总结了亚洲人的思维模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东亚人生活在个人是更大的整体之部分的互相依赖的世界里；西方人生活在个人是单一自由行动者的世界里。东方人重视成功和业绩（就它们好的意义而言），因为它们也显示在他们所从属的群体上；西方人重视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个人优点的徽章。＇20＇
乍看之下，亚洲的思想倾向似乎天衣无缝地适合于网络式的世界和全球化社会：它强调关系、包容性、共识、和谐以及全面思考。很大程度上，这种共同的思想框架也可能很好地服务于亚洲社会，在日益彼此连接、彼此依靠的世界上，帮助它们探求建立跨国政治空间。但另一方面——或许这只是我的西方偏见吧——亚洲思想中对个人的区别性特征强调似乎不足，而后者却能够使每一个人体会到深深的个人责任感，要在新世界开拓自己的道路。亚洲方式往往不能容许释放个人。倘若自我没有全部为集体牺牲，那么，至少为了增进集体的福利，它常常压抑自己发挥全部潜能。如果美国的思想倾向过于个人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么亚洲思想也应该同样受到批评，因为它过度倾向于“集体思维”。两种思想的任何一种都并非完美地适合于这个彼此联结的世界。新技术是分散化、民主化的，但同时又是全球联合的，因此它们同时滋长了极端个人化和极端一体化。创造新的人类前景，把两种似乎矛盾的力量共同带进新的合题式关系，这是使接下来的时代成为人类历史转型期的关键。
我个人相信，在美国的极端个人化与亚洲的极端集体主义之间，欧洲处在最佳的平衡点，并将带领我们走向未来。欧洲人的感受力能够同时容纳个人精神和集体责任。就欧洲的理想能够融合美国人和亚洲人不同世界观的最优秀的特质而言，它的梦想将成为东西方共同渴望的理想。
《欧洲梦》 第二部分消极罪恶和普遍伦理
消极罪恶（ColdEvil）和普遍伦理
建设全球意识要求一个完整的人格，能够在全球竞技场上把个人自由意志和集体责任感结合起来。接受他人的人性乃是深度的个人行为。它要求每个人认可“他者”。尽管集体有助于调节个人行为并使它的成员倾向于具有同情心，但这种感情本身必须发自个人，而非集体。集体责任能够插手的地方就是保证普遍人权、建立行为准则和执行规则，以确保服从、惩罚越轨者。
那么，欧洲梦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普世梦想呢？它将必须结合一种新的行为准则，允许个人完全理解他或她的个人行为和选择是如何激起千层涟漪、影响世界其他部分的。只有当个人道德和伦理也同样普遍化时，普遍人权才能成功。
欧洲梦已经开始推进普遍道德的事业，但还只是试探性的。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元叙述总被报以怀疑，而任何普遍道德的言论都可能遭遇到紧张的恐惧感。毕竟，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主义“万用模型”观点的反动，不论那种模型是某种特定神学还是意识形态。但普遍人权不也是元叙述吗？在人权之前冠以“普遍”一词显然蕴含着这种意味。权利不能不伴随着行为准则而存在。所以，倘若权利是普遍的，那么也就得有种普遍道德准则来与之相伴。
至少在西方，我们现有道德观念的问题是：它们过于线性和地方化，无法调节往往具有深远影响、本质上系统化的行为。西方道德来自十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属于我们可以称作是内在、可证实、因果性的道德。谋杀、抢劫、伪证和通奸，这些都是由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犯下的容易界定的行为。此类行为相对容易追查责任。这些例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积极罪恶”（hotevil）。
但是，在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到其他所有人，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道德，人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罪恶”（ColdEvil）（“罪恶”一词具有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意义，是用来表达不道德行为的概念）。消极罪恶是这样一类行为，其效果距离导致它们的举动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察觉不到其中的因果联系，感觉不到做错事的罪恶感，不会实施集体责任来处罚越轨的行为。
举例说，数百万的美国人驾驶SUV（运动型多功能车）。驾驶这类车比其他车型每英里消耗的汽油要多得多，因此向大气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增加全球变暖的风险。尽管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驾驶SUV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美国人却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尽管他们可能看到电视新闻报道，把创纪录的降雨、沿海洪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归结于全球变暖的影响，但他们不大可能把自己驾驶一辆SUV和其他某个地方发生的不幸联系起来。并且，即便他们的确猜测到某种因果联系，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像另一种情况下那样——例如说，他们在狂风暴雨里的某个海岸地区鲁莽地驾驶着自己的SUV，撞在另一辆车上，导致驾驶者和乘客的死亡——感到同样深刻的悔恨和罪恶。
或者另举一例。数百万的欧洲和美国年轻人穿耐克这类名牌运动鞋，却没有料想到这些鞋可能是在越南某个血汗工厂里制造的，那里的童工在最严酷的工作条件下受到剥削。倘若他们被告知这些状况，他们是否会在明知自己加深了另一个半球受剥削儿童的不幸的情况下，依然购买这些鞋呢？
发达工业国家里，成千上万条件优越的消费者享受着高肉类的饮食，从没料想过他们对食物的选择和第三世界日益加深的贫困之间的关系。如今，世界谷物生产的36％被用作牲畜饲料。在发展中国家，自1950年以来，供动物消耗的谷类生产比例已经增加了三倍，现已超过了谷物总产量的21％。在墨西哥，45％的谷物是牲畜饲料，在埃及是31％，在泰国是30％，在中国是26％＇21＇。悲剧性的是，全世界80％的饥饿儿童所生活的国家实际上都有食物盈余，其中多数都以饲料的形式喂养给了牲畜，而后者随即又仅仅被世界上那些条件优越的消费者所消耗。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英亩土地种植谷物和用于肉类生产相比，带来的蛋白质是后者的2到10倍；豆类（豆、豌豆、小扁豆）带来的蛋白质是10到20倍；绿叶蔬菜，则是15倍＇22＇。
从食物到饲料的转变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戏剧性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馑。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埃塞俄比亚某些最好的耕地却正用于生产亚麻籽饼、棉花籽饼和葡萄籽饲料，供欧洲国家喂养牲畜用。
目前食物生产体系的吊诡之处在于，第一世界的千百万富裕消费者正越来越多地死于富贵病——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癌症——原因是过度饕餮谷物喂养的高脂肪牛肉和其他肉类；而第三世界的穷人却死于贫困病，原因是无法享有为他们家庭种植食用谷物的土地。每年全世界有2，000余万人死于和饥饿相关的疾病。
在欧美和日本，少有人知道食物、饲料和世界的饥馑之间的任何关系。但是倘若他们知道，他们是否会受到良心的驱策，吃得更接近全球食物链的低端，更偏向于食用蔬菜，把更多的耕地解放出来、种植食用谷物而非饲料谷物呢？
如果我们听说隔壁的邻居在让他们的孩子挨饿，一定会感到很愤怒。执法者将以忽视、虐待儿童为名逮捕这样的家长。这是积极罪恶。但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的饮食选择至少部分帮助维持了以穷人为代价的精英化全球食物链，导致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饥馑和死亡的话，我们是否能够产生同样的愤怒感，或是觉得良心有罪？换言之，消极罪恶是否会像积极罪恶一样促使我们带着同样的道德激情和热忱而行动？
最近，美国的宗教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公共教育“战役”，谴责美国对燃油挥霍性的使用，并将矛头指向SUV拥有者。这场“战役”的宣传材料挑衅地问道：“耶稣会开什么车？”宗教团体发起者之一指责雪佛兰和其他汽车制造商“鼓励人们购买毒害上帝造物的汽车”＇23＇。另一位宗教发言人问：“我怎样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倘若我把他们的肺灌满了废气的话？”＇24＇这场“战役”触痛了某根神经。其他宗教领导人和政治评论家争先恐后地保卫汽车工业。一位被激怒的辩护者甚至提出：“基督会开悍马。”＇25＇按照消极罪恶的伦理学采取的这次行动激起了愤怒的反应。抽象地谈论全球变暖危机是一回事。提出数百万SUV拥有者可能在道德上有罪，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社会活动家和工会主义者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战役”，抵制耐克和其他制鞋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在亚洲的承包商剥削童工的行径引发了多种反应。尽管某些欧美大学生已经停止购买耐克产品，但多数消费者还是继续保持对耐克的忠诚，对耐克承包工厂剥削童工事件引起的争论不感兴趣。
为反对快餐汉堡链而发起的“战役”也遭遇了类似的混合反应。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强调破坏性的人类行为带来的系统性后果，此类道德战役还刚刚登上世界舞台。建设基于系统思维的道德感受还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