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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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原则已经进入了国际协议和契约。它最早被承认是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把它写入了《世界自然宪章》＇33＇。预警原则随后被采纳进了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的《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00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还有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34＇。


《欧洲梦》　第二部分预警原则（2）

　　　　欧盟希望，通过把预警原则吸纳进国际条约和多边协议，它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对科学和技术加以监督和管理的不可动摇的标准。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把预警原则的某些方面采纳进了它的一些环境规章中，美国观点和标准的主要内容都还是比欧盟要松懈得多，尽管可以说比其他许多国家的要好些。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一唱一和，利用每一场合质疑欧盟所采取的预警原则的强硬立场。美国把欧洲越来越紧的调控制度看做是给美国出口贸易套上的“绞索”，并决意挫败它要把这条原则变成全世界的金科玉律的企图。在2003年5月面世的一份报告里，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最好地表达出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担忧。这个委员会警告，欧盟启动预警原则“事实上禁止了美国和其他非欧盟国家被认为有害的产品出口，窒息了科学和工业革新及其进步”＇35＇。　　　　
　　　　直言不讳的欧盟环境专员玛戈·沃尔斯托姆明确宣称，当涉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监管问题时，她相信欧洲和美国正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分道扬镳。她注意到，尽管对环境的关注位居美国选民所关心的9个议题之末，它们却出现在欧洲选民认为最紧迫的五大议题之中＇36＇。沃尔斯托姆还观察到，“环境问题基本上还是美国的国内问题……但在欧洲……广泛的公众日益了解到，环境挑战的范围是跨国化、全球化的。”＇37＇沃尔斯托姆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在美国环境只是次要的议题，但是，“环境政策已经成了欧盟本身的基石之一。”＇38＇在沃尔斯托姆和其他人看来，预警原则是他们的调控“兵工厂”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推进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前线”。　　　　
　　　　但是，预警原则的意义还要更加深远。它所涉及的是社会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它对科学探索和技术革新的态度上深刻的变化。欧洲启蒙主义传统鼓励压倒自然的权力，对此，美国业已成为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大体而言，美国人把自然看做是装满有用资源的宝库，有待于为了生产目的而被支配。尽管欧洲人采用和美国人同样的功利主义视角，他们的另一种敏感性在美国这里就不太突出了——即，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热爱。人们可以从欧洲人对乡村的尊重和对维护自然景观的决心中看到这一点，哪怕这意味着以特别津贴或放弃商业发展的方式提供政府援助。在欧洲人对生活质量的梦想里，自然占着重要地位。和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在周末和假期拜访乡村的时间要多得多。对他们来说，这是可贵的休闲。　　　　
　　　　城乡时间的平衡对多数美国人都算不上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中许多人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周末花在逛商场上，而他们的欧洲同伴却在乡村小径上远足。当然，有许多美国人乐意在宏伟的户外消磨余暇，正如也有许多欧洲人偏好在舒适的城镇消遣。然而，任何在欧洲和美国都度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乡村桃源对欧洲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在欧洲专业和商业阶层里的几乎所有相识都在某个乡下有另一个小家——一栋乡村别邸，数代以来都属于这个家庭。工作阶层或许没这么富有，但是在任何一个周末，您都会看见他们大群逃离城市，开车到最近的田园或乡村，暂时缓解城市的压力。　　　　
　　　　乡村生活和自然的价值观根深蒂固，这是欧洲绿党（greenparty）之所以能够在整个大陆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它们在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里都有相当的代表权。相比之下，美国的联邦立法委员里没有一个是绿党成员。　　　　
　　　　欧洲人决意在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视角之间维持大致的平衡，这使他们更严肃地承担起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托管人的责任。预警原则被部分看做——倘若你乐意的话——在商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之间维持平衡的方式。　　　　
　　　　然而，我们曾在前面的章节里多次提到过，欧洲精神里还有另一种维度，它使得欧洲人和我们美国人相比更加支持预警原则——这就是他们万物“关联性”的观点。预警原则植根于这一观念之中，即：每次科学试验、技术应用或产品推介都会以无数种方式影响到环境，它们复杂、困难到无法评估。衡量风险的旧式办法本质上是简化的、机械的、线性的，因此无法处理自然界种种难以量化、无法预测的微妙关系。　　　　
　　　　因为我们美国人如此重视自主，我们相比之下难以看到事物的深层关联性。我们倾向于把世界看做是一个个容器，每个都和整体孤绝开，并能够独自存在。对我们来说，关联性唤起了共享的彼此依靠和脆弱性的观念，这可都是些我们不太欣赏的品质。我们的自我和世界观是我们成为启蒙主义思维框架的理想信徒，它强调的是支配、隔离零敲碎打的自然，目的是把它们转化成具有生产力的财产。我们喜欢身边的一切都整整洁洁地包裹好、自主、独立，这正是我们看待自己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方式。在启蒙主义的自然模式里，万物都可以分离、转化。没有关系，只有事物，或动或静，或者撞击他物、或者保持惰性。启蒙主义的自然以可被开发而著称。每种“事物”都能够被攫取、使用，而对其他事物不产生任何后果。只有机会，没有责任，因为万物独自存在，与他物了无干涉。　　　　
　　　　全球化降临之际，正在浮现的新科学观是迥然不同的。我们日益意识到万物之间的关联性。自然被看做是无数共生的关系，所有事物都交融在更大的整体里，它们只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新的自然观下，没有什么事物是自主的，万物都彼此关联。任何把某一部分从整体割裂出来的努力都会对其他一切事物产生影响。没有孤岛，没有安全港，没有独立的涡流，只有延续不断的互动、互联、相交。　　　　
　　　　由于欧洲高密度的时空历史，他们对新的自然模式要容易理解得多。和我们美国人相比，他们的生活里有更高度的关联性和交融性。他们能够理解预警原则的逻辑，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个高密度的生活环境下，一切事物都的确影响着其他的所有事物。　　　　
　　　　预警原则除了唤起我们抬头看看孤立的切身活动之外，也让我们看看这些活动在其中展开的整体环境。仅仅就当今科技发明的重要性来说，它们就不可能不给自然其他部分带来重大的、经常是长期的影响——那些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预警原则事实上所说的是，因为风险如此之高，我们必须衡量、比较哪怕是最巨大的好处和越来越带有毁灭性后果的前景。旧的启蒙主义科学太原始、太初级，无法处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阻挡风险的栅栏已经被提高到了灭绝可能性本身的底线。当由于人类发明的规模而使整个世界承担风险的时候，就应当需要一种把世界整体纳入考虑的新科学态度。这正是预警原则的核心逻辑。


《欧洲梦》　第二部分系统思维（1）

　　　　系统思维　　　　
　　　　问题就在这里。启蒙主义科学的成功本身正给科学带来一道根本难题。科技越强大，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就越复杂、难以预测。科学界许多人担忧，“科学越来越强大的创新力似乎剥夺了它预测自身应用将带来的结果的能力，同时，人类对自然施加干涉的规模增加了这种可能，即任何有害影响或许都是严重的、全球性的。”＇39＇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新现实，旧的启蒙主义科学似乎已经黔驴技穷。　　　　
　　　　启蒙主义科学与这一观念密不可分，即：若要理解整体的行为，最好的方式是分析组成它的各个部分。分析法把所有现象简化为它最基本的建筑单位，然后检查每一元素的个别性质，以求更好地理解整体的构架。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这种机械的科学观大量借用了当时流行的机器隐喻。机器的确能够通过把它们拆开、分析每一零部件、然后再重装回整体来理解。但在真实的自然界，行为并非机械化、固定化的，而是有条件限制、结局开放、受到其他现象影响、根据周边的活动模式而不断变形转化的。　　　　
　　　　只要科学技术还只是狭隘地纠缠于加速度和位置一类问题，牛顿的机械论定律就依然适用，能够被孤立、计时、测量并听命于严格的量化的现象便能通过检阅。然而，到了20世纪，简化论、机械主义的观念就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自然的交融性了。科学家们明白，要理解社会或自然都需要理解现象间的无数种联系，而不仅仅是组成部件的性质。　　　　
　　　　社会科学家开始发问：除了通过他和周边世界的联系，我们还能怎样了解一个人？测定一个人——知道他的出生地点、年龄、身高、体重、身体和情感特征等等——对告诉我们他实际上是什么人没有多大价值。只有通过理解他与自己所身处的大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所共享的多种关系，我们才能对他有所了解。在旧的秩序里，人是他私人财产的总和。在新的秩序里，他是自己所参与的种种活动的模式给人留下的印象。　　　　
　　　　倘若每个人都是互相作用的模式，难道整个自然不是这样吗？20世纪，科学开始重新检验它的许多最基本的操作假设，结果只看到它们被彻底推翻。现象能够通过分析个别部分来被了解的旧观念让位给了相反的观念——要了解个别部分，首先必须对它们和所从属的整体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简言之，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作为自主客体孤立存在。毋宁说，万物都存在于和“他物”的联系之中。新科学也被叫做“系统理论”，它质疑的是有关自然之本质的旧思维。系统理论同样令其他启蒙主义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后者所包括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是自主的人在一个孤立的、自我优化的世界里行动的观念，这个世界由其他自主的人所构成，他们每个人都在实现最大的个人有效性。　　　　
　　　　系统理论认为，整体的性质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是因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赋予整体以活力的组织原则——在整体的层次上创造了某种质的差异。例如，我们从个人的经验里知道，活人和尸体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在死亡的瞬间，活人赖以构成整体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具惰性物质的躯壳。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维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经提出，“世界因此显得像是各种事件的复杂织物，其中，不同种类的联系交替、重叠或组合，因此决定了整体的纹理。”＇40＇　　　　
　　　　新的系统思维颇受惠于新兴的生态学领域。“生态学”（ecology）来自希腊语词oikos，意思是“家庭/家产”。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率先把新的生物学分支定义为“关于有机体和周边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科学”＇41＇。生态学挑战了达尔文模型，后者重点落在个体生物间为稀缺资源展开的竞争性斗争。在较新的生态学模型里，自然由大量共生和协作的关系组成，其中，每种有机体的命运不但受任何竞争优势的影响，而且同样还受相互关系的模式的影响。达尔文生物学更多地集中关注个别有机体和物种，把环境降格为资源的背景，然而，生态学却把环境看做是所有组成它的关系的总和。　　　　
　　　　早期生态学家的努力集中在当地生态系统。然而，1911年，一位俄国科学家维纳德斯基（VladimirVernadsky）发表了一篇论文，它把生态关系的概念扩展到囊括全球。他描述了自己所谓的“生物圈”，将之定义为：“地球外壳的一部分，栖居着将宇宙射线转化成有效地球能源——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等等——的转化者（transformer）。”＇42＇　　　　
　　　　在1926年发表的后继著作《生物圈》（Biospheria）里，维纳德斯基与当时的科学正统决裂，提出，地球上的地球化学（geochemical）和生物学过程共同演化，彼此相助。他的激进观念和正统的达尔文理论相悖，后者假设地球化学进程独立演化并创造了大气环境，其中所有生命的有机体诞生、适应、进化——也就是说，环境是资源的仓库。维纳德斯基认为，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