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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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市场经济概念发韧于欧洲，但它在美国才得到最完全的表达。自很早以前，欧洲人就对资本主义怀着杂糅的情感。美国人却从不。美国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堡垒。我们对资本主义教义的信仰如此坚定不移，以至于“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概念开始享有同义反复的地位。
美国人大概是世界上仅存的纯粹资本主义者了。买卖双方彼此竞争，以求将他们持有的财产最大化，这种亚当·斯密观念里的不受羁绊的市场乃是实现美国梦的首要竞技场。倘若资本家的角斗场里大行妥协之风，美国梦就将受到损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信条如此忠贞不渝的缘故。它们是我们生活方式里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没有它们美国梦就不可能存在。
欧洲人对资本主义却并没有赋予这样高的重视。历史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在欧洲人节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热情的同时，美国人却成为其最狂热的支持者。
为自由市场而斗争
我们曾经提到，欧洲现代早期，一股新技术的洪流缩短了旅行的距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交换时间，并使大规模的市场成为可能。封建统治机构过于局促狭隘，无法管理人类活动可能达到的新界限。事实上，这些机构首先是把更大的市场看成潜在的威胁，并试图阻挠它。
到了中世纪晚期，整个欧洲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千余个市镇。这些市镇里有谷仓、商店、酒馆，从业的都是当地手工业者。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商品和服务，这些都需要专业技能，并非任何一个庄园地产所能操办。泥瓦匠、杰出的织布工和染工、金属制造工、武器制造者，后来还有刺绣工、手套商、公证人、家具商、帽商，都在这些初具规模的城市地区聚集，建立了“自由城市”——独立于当地领主势力范围的地区。比如说，倘若一个农奴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逃进一个城市并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1＇，他就被看做获得了自由，从他的领主的司法权限过渡到自治市民们的司法权限。
每一种手工业都建立起了行会，以约束其成员的活动。行会负责维持本行业的质量水准，决定制造和出售的产品数量，以及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以怎样的公平价格出售。行会经济的运作有赖于习俗，而非市场力量。关键不在于盈利，而在于维持某种生活方式。行会反对开放的市场、自由劳动力、土地的商品化和价格竞争——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标志。四百多年来，行会都凭借城市法典和规章来行使自己的意志，压制资产阶级的上升。手工业行会在法国直到1791年才被废除，在英格兰是1813和1814年，在奥地利和德国是1859和1860年，在意大利是1864年＇2＇。
在16世纪的英格兰，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已经开始挑战行会对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控制了。英格兰及随后欧洲大陆的经济条件令行会系统日益摇摇欲坠。圈地运动的浪潮解放了农民，提供了新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交通的进步——路面状况改善，内河航运通畅——使得城乡之间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更加便捷。迅速增长的人口要求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商品。
被解放的新的市场力量首先伤害到纺织手工业。无赖商人开始通过把工作分派给乡下更廉价的劳动力，来绕开行会的控制和城市的司法权限——这被称作“外包制”（“putting…out”system）。技术的新突破和工作的组织化导致“劳动分工”的诞生，这显著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成本和所需的生产时间。新的生产模式更能够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巨大增长＇3＇。
新的经营方法还带来一项更加深远的副作用。在行会体系下，师傅和熟练工都拥有他们自己的工具，掌握对生产的控制权。新的独立商人阶层却开始“直接掌握对生产的所有权”，给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工具和机械＇4＇。茅屋里的穷人在外包体制下从事纺织，他们最早感受到了指导商业的新资本主义方式的全部影响。居住在贫困的边缘，这些穷人常常无法在出售织好的布匹之前购买材料，因此只能从商人雇主手里借贷。这通常意味着把他最值钱的财产——织布机——当做抵押，以预支一笔购买所需原材料的钱。倘若他无法清偿债务，他就只能让商人雇主没收他的织布机，把生产手段直接交到资本家的手里——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和手工业者对立的处境＇5＇。
通过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控制城乡之间供给和成品的运输，新的商人得以对劳动力成本施加更有力的控制。这些穷困潦倒、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其他谋生手段的农民工，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有接受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雇用条件。而在行会这方面来看，他们在速度、生产规模和成品价格方面都无法与之竞争。
欧洲工厂的建立进一步蚕食了手工业主和他们的行会的权力。16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出现了工厂制造业。造纸厂、钢铁厂、炮厂和后来的纺织厂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一个屋檐底下集中所有生产任务，并使用一种共同的能源——开始是水力和风力磨坊，后来是煤炭和蒸汽机。工厂制造业要求大笔资金投入——常常是上千镑，甚至更多——远远超出了哪怕是最富有的手工业主的能力。只有新的商人资本家才能负担得起这种新制造业模式的投入＇6＇。史学家莫里斯·陶蒲（MauriceDobb）指出，“生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阶级关系出现，这应当被视为新旧生产模式之间关键的分水岭。”＇7＇
手工业主们发现，要阻遏资本主义的大潮是极其困难的。许多干脆放弃了，变成新资本主义工厂里的雇佣劳动者。其他则奋力反击，建起尽可能多的防火墙，以求阻止新的商人、资本家们打破“疆界”进入更大的贸易市场。例如，已故的经济学及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Heilbroner）注意到，“在一百英里的旅行里，一个行脚商就可能路过一打不同的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则、条例、法律、重量单位、长度单位和货币种类。”＇8＇
过路税收费站给地区和国家间的贸易增添了另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每条边界和管辖区域上都有收费站。海尔布隆纳报告说，在14世纪“威悉河畔据说有30个以上的收费站，易北河至少有35个；一个世纪后，沿着莱茵河有60多个这样的收费站……”＇9＇15世纪末，法国塞纳河沿岸的收费站多如牛毛，“以至于要把谷子运到下游两百英里外，就得被征收掉总售价的一半。”＇10＇海尔布隆纳有力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只有英格兰享受着统一的内部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上升成为欧洲第一个经济强国＇11＇。
尽管行会和地方市镇能够通过排他性的、保护性的策略，在他们的城墙之内和邻近地区对商业条件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但它还是被证明难以控制外部贸易。市镇和行会携手阻遏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乡村地区的萌芽。新生的商人资本家则利用他们能够采取的一切手段奋起反击，以打破壁垒，创造全国市场。
欧洲正处在一场伟大斗争的阵痛当中，双方分别是新的商业秩序和旧的经济体制。新技术极大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现实。旧社会经济建立在控制生产、规定价格和排除外来竞争的基础上，如今它已过于狭隘，无法容纳新技术的领域，这些新技术令更大范围内、更多的人们之间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新技术催生了资产阶级，他们一心一意要开发这些技术最大的潜能。他们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里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如今欠缺的是一个崭新的、规模更大、更加灵敏的政治体系，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数千个地方市政当局，强制取消地方的过路税、关税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法律和规章，正是这些东西维系着日益衰老的中世纪经济。此外，还需要建立共同语言、统一的教育系统、单一的警察力量以及其他集权机制，这样才能建立全国性的内部商业贸易市场。卡尔·博兰尼说，正是这种需要“把地域性的国家推向了前台，成为市场‘全国化’的工具和全国性商业的缔造者”＇12＇。
《欧洲梦》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的上升（1）
民族国家的上升
在人类社会的统治形态里，民族国家乃是相对晚近的制度。有些学者将它起源的日期确定为不早于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也有人认为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2、13世纪的英格兰。流行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一个有机的创造物，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习俗，它们在进入现代国家形成期之前一直随着时间演变。尽管这个观念里不无真理，但事实上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建构起来的人工物，目的在于培养更广阔的全国性贸易市场、保证海外殖民地的安全。这条规则并不是说毫无例外。比如，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和中欧某些民族主义种族所进行的斗争，无疑和扩展市场关系不大，而是为了保存种族身份。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和全国性市场却都同时出现，彼此在共生关系里相互“喂养”。全国性市场提高了人们之间财产交换的步伐、速度、流动和密度。而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则创造并维持了一套规章条例，它们是保障财产在统一、广阔的地理平面上高效流动所必需的。
自主、自由的行动者人数日增，他们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上创造出一个私有财产关系的世界；给他们提供新的集体认同感，这种能力就是民族国家的天才所在。其做法是把自己设立为一幅惟妙惟肖的镜像，映射出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里把个人最大化了的利己主义的市场。就像每一个宣称对自己的个人财产领域拥有主权的自主个人一样，民族国家也对一块更大的地域提出了类似的主权要求，所有个体的自由行动者都是这块地域的一部分。并且，也正如它的公民一样，民族国家要求在各国间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而自治，捍卫自己保护管辖范围内的财产的权利，并且为了争议地区而同其他民族国家相角逐——通过贸易或战争。
萌芽中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在于如何消灭内部所有这些负隅顽抗的小地区——它们抵制在全国性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又能博得它的臣民（后来的公民）的情感支持，完成社会的集体任务——包括收税和募集捍卫国家利益的军队。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很多方面，启蒙主义理想的冷漠超然、自我本位、独立自主的行动者——只受他心目中的自我物质利益驱动，决心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似乎和这种锻造共同目的和身份认同的集体感的努力格格不入。民族国家怎样才能说服无数新解放的个人，为了国家而放弃他们的某些自主权和自由呢？
答案是：要创造一个讲述共同过去的有说服力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令人信服到足以俘获人们的想像力，让他们相信彼此有着共享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筑师”们知道自己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使命。据说，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统一后，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13＇的前首相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d’Azeglio）曾评论道：“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如今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了。”＇14＇
现代的每个民族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话，其中有一整套男女英雄、过去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时刻，这些都常常用繁缛的仪式进行纪念。在日益祛魅（disenchant）的世俗化世界里，民族国家必须建立一幅强有力的新图景，其中，一个民族共享着高贵的过去，并注定将走向伟大的将来。同时，民族国家也必须创造一幅足以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前景，以求赢得它的臣民——后来的公民——的忠诚。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有赖于接受基督作为救主，那么至少它可以通过财产积累和交换的形式，在对无限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里找到。为了回报人们奉献给国家的忠诚——其决定性检验标准在于公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国家将遵守自己的约定，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和交换私有财产的权利。
创造共享的身份对不受阻碍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同样关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之前存在着的，是1000种不同的故事和传统，它们存活在遍布大陆的山谷里和山麓上小小的村落。每个故事的流传都是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