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东方探案-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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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还记得，华生，我过去常说的。有一些树长到一定高度，就会长得奇形怪状。人类也是一样。我的理论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代表其所有祖辈，变好还是变坏表示的是进入血统中的某种强烈影响。这个人好像体现了自己的家族史。在那个邪恶的教授身上，我相信我找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发了狂的天才，总是折磨无辜。莫里亚蒂死后，我想，一部分邪恶也消失了。这只是一道简单的减法题：减去莫里亚蒂，我们为人类得到了善良。但是，我在东方和其他地方仍在为正义而战，于是我意识到莫里亚蒂的死并不代表什么，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跟他一样具有天分，比如说他的弟弟，这些人完全可以取代他。因此，邪恶依然存在，跟从前一样大行其道，这并不是一个能轻易改变的现实。我关于罪恶天才的理论不足以说明问题。我在寻找新的解释。〃
〃那您找到了吗？〃我问。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华生。你知道，我从不相信形而上学者的说法。年轻时，我相信自己能根除罪恶，或者铲除一大部分，因为罪恶在人心中的起源很简单，至少应该说很平常。但我遇到了挫折，马上遭受了忧郁和厌倦的打击，这是大脑未被充分利用的迹象。然后，我开始使用可卡因，直到新的问题出现，我才停止。〃
他大笑起来，然后接着说：〃但是在亚洲，华生，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观察事情，开始讲这些故事后，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之行对我的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当然，故事里很多的英国人如果从未离开英国，情况可能会好得多。事实上，如果哈吉森没有离开英国，就不会有莫里亚蒂了。〃
〃好了，福尔摩斯，〃我说，〃您当然不是想说我们应该承担责任吧。歇洛克·福尔摩斯最终也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喜好炫耀的人吗？〃
〃我并没有怪谁，华生。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也没有坚持我的理论。但是，东方之行开始于伦敦，你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有一天在巴纳拉斯，我坐在恒河岸边，我才意识到，在离开英格兰以前，我的东方历险早就开始了。我盯着那肮脏的河水，成千上万的礼拜者在里面光着身子洗澡，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俩以前一起遇上的一个大恶棍乔纳森·斯默。您肯定还没忘记这个人。〃
〃没忘。〃我说，〃您说的是《四签名》里的那个卑鄙的小人。〃
〃非常卑鄙，但是就是在我注视的恒河圣水里，他被鳄鱼咬掉了一条腿，也许他认为，这一损失让他倍受痛苦折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同类完全没有了怜悯之心。在我旅行期间，斯默的悲惨故事和他可憎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我。〃
他稍停片刻，点燃了烟斗，然后接着说：〃在去爪哇的路上，轮船在安达曼停了几天。〃
〃斯默因为在阿格拉参与了红堡谋杀案而被关押在安达曼。但您以前可没跟我提过在安达曼停留的事。〃我说。
〃啊哈，华生，在我的讲述中省略的部分很多，否则，你那些故事的篇幅足以跟亲爱的撒克里抗衡了。说说我被允许在布莱尔港下船的事就够了。我在岛上闲逛，常常想起斯默以及其他关在那个凄凉之地的阴谋家。我爬上哈里特山，离斯默在后普镇的小茅屋已经很近了。我看见了很多像汤加那样的人，安达曼人帮助他逃跑，又到伦敦来行凶作恶。斯默叫他嗜血小毒蛇，没错吧？我看见当地居民像伦敦人一样平静而有条不紊地工作、生活。我混迹于他们之中，并没有感到害怕。我们总是认为他们不信仰神灵、不识数、原始得不知用火、野蛮而残忍，见外国人就杀。不过我呆在那儿几天却没有感到任何威胁。
〃我正要离开，却看见有一群人被带到海边一间小工棚里，准备运往荷属印度群岛充当劳工。我们的船长告诉我，那间小工棚里挤了一百一十个男人和女人，一百多个汤加人被人从他们生活的岛上带到陌生的地方。他们中间有几个能活着到达？〃
福尔摩斯停了一会，沉思起来。
〃后来，我继续北上前往锡兰，〃他继续说，〃在阿格拉停留期间，我又一次体验了斯默对我们说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的同伙策动的兵变，以及商人安克梅特谋杀案。我对此类案件从来都很有兴趣，在杰萨梅尔，我在兰达人的矿井里看到有很多个子矮小、棕色皮肤的安达曼人在干活，他们是方朵姆上尉的奴隶，也是她的同类。就是在这儿，我开始区分罪犯和帝权的不同臭味。〃
他露齿而笑，把报纸朝我扔过来。第一页上报道了一桩总督去安达曼访问视察时惨遭杀害的案子。这起耸人听闻的罪行是一个被关押在岛上的犯人制造的，那人来自旁遮普。他出手迅速，总督和他的随从完全没有觉察到。总督只嘀咕了几句，说背上有点疼就身向前倾，倒在了水里。
〃真是件可怕的案子，福尔摩斯。〃我说。
〃是的，华生，只不过是又一起另人厌恶的罪行，本身没什么意义，但是却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我敢说我们的政府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他们一直都是这样。你知道，华生，这不是一场我希望获得胜利的战役。我战斗只是因为我必须，但我知道没有最终的胜利，从中我也找到了安慰。亲爱的医生，我们会说我们都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却找不到出口吗？我感觉到刮起了东风，极地的黑夜就要降临。但不要绝望，免得我们不再努力。〃
福尔摩斯不再说了，他脱掉鞋子，走到外面的沙滩上，我看见他大步流星地走着，浪花拍打在他的腿上，他的长裤挽到了膝盖，衬衣松松地垂到腰际。这时，我想，他似乎无牵无挂，只等着这个世界再来扣门。
约翰·Ｈ．华生医学博士
详细说明
读者应该了解这些故事是怎样为我所有的，因为长期以来，大家一直以为，柯南·道尔写的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书早就出版了。甚至是克里斯托弗·莫雷，上个世纪的福尔摩斯迷之一，他也相信华生在叙述中提到的很多故事，以及其他没有提及的故事都不会公诸于世了。这吊足了我们的胃口，道尔离开了这个世界，看到那些故事的可能性也随之而去了。他在九泉之下，再也不能写作，那些故事始终未能成书，莫雷在介绍《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时，无限悲痛地写道：〃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关于这些故事以及它们怎样为我所有，我的亲身经历至少可以说明它们是怎样被发现，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末，我坐船去伦敦。我是１２月２７日乘坐ＵＳＳ美国号从纽约起程，四天半后到达南安普敦的，中途曾在加来稍作停留。
穿越大西洋极其不易。在北大西洋我们遇上一场冬季强烈风暴，海浪不停敲打甲板，我们只能呆在船舱或一些大房间里。沿着走廊系满了绳子，这样我们行走时可以抓着绳子，而不至于被轮船经常的猛烈摇晃掀到海里去。在餐厅吃饭是一项锻炼平衡的运动。一开始，几乎不可能把叉子或勺子举到嘴边，但两天过后，我们就能用得得心应手了。风暴偶尔给我们几个小时的间隙，我们中比较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便大起胆子走到甲板上去，但是，外面寒风刺骨，天空布满阴霾，海水又黑又粘，不一会儿我们就被赶了回来。尽管风暴猛烈，但船长拒绝减速。他对自己这艘不可思议的轮船充满自信，我们几乎是正点到达加来的。我们午夜时分到达，天亮前离开前往南安普敦。当天晚上，我乘火车到了伦敦。
后记后记（2）
虽然旅途艰辛，但我结识了几位旅客，其中一个是伦敦人，因母亲生病回家探亲。他名字叫麦克斯维·史密斯森。我以后再没见过他，但他告诉了我很多伦敦的情况，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无事可做，不是聊天就是设法保持身体平衡。我以前来过一次伦敦，但只是稍作停留，所以我基本不了解这座城市。我告诉史密斯森，我去伦敦是去上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得找个合适的住处。我没有钱，路费都是由奖学金支付的，剩下的就只够维持生活了。史密斯森很同情我，他建议我别住在拉塞尔广场附近，虽然学校在那儿，从那儿往东到芬斯伯里，租金比较便宜。虽然这样走路去学校很远，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我到了以后，首先去了卡特赖特花园的一栋寄宿公寓。史密斯森说这里离学校较近，应该先去一下，我可以在那儿找个长期住处。那年冬天是伦敦最糟糕的一个冬天，寒冷而潮湿，积雪很快就被煤灰覆盖。那栋寄宿公寓可提供食宿，里面住的大部分都是非洲和亚洲的学生。这正是那里的有趣之处。但是，房子又脏又吵，房东哈德逊太太（是的，正是哈德逊太太）很胖，穿得邋里邋遢，给我们吃的东西糟透了，还不给我们安宁。她粗声粗气地叫嚷，花销大，帐单没付，学生不诚实，佣人不勤快，还说她在伦敦经营这栋公寓费用可不低。那里根本没有地方工作和学习。我呆在那儿得到的惟一快乐就是坐在大客厅里，把我潮湿得快冻僵了的双脚伸到大火炉上去烤一烤。
我到达的当天，就第一次走路去了芬斯伯里。我先沿着贝德福街走到格瑞旅馆路，然后爬上沃顿街的山坡。我第二次去时，走进了山下的一家小杂货店。老板是个灰头发的中年妇女，叫玛丽。她穿着一件兰色的衣服，有点像制服，让她看起来很像护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话有伦敦东区口音，她也马上听出我是美国人。店内商品并不丰富，但在那一带独此一家，因此玛丽几乎认识所有的人。我告诉她我正在找住处，她说我应该去找贝莎·米尔斯小姐谈谈，她是个老姑娘，住在沃顿街上端的罗伊德广场。米尔斯小姐有时出租房屋，只有一个麻烦，她是个〃健谈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绝对是个好人〃。
我感谢玛丽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爬上沃顿街的小山坡，向右一拐，敲响了米尔斯小姐的门。她来开了门，我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告诉她我是来找房子的。她请我进去。她说，现在有一个房间，是她这里最好的，前一个住户刚搬走，如果我长租的话（最少六个月或一年），她要每周两几尼。那个房间很舒适，家具齐备，可以远眺广场。我当即决定租下来。米尔斯小姐叫我下楼到她的餐厅来，我们一起喝了点茶，吃了点小饼干，最后定下了租房事宜。
那是我第一次跟米尔斯小姐喝茶，后来就成了家常便饭，在她家里，喝茶是每天例行的仪式。下午四点她就坐在餐厅里，面前一张旧的圆桌上摆着一套银茶具，还有一盘新鲜的普通饼干、黄油和果酱。当然，还有香烟和一只烟灰缸，米尔斯小姐可是个烟瘾极大的人。她的唇齿和手指上都留有吸烟的痕迹，这个习惯伴随了她一生。
米尔斯小姐真的上了年纪，我想她有七十好几了，除了她嘴边的烟草渍，她脸上根本没有什么血色。她满头银发，皮肤苍白，瘦得皮包骨头，通常穿一件破旧的黑色毛衣。不过，她非常活泼，精力旺盛，她说话声音很大，嗓音低沉，听见从她那瘦弱的身躯中发出这种声音，我总是感到很惊讶。她不断地发出这种声音，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眼睛和大脑在下午黄昏前的迟钝中变得呆滞起来。
这样几次之后，我开始逃避她，但她却一点也不体谅我。如果我在下午茶时间回来这是我的习惯她就会站在门边发出邀请。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听见她高声叫道：〃该喝茶了！〃其他的房客是怎么避开她的，我直到后来才有所耳闻，我刚搬来的那段时间，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坐到她的桌边，除非我带来一个朋友。
我发现几乎不可能避开她，于是决定好好享受跟她一起喝茶的时光，我不想再听她唠叨邻居们，什么最近的举动，什么某某怎样了，什么特拉维斯太太有一栋房子她很羡慕等等，我开始问及她的家庭以及她住的这栋房子。她告诉我，这栋房子本是她父母的，父母死后就留给她们姐妹了，两人都没有结婚，另一个年轻时就死了。她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朋友就是她的房客们。她惟一一次远行是在二十年前去新西兰看望她的一个堂兄，那是她惟一在世的亲人。她一直过得很平静，读书、闲聊、喝茶，还有抽烟，而且她很满足。她眼神欢快，这让我相信她很幸福，尽管有时也感到孤独，她的财产足够她维持眼前的生活。她不必为将来操心。而且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