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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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后，对毛夫人江青及康生、谢富治等人的胡作非为，从无异议。江青根据迫害刘少奇夫妇的需要，叫抓哪个，周恩来就亲手签发逮捕令。有时未等江青示意，周为了讨好江，也下令将江的「仇人」逮捕。如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亦曾经被毛泽东玩弄过），一九六七年不识时务，为搭救自己的夫君金山（著名戏剧家），和妄图通过养父周恩来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周恩来权衡利害，为免引火烧身，亦为讨好江青，而毅然绝情地亲笔签署了逮捕令，将孙维世投入监牢，从而博得了毛夫人江青的欢心，也就杜绝了孙维世愤而揭出老底的威胁。中共的一代美女孙维世在狱中很快被折磨致死，实为周恩来杀人灭口。这一红色王朝因色情风流导致杀身之祸的大冤报，至今鲜有人揭示真情。
一九六八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高烧不退。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转成肺炎，引发多种并发症，随时可能死亡。看守人员立即将刘少奇病危情况上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项目组组长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呈报毛泽东、江青。经研究，同意周恩来派医护人员予以抢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表中央对医护人员布置任务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党籍，给「九大」留活靶子！
然而，给刘少奇会诊的医生提出，病人应当离开单独监护的环境，住进医院治疗。医生的要求立即被江青、谢富治等人把持的中央项目组所拒绝。事实上，就算周恩来、汪东兴同意上报会诊医生的建议，也会被毛泽东所否决，弄不好还会背上「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心慈手软」的嫌疑。会诊医生退而求其次，提出为减少对病人的精神刺激，应摘除刘少奇卧室里所挂满了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被中央办公厅和项目组所拒绝。他们就是要让刘少奇活活受罪，受折磨。
医疗服从项目，政治大于一切。由于毛泽东、林彪司令部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暂时让刘少奇活着，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但刘少奇虚弱得再不能起床，实际上已经瘫痪。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群凶狠的监视者。他面如死灰，骨瘦如柴，头发胡子又长又脏，没有人替他理发，没有人帮他洗换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屎尿常拉在身上。长时间的卧床又造成他双腿肌肉萎缩，身上的老褥疮未掉痂，又长满了新褥疮。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注射，都被凶狠的针头扎烂了。看护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就在刘少奇处于这样一种卧床不起、丧失了一切肢体活动能力的情况下，监视人员仍日夜守在他床边，严防他乱说乱动。中央项目组的头头指示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视工作。」于是，监护人员奉命用绷带把刘少奇的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固定住，不许松动。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也就是召开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前一个星期，刘少奇仍被固定在床上，屎尿也拉在床上，冥冥之中，他突然感悟到了什么，悲愤交织，两次失声大哭。每次都先叫喊一阵夫人王光美的名字，几个儿女的名字，接下来就叫喊着「毛润之」、「润之」、「润之」……最后叫喊着米特洛夫、张学良、杨虎城……面对一个垂死的囚徒的哭喊，监视人员如临大敌，颇为慌乱了一下。等他们明白过来，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在鸣冤叫屈，是在疯狂反扑，是在把矛头对着最最伟大的领袖、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扯来毛巾要堵刘少奇一堆乱草似的胡须中的嘴巴时，刘少奇已经住了嘴，不吭声了。
中央项目组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农村来的大兵，他们都是毛派极左派的知识分子，了解国际共运史和国共两党斗争史。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真是死硬到底、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了，竟然死到临头，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米特洛夫？刘少奇是指毛主席连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都不如！米特洛夫当年是受到纳粹法庭公开审判的，还允许国际律师团替他辩护，还允许他自己在法庭上做了出色的自辩演说。毛主席却不肯公开起诉他，审判他，根本剥夺了他讲话的权利；什么张学良、杨虎城？刘少奇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连蒋介石都不如！张、杨两将军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抓获过蒋介石，逼蒋抗日。事后蒋介石一直把张学良软禁，张学良将军至今悠哉闲哉地活在蒋家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剩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解除军职，训令其出国考察。「七七」事变后杨将军回国要求领兵抗日，但他秘密参加共产党背叛国民党的事情败露，蒋介石也只是下令将他及夫人小孩及秘书等人一起监禁，一关十余年，杨虎城夫妇还在狱中生有孩子。杨因秘密加入共产党被捕，共产党却并没有借重庆谈判之机营救他。直到一九四九年底，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才下令将杨虎城全家处死于贵州息烽监狱……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之后，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大脑供血不足，加上脑组织软化症状的恶性发展，失去了自主吞咽的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日渐枯竭的生命。由于剧烈疼痛及不时窒息的痛苦，他时而紧攥住双拳，时而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了什么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看着他那种难受的情景，动了铁石心肠，趁他的两手痛苦地在空中抓挠不休的时刻，把两只硬塑料瓶子塞在了他的手中。他两手紧捏住了瓶子，才稍稍安静了些。时间一久，他竟然将两只硬塑料瓶捏成了中间小两头大的葫芦形状。直到他一年之后死亡，这两只塑料葫芦再没有离开过他的双手。
刘少奇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的一切，都由监护人员定期写成汇报材料，呈交中办主任汪东兴，汪东兴转呈周恩来，周恩来上呈伟大的毛泽东。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着对付刘少奇的每一具体的策略。包括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内，都只能迎合毛泽东，执行毛泽东置刘少奇予生予死的各项「最高最新指示」。一句话，毛泽东决不允许刘少奇活着离开中南海。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为执行「林副主席一号战备令」，把刘少奇秘密运往河南开封处死，才打破毛泽东的这项神话。
注①中南海警卫部队中，毛泽东的卫队为第一中队，卫队长原为汪东兴，后为张耀祠。汪东兴文革初起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中南海警卫师政委；刘少奇的卫队为第二中队，卫队长为李树槐；朱德的卫队为第三中队；周恩来的卫队为第四中队，卫队长为杨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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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节 弥天大罪弥天大谎
这里，我们暂且离开中南海丰泽园福禄居前院，离开濒临死亡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来看看毛泽东夫妇及其特工头子康生等，如何猎雀材料」，罗织罪名，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求其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刚刚肯定过刘少奇的党内检讨「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后半部分尤其好」下几天，却又授意主持党内审干工作的康生，就有关刘少奇历史方面的问题给中央写报告。康生心领神会，翻出了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经手的二八十一人出狱案」来做文章。康生在报告上写道：「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活动合法化了。」
毛泽东接到康生的报告，罔顾早有定论的历史事实，背着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大笔一挥，把这份指称刘少奇包庇重用叛徒集团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强行发出，传达至全党全军每一个党员群众。文件是抢先发出了，造成既定局面，但要重新落实「历史事实」，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党内高级干部都了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一事，当年是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批准的，而不是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一人的决定。于是，康生指使手下的办案人员去围攻自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即遭到软禁的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在延安是总书记，」办案人员连夜审讯张闻天，「你应该知道这一案件的始末，是不是刘少奇一手策划的？」「不是，」儒雅体弱的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据实回答道，「如果是实事求是的话，这件事是刘少奇代表北方局提出的，但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是同意的，毛主席也参加了这一决定的讨论的。」办案人员拍桌大骂，「住嘴！不准你讲毛主席知道此事！老实告诉你吧，你讲了毛主席，一切后果自负！」身陷逆境的张闻天闭上嘴，他宁愿被杀头也不愿参与捏造历史。
康生对自己过去的老上级张闻天恨之入骨：不知死活，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不作证，自有人作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毛主席已经发了文件，既成事实，也不在乎你张闻天承不承认了。还是江青同志说得好，「刘少奇本人就是个大叛徒，大特务！」康生想起了已被罢了官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或许是个突破口。况且安子文是「六十一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应该争取戴罪立功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下午，项目人员审讯安子文，开门见山说：「如果你能写个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在门口等着。」「你说的中央首长是康生还是江青？」安子文威武不屈，从容不迫，「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由于安子文死活不肯「合作」，江青、康生随即通过周恩来总理签发逮捕令，将安子文银铛入狱，监禁秦城。
一九六八年春天，康生下令项目组对安子文进行第二次诱供，让安子文「戴罪立功」，许诺安子文可以马上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因为他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身分太特殊了，只要他肯出面指证刘少奇为「叛徒」，就最具说服力和「权威性」。一个安子文，胜过一百名普通证人。可安子文已置个人功名利禄、生死安危于事外，坚定地说：「我是想和家人团聚，想继续为党工作。但我的确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这有什么法子？这个功，我立不上了。」
直到一九六九年春天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江青、康生还想利用安子文。他们请动了兼任「中共中央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总理，出面找安子文谈话。周许诺安「如果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组织上绝不会亏待你，再做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我的确不了解情况，」安子文对自己向所尊敬的周总理平心静气地说，「如果我了解，我早在组织部工作时就报告中央了。请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了。」说是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叹服安子文的态度死硬，还是赞许他的「风骨党性」。
江青、康生虽然在张闻天、安子文等死硬分子身上打不开缺口，却也在别一些骨头稍软的人物身上找到了「突破」。他们以主持「中国第一大案」的名义，早在全国军警、党政系统实施了总动员，布下了天罗地网。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周恩来签署命令逮捕了外交部国际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这是一名副部级高干。刘少奇于一九二九年担任东北满洲省地下省委书记时，孟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孟被捕后的第一个月甚为坚强，不肯按项目人员的要求招供。项目组的报告上写道：「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示道：「继续审讯。项目组斗不过被审查者？不要为他所骗。」并示意采「车轮战术」，二十四小时轮番批斗，动刑。康生的一套党内酷刑，早在一九四一、四二年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就屡试不爽了。
无独有偶，那次康生也是直接受命于毛泽东，施用了一百多种刑法来对付党内的「异己份子」，把大批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整的死去活来。
于是从七月五日至十三日，整整一星期，项目人员分成三班制，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审讯批斗，施用了各种残忍手段来制伏孟用潜。到了第七天，孟用潜终于熬不过皮肉之苦，精神崩溃，遵照项目人员的需要，虚构出了他自己和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后叛党投敌的情节，写了口供，签了名。但没过几天，他清醒了过来，立即翻供，一连写出了二十份申述书，每一份上都声明：「我的交代都是编造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