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宏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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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稳定之后，我们邀集了六七十名主管共同讨论制定新的共同信念和核心价值观，宏碁新的基本信念是“以服务为乐，以宏碁为傲”，新的企业文化则强调获利、服务、专业、效率、活力。（详细的过程请参考《宏碁的世纪变革》第九章“基业长青的基石”）。
■过去我们强调授权，走出“一人公司”。现在我仍然认为，强势的领导者虽然对企业的发展有正面意义，但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还是需要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企业领导人应该不断地交棒，追求企业的永续经营，当然交棒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瓶颈，这就必须在平时就通过充分信任和彻底授权来训练干部，而且要为干部缴必要的学费，让他们不断成长，终能担当大任。这些都是我一贯的思维，今天宏碁集团和ABW家族能够不断发展，我能够顺利交棒，新的接班人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因为我一直坚持采行的授权管理。领导人能够为了企业的永续发展而享受大权旁落，这并不是天生自然的个性或特质，而是必须长期有心慢慢培养出来的，我因为习于反向思考，不断突破思考的盲点，才能真正做到享受大权旁落。
（张玉文采访整理）
第三部分 知识产权的教训第14节 不断研发求创新
还记得电子表笔吗？一种外壳上嵌着一小方格电子表的笔。初期，采用LED（发光二极管），只要轻轻一压按钮，时间就会显现；后来改良为LCD（液晶显示器），便随时可显现时间。十多年前，它曾经流行一时，但很多人也许并不清楚，发明电子表笔的人就是我，也不清楚它是从一个失败产品改头换面而来的。
1975年，我带领荣泰的同仁研发出电子表，但这项产品与现在的电子表并不相同，它是以LED作为显示材料，而不是如今普遍使用的LCD，使用者想知道时间，必须用另一只手去按键才能显示数字，我们称为“双手表”。因此，业界并不看好这项产品，认为它终将会被以LCD为显示材料的表所取代。
就在LED电子表走入死胡同的时候，1976年4月，我前往瑞士参加一项珠宝展，看到有个打火机嵌着电子表，当时灵光一现，何不试试将表和笔结合起来？既然LED手表使用不便，改成单手即可操作的表笔，不就没有双手操作的困扰了。于是，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和总经理林森便动手画起设计图，回到台湾之后，立刻在荣泰的机械工作室里开动车床制造样本，大约两三个月的工夫，我们就推出了电子表笔。
开发成功后，我曾申请专利，但未被核准（后来我才知道，负责审核这项专利的专家正是我们研究所的指导教授，也算是有趣的巧合）。然而，此时全台湾已刮起电子表笔的生产风，单价从原先100美元，一路下滑到两三美元。利润虽急剧趋微，却也出尽风头。当时，政界要人赠送海外宾客的礼物就是电子表笔，其俨然成为台湾的代表特产。
没想到，电子表的失败，却造就了电子表笔的成功。我一直秉持这个信念，在创新的道路上往往布满许多品尝失败的机会，但这些经验却是企业培养长期能力的重要资产，即使一个产品遭到挫败，但只要过程中提高了技术实力并享有了知识产权，就往往会峰回路转，另外开出一株好花。宏碁的发展历程，就一再印证了这个看法。
不断研发求创新
正向思考：企业拥有独门技术，较具有竞争力。
反向思考：开放独门技术，企业才能长久保持竞争力。
思考逻辑：技术开放将造成产品的普及，企业可因此扩大经济规模、降低成本，提高获利；技术权利金又可投入新技术开发，维持企业竞争实力。
说起来，我和研发的确挺有缘分，甚至这该算是我的老本行，我就业的第一份工作是搞研发，而宏碁也是靠研发立业。年轻的时候，开发新产品一直是我的兴趣，从环宇时期的桌上型电子计算器，到荣泰时期的掌上型、工程型电子计算器和电子表笔，都创下台湾或世界第一的纪录，为我的就业历程留下值得回味的记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成功开发掌上型电子计算器的
经验。
当时台湾厂商生产电子计算器时，IC需靠美国，键盘则需靠日本，如果有更新型、更复杂的IC问世，键盘上必须增加按键，此时就只能等着日本厂商发展出新键盘，而等待往往旷日废时。因此，当我决定研发掌上型电子计算器的同时，就必须从最关键的技术入手，于是我便自己着手开发小型的键盘。
当时，为了寻找按键和电路板之间大小、弹性适中的接触材料，我几乎跑遍了台北的电子材料行，后来终于在日本找到合用的零件。这个键盘不但为我获得了专利，为公司赚取了利润，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电子计算器的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时间，而且外形设计也较多样化。因为当电子计算器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演进到工程型的电子计算器之后，键盘上有多达35个按键，而亚洲只有我所设计的键盘可以应用。
这段历程让我深深体会到，在研发新产品的时候，总有些影响开发时间与成败的关键技术，若能够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便掌握了后续的研发能力。
另一方面，当年我所开发出来的产品，所需的技术并不太难，但是要把简单的构想转化为赚钱的产品，比研发工作更为复杂而重要。例如，1971年我开发出事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电子计算器，就因为没有机会进一步改良，终究未能成为赚钱的产品。
因此，徒有创意并不能造就成功的产品，而是要不断改善产品，从挫折中学习，使产品能广为市场接受，投人研发的精力与资源才有回报的一天。
桥牌机的启示
宏碁创业之后，由于过去的经验，我们深知新产品在后期的商品化阶段，风险远比前期的开发阶段要大得多。宏碁早期财力单薄，无法负担高风险投资，于是我们选择前半段的工作，只帮客户设计产品，后段的工作由客户自己进行，也暂时不推出自己的商品。
宏碁所设计的第一个微处理器应用产品，是桥牌界名人魏重庆所委托开发的电子桥牌机（由林家和负责执行）。
魏先生是“精准制”桥牌叫牌系统的发明人，台湾桥牌队在他领军之下，缔造了一个全盛时期。有一次，魏先生带台湾中华队出岛比赛，发现对手因作弊而击败了中华队心中非常不平，于是，他希望能发明一种机器，用电脑控制洗牌、发牌、叫牌、打牌、摊牌、计分的机器，让选手分坐四个房间，彼此不能打暗号、做手势，以维持比赛的公平性。
因为同是台湾交通大学的校友，及我过去在电子界小有名声，魏先生便委托宏碁设计这项产品。这笔生意对草创时期的宏碁助益极大，因为魏先生总是在还没有开出设计费用的估价时，就一次次地预付费用，稍稍纾缓当时资金短缺的压力。
我们一共替魏先生设计过三代的桥牌机，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商品化，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也找不到够大的市场来批量生产。再加上，有一次，美国女子桥牌代表队到台湾来比赛，试用了桥牌机，结果选手不习惯打牌的时候手中没有牌，弄得灵感全失。于是大家就对桥牌机愈发没有好感。
桥牌机的案例再度证明，将研发成果商品化绝非想像中的那么容易。
什么都可以卖
台湾的发明家很多，姑且不谈发明的内容是什么，许多发明者都会把自己的创意当成稀世瑰宝，抱着不放，到头来落得饮恨心死或精神错乱。我认为，技术的发明是永无止境的，不管一个人认为自己发明了多么千载难逢的东西，事实上明天都会有更多更好的发明诞生。因此，对一个发明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实时将发明转换成报酬，也就是将发明变成商品。但是，发明者必须思考的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将发明商品化并大量制造？即使有钱，有没有能力开拓市场、管理财务？而这一连串的挑战，并非多数发明家可以应对。
因此，我认为有志从事发明的人应该卖自己的创意，而不是让自己也介入发明产品的生产与营销行列。因为即使发明者的发明能力是满分，生意能力也可能不及格；从发明跨行从商，不但扼杀创意力，而且极可能拖垮自己。
事实上，发明者尽可以全心投入研究，而把发明专利授权给别人去生产、营销，赚取知识产权的报酬。再把利润投入从事更多的发明，赚更多钱。或许有一天，发明者认为已经赚足了资金，也觉得有能力去学习量产、营销，再去尝试赚取产品商品化过程的钱。届时，经营风险相对就会降低许多。
宏碁就是这么起家的。早期，我们帮岛内外其他企业从事四十几项产品的开发，不但因此积累了资金，而且从中培养了不亚于岛内大型家电厂商的技术实力。即使现在宏碁的规模已经超越台湾所有的家电及电子厂商，我们还是主张“宏碁除了家人不卖，什么都可以卖”的原则，这当然也包括技术和专利。
敝帚自珍风险高
有句广告词说：“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但在一般人的想法当中，和别人分享以后就不能独享利润。然而，独享利润往往也意味着独担风险。分享固然会降低自己的利润，但也降低了风险。况且，企业不会只因一个商品的成功，就从此高枕无忧，而是要有千百次的成功才能持续生存。事实上，分享发明，往往不是利益的流失，而是创造更大的利益。
举例而言，许多国际性大企业都喜欢拥有独家技术，其中尤以日本公司为最，因为独家技术可以确保产品在市场上一枝独秀，坐享厚利。但是宏碁并不喜欢这么做，因为在科技产业里，今天的独门绝活可能不久便成了明日黄花，还不如趁技术值钱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发明所换得的权利金，投入新的研究开发，以确保技术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开放专利之后，在许多厂商共同介入之下，产品会更为普及，因此可以借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同样可以确保公司的竞争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拥有独家技术是很危险的。许多公司之所以紧抱独家技术不放，是因为公司的管销费用太高，所以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获取额外的利润，但如此一来反而看不见问题，延误改善时机。尤其是企业若以技术的强势，动辄对同业或客户施压，必然令人反感，而企业不可能永远不出错，一旦犯错或是技术不再强势，他人反击的动作会更毫不留情地接踵而至，届时企业经营的风险更大。
基于这样的理念，宏碁不但将技术开放给外界，并以同样开放的态度对待外界的技术。虽然宏碁是靠对外出售研发成果起家，也拥有非常多的技术，但是早期的代表性产品却都是和别人合作或购买技术而来，包括“天龙中文电脑”和朱邦复先生合作，“小教授一号”是以10万元向陈义诚先生（曾任伦飞电脑总经理）购买现成软件，第一代IBMPC/XT兼容个人电脑则是委托电子所研发。
第三部分 知识产权的教训第15节 天龙中文电脑叫好不叫座
天龙中文电脑叫好不叫座
1980年4月，宏碁和朱邦复先生正式展开中文电脑的合作开发。在此之前，朱先生已经研究中文电脑多年，但是支持与认同的伙伴都逐渐离去，使其计划几乎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朱先生不甘心放弃，就向宏碁购买微处理发展系统，打算自己着手开发。
然而，购买了发展系统之后，朱先生却因为不会使用设备仍无法实行其计划。由于经费有限，时间紧迫，他便通过当时宏碁的销售工程师朱和昌（现任联讯电脑总经理），希望与宏碁合作开发。于是，我和时任宏碁研发主管的施崇棠（现为华硕电脑董事长）前往造访朱先生。
当时，朱先生有两个构想，一个是输出技术“向量组字法”，一个输入技术“仓颉字母法”。我对“向量组字法”兴趣甚高，这项技术可以64K字节的硬件设备造出三万个中文字，足敷中文字体的需求，而它所需要的储存容量，仅为其余输出技术的十分之一。施崇棠也认为可行，于是，我们就开始进行这项合作案。由宏碁负担开发费用，产品利润双方分成。
在工程师的努力之下，五个月之后“天龙中文电脑”研发成功，推出之后相当轰动，台视新闻特别报道了这项产品，并获得岛内产品设计的最高奖项。
为了推广仓颉输入法，宏碁大规模投入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