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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中国大审判-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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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我懂得,我完全这样了解,完全请你放心,我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叶:因为我考虑到你今后,也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你会起很大的作用。    
    黄:在这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叶:我愿意永远作你的助手,你的秘书,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以你的意志为意志。……你看,那个孩子培养他也应该因材使用嘛,都那么大个子。这国家这么大,都可以把一个关口,是不是?    
    黄:是,你这个想法完全正确。    
    叶:因为我对情况了解不够,我都想到有机会跟你谈谈,每个孩子往那方面培养。另外,连我加到一块儿,至少有五个吧,这五六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黄:对,对。    
    叶:一会你的上级会找你们来谈。你把一○一(林彪代号)的,你给我说一两句好话,干部里大多数都好,但是他真正喜欢的只有你。听明白了吧,一○一对你是好的。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    
    叶群和黄永胜二人的谈话供出了黄永胜和林彪、叶群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这份黄永胜自己的铁证,是他没有想到的,更是无法抵赖的。    
    法庭上所出示、宣读的许多证据都证明,黄永胜是林彪的同伙。法庭宣读了王飞的供词:1967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当天,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交王飞送达。9月10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    
    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密信的原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隐语。    
    法庭还宣读了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马建英等六人的证言。证明:在1971年9月6日黄永胜向林彪、叶群密报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后的7天中,黄永胜向在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16次。仅9月10日这一天就通话5次,其中一次长达135分钟。    
    审判员问黄永胜,你和叶群一次通话135分钟都讲了什么?    
    黄永胜编造说,那是在和叶群逐字逐句磋商、琢磨林彪8月16日讲话录音稿的最后定稿。法庭当即出示证据,证明林彪的这个讲话稿,早在9月5日就已完稿,并交由周总理批示送政治局传阅。黄永胜无言以对。    
    法庭接着调查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后,黄永胜销毁他与林彪、叶群等来往信件、材料、笔记本和照片等罪证的犯罪事实。法庭上宣读了黄永胜的原服务员杨红铎、警卫员秦立军的证言。黄永胜的原秘书吴玉琪也提供了证言。他们从1971年9月15日到24日,都看到黄永胜烧材料的纸灰和烧裂了的灰盆。    
    黄永胜在证据面前,只好承认事实。


第四篇 刀光剑影庭审中的黄永胜败了(3)

    三、黄永胜诬陷叶剑英,在证据面前他无法抵赖    
    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第三次审问黄永胜,调查他诬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聂荣臻、彭德怀、罗瑞卿等同志的罪行。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庭审活动。    
    黄永胜明明知道叶剑英同志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在红军中工作,明明知道敌人报纸刊登的有关叶剑英被俘的消息纯属敌人造谣,但他却非法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调查叶剑英所谓被俘问题。黄永胜还将逼供搞的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副主席“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工作几十年,明明知道聂帅对革命的贡献,却颠倒黑白,诽谤“聂荣臻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反革命的功倒是有”;黄永胜审批“同意”专案组报告:“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黄永胜还“同意”为了对罗瑞卿同志“不间断地进行斗争”,推迟对他的手术治疗时间,进一步迫害罗瑞卿同志;黄永胜还秉承林彪的旨意在总参谋部迫害干部,诬陷“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诬陷“总政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    
    黄永胜承认看过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的报告和所谓叶剑英1934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的调查方案,承认他作了批示。    
    法庭出示了黄永胜亲笔批件和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和同伙、原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的密信,并宣读了刘兴元在1968年4月10日,密报给黄永胜诬陷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信件。    
    法庭根据起诉书,还向黄永胜审问调查1968年6月,他在广州制造的陷害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冤案,追查“黑线”,将逼供取得的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开“黑会”,“密谋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狡辩说,他既未查过“黑线”、“后台”,也没有看过用逼供取得的材料。    
    法庭出示了黄永胜和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在1968年4月6日的谈话记录,还宣读了一份诬陷叶剑英政变的简报以及批给叶群的文件和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面对确凿的证据,黄永胜无法抵赖,只得承认。    
    12月5日下午3时,庭审调查黄永胜诬陷迫害彭德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他诬陷总参谋部“出了不少坏人”,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等犯罪事实。    
    法庭宣读并出示了彭德怀专案组的报告和黄永胜的批语,彭德怀专案组记录的黄永胜让秘书打电话的记录稿,黄永胜同刘兴元、丁盛的谈话记录,黄永胜原秘书王植军的证言;出示了黄永胜诬陷聂荣臻的一次讲话记录稿;罗瑞卿专案组的报告和黄永胜的批语;黄永胜和吴法宪联名给叶群的信;黄永胜在总参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总政军管小组的汇报记录,以及同案犯吴法宪的两个供词材料,完全证实了黄永胜上述犯罪事实。    
    在事实面前,黄永胜还说“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我讲的”。一会儿又说,“我是跟着林彪讲的”,“给叶群的信是吴法宪起草的”等等。    
    对于黄永胜在法庭上的极不老实、极不严肃的恶劣态度,史进前和伍修权都对他进行了严肃的驳斥。正告被告黄永胜,在法庭上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进行没有根据的辩解。


第四篇 刀光剑影庭审中的黄永胜败了(4)

    四、证人左洪涛血泪控诉黄永胜制造“广东冤案”的罪行    
    12月8日下午3时,黄永胜被押到第二审判庭,法庭调查他制造的两起冤案。    
    左洪涛是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时任广东省政协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是黄永胜制造的“广东地下党”冤案被害人。今天,他现从广州赶来出庭作证。《南方日报》记者邹平涛对此有过详细报道。    
    这宗冤案名曰“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为了大乱广东,篡党夺权,黄永胜伙同刘兴元等人密谋“要从地下党开刀”。1967年5月,黄永胜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刘兴元说:“广东党的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同年10月12日,黄永胜亲自批示要追查华南地下党问题。在江青支持下成立了专案组,规定专案组的材料只报江青、黄永胜、刘兴元等人。1968年3月3日,黄永胜决定由他亲自挂帅,伙同刘兴元等组成领导小组,设立31号专门办公室……他们诬陷广东地下党“招降纳叛”,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美蒋别动队”,把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诬陷为“土匪部队”,“要成窝去抓、从根上去抓”。他们制造伪证,乱捕无辜,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省地下党各级领导同志和干部7000多人遭受迫害。其中有省、军级以上干部12人,地、师级,县、团级数以百计。    
    左洪涛同志控告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样使劲地“从地下党开刀”,原因很清楚,因为广东地下党当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他们阴谋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在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    
    左洪涛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东省委专门调查证明“广东地下党问题”纯属冤案,1979年4月27日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原来,1937年秋天,我上海党组织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通过郭沫若同志的关系,派进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工作的战地服务队的我地下党组织——中共特别支部,直属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1938年5月,“特支”在长江局开会,周恩来指示、动员大家长期坚持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这个对动员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起了重要作用的“特支”,却被黄永胜诬陷为“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了解实情的邓颖超、郭沫若同志于1967年均曾分别写了材料证明“特支”是我党派去的,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可是黄永胜一伙仍置若罔闻,对“特支”的一些负责人,如刘田夫、孙慎、杨应彬、张敬仁、何家愧、石凌鹤以及其他所属成员进行残酷迫害。同时,还对由我党南方局直接介绍与“特支”建立组织关系的人,如原抗敌演剧队、新中国剧社的同志和长期坚持在国统区从事民主运动进步文化事业活动的张兆汉、侯甸、周钢鸣、司马文森、毕嘉、何明、黄新波、胡希明等同志进行迫害。    
    左洪涛说,1942年5月,由于江西省委被敌人破坏,不久粤北省委和南委也遭到破坏。当时,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曾作了紧急通知,暂时停止活动。黄永胜对这件事大做文章,1968年9月11日写的《关于审理广东地下党的综合报告》中,竟将周恩来同志在粤北事件后对有关地下党同志提出的要“勤职、勤学、勤交朋友”三项任务,诬蔑为“反动口号”,对贯彻执行这几项任务的地下党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残害致死。    
    左洪涛还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路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1938年成立特委,重新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始活动,开展武装斗争。解放战争开始,成立粤桂边区党委,武装部队发展到二万多人。但黄永胜他们却诬陷“南路党长期存在一个叛徒集团”,说什么“县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八十是叛徒、特务,是破坏南路人民革命斗争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仅因这个问题,就有1800多干部受到诬陷迫害,被株连者有3700多人。    
    左洪涛血泪控诉黄永胜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他举例说,全国三届人大常委、原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被刑讯逼供,惨死时76岁,他的妻子张仕娥也被斗死;省工会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冯燊,长征时期的老红军,当年江西特委书记,粤中纵队政委,被诬陷粤北省委遭受破坏“主动与敌挂钩,企图率队投降”,长期被关押、迫害致死;当年华南党领导人方方被迫害致死;地下党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粤北省委统战部长饶彰风,被迫害死于狱中。    
    左洪涛说不下去了,他哽咽着说,竟连我党早期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也惨遭迫害,折磨致死。    
    左洪涛说到这里悲愤至极。他说,我算是幸存者。关于“特支”的问题,黄永胜首先把我抓起来,妄图从我身上打开缺口。他们明明知道抗日战争初期,经过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叶剑英同志为主要成员的党中央代表团的坚决斗争,迫使蒋介石无条件把我和其他一些政治犯一起集体释放出来,但他们在审讯我时,却肆意污蔑是“黑司令部”把我们“从狗洞里牵出来的”,妄图屈打成招。他们还设置陷阱,妄图引诱和强迫我承认以我为首集体自首叛变,参加军统,破坏南委、粤北省委。他们对我日夜轮番刑讯。甚至搞假枪毙等,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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