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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3592-清代宫廷政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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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大福晋后来又回到太祖身边。天命六年四月,“汗(指太祖)之大福晋来辽东时,放在皮箱里之假发等零碎什物失落了。居沈阳城东伊边屯一名叫袁丰明者于四月十六日前来告称:(此物)为别的汉人拾得了。汗曰:即为我所恩养之人前来禀报,赏银五两。”假发是因为满族妇女须笼大髻之故,可见大福晋的“大归”只有一年光景。她嫁太祖时,孝慈后还在世,两个夫人之间的对立是不难想像的。孝慈后一死,她便立为大妃。当时太祖的福晋很多,为什么偏偏看中她,可见她自有为太祖喜爱之处,皇太极对她的忌妒也是不难想像的。    
    到了太祖死后,大福晋和她三个儿子,便成为孤儿寡妇,阿济格只有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大福晋的悲惨末日跟着到来了。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孝慈后)崩后复孝慈高皇后谥册。 立兀(纳)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尔衮)、多躲(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於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札亦殉之。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大福晋殉葬疑案(2)

    这部太祖实录是各版中最早的一种,尚未删改,这一段又很质朴地记载了一幕活生生的人间惨剧。    
    活人殉葬本是蛮性的遗留,这种残酷的风俗远在殷代已经盛行。郑天挺《探微集》中曾举清太宗死,二章京殉死,世祖死,栋鄂妃殉死,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殉死等事件。可见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的旧俗,并不限于殉君上。殉葬的理由是赴阴间去侍候主子,皇帝对后妃其实也是主子。其中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强迫的,自愿者恐也是极少数。太祖大臣雅荪,曾自誓欲殉葬,后又图谋逃奔,因而为太宗所杀。    
    但从上述《实录》首段来看:太祖恐怕大福晋日后将乱国,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那等于太祖预谋要杀死大福晋了,后段又谓大福晋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岂非自相矛盾,欲盖弥彰?大福晋如不死,阿济格、多尔衮的年龄虽比皇太极少,但凭她的才能,使儿子践位为君,颇有可能,所以对太祖“遗命”,学者曾有怀疑。    
    太祖病重时,为什么又召大福晋来?是不是特地要她来殉葬?这是很难说得通的。太祖晚年,对过去幽弟杀子的举措已隐感痛心,不至再有这样忍心的“遗命”。多尔衮是他心爱的儿子,他怎么会让十四岁的儿子成为无父无母之人。他对大福晋还是有感情的,大福晋和代善有暧昧关系当是事实,要杀早就杀了。病重时要她前来,自是商量身后之事。    
    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译)第十二章,对此事曾有评论:    
    吾人推求其故,当由于太宗争夺汗位,出此隐谋。谓出于太祖之遗言,其实与事实上适相违反也。就朝鲜所闻,则太祖临死时谓贵永介(指代善)曰:“九王(指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摄位后,可传九王也。”贵永介以嫌疑,遂让洪太氏(指皇太极)。……是太祖欲以最宠所出之多尔衮继汗位,因子幼母寡,暂以长子摄位,其心苦矣。然而太宗前半生之骨肉相贼(残),祸因亦自此始。    
    文中的“就朝鲜所闻”,是指朝鲜人李肯翊所著《燃藜室记述》二十七所记《清人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但这时多尔衮地位还不高,还未成为一个旗主,所以太祖已有传位于多尔衮之意未必符合事实,不过,他的能干的生母大福晋如活下去,对皇太极自必成为一种威胁,稻叶氏推测逼继母殉死,出于皇太极争位的隐谋却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大福晋的被迫自尽,反映了宫闱之间十分尖锐的皇权之争,也可说是政变的隐蔽表现。    
    顺治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儿子,孝慈皇后的嫡亲孙子。多尔衮是大福晋的儿子。这两位皇后都姓纳喇氏。入关以后,她们都已身殁,而属于这两个女人系统的明争暗斗,却仍很激烈,顺治的生母,却又有下嫁多尔衮的传说。民间本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谚语,到了宫闱之间,又介入政权的争夺,便显得错综复杂了。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从政敌到拥立(1)

    太祖生前,对自己能否必成帝业本无把握。他逝世时,明朝还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所以,他也未曾有建储继立的明文。他起先曾属意于长子褚英,褚英不得其死,便令次子代善执政,可是代善又与大福晋发生了暧昧关系。其次,代善的住宅比太祖宫室讲究,众贝勒要代善迁出,作他们宴饮、集会的衙署,代善不肯,因而又招致太祖的不满。还有,代善次子硕托投明未遂,太祖得悉这是因为代善听信后妻谗言,要杀死硕托,迫使硕托欲叛逃,诸贝勒大臣所以不说话,是因害怕代善夫妇之故,太祖便斥责代善:“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    
    这是代善所以为太祖憎恶的原因。    
    据《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八固山王(即八和硕贝勒)等问太祖,我等何人可嗣父皇。太祖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下面则申阐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好处。也即八旗自决的重要性。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说:“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这分析是很中肯的。    
    后来太祖逝世了,据王氏《东华录·太宗》,是这样记载着:    
    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清太宗皇太极吉服像》轴。    
    下面记太宗(皇太极)再三辞谢,众人坚请不已,才始答应。此亦历来之官样文章,在官样文章的背面,我们所见到的,却是代善与太宗皇太极之间的矛盾,早就很尖锐了。    
    太祖生前,固未明言将传位于太宗,但后期对太宗确有偏爱,这自必引起代善的猜忌。天命四年萨尔浒之战,代善请示太祖后,挥师东向,太宗却不顾太祖的劝阻,抢战于代善之前,冲上山岗立功。亦见太宗咄咄逼人之势。    
    而最突出的是天命六年九月,太祖向其亲信阿敦(太祖从弟)询问诸子中谁可继位,阿敦起先不敢明白表示,只说“知子莫若父,谁敢有言?”太祖要他直说,他便说:“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太祖知道这是指太宗。    
    这次密语却为代善得知,因而对太宗“深衔之”。阿敦又密告代善说:皇太极和莽古尔泰、阿济格要杀害你,事机紧迫,须加防备。代善乃向太祖哭诉,太祖将莽古尔泰等三人招来,都矢口否认。太祖以为阿敦在挑拨离间,便将阿敦逮捕,指责他“讲有损国政的话,另讲其他诸小贝勒的坏话”。诸贝勒、大臣主张将他打死在八旗内,太祖却命人将他拴上铁锁监禁起来。    
    代善为什么要“深衔之”?自然是自己很想继承父位,这时惟一能和代善抗争的只有太宗。《满文老档·太祖朝》还记载三等副将博尔晋到监禁地方,当着莽古尔泰的面为阿敦鸣不平,责问诸贝勒不应以太祖之好恶而转移对阿敦的态度,博尔晋何以如此大胆?此事连朝鲜使臣郑忠信都知道,还说皇太极虽英勇超人,但内多猜忌,“潜怀弑兄之计”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这和阿敦密告,皇太极要杀害代善的话也是符合的。但阿敦既对太祖暗示皇太极可嗣位,似于皇太极有好感,为什么后来又向代善密告?这一点却很使人费解。    
    不管怎么说,太宗和代善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太祖生前已经十分恶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氏《东华录》所记代善拥立太宗,固非虚构,可是这时已是大势所趋!太宗的实力已远过于代善,代善在大福晋事件上恐也声誉下降,不为清议所容,因而只能拥立。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从政敌到拥立(2)

    太宗即位后,逢到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一同随太宗南面坐受诸大臣朝见,后因莽古尔泰犯有“御前拔刃罪”,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上并坐,太宗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随即命代善与众共议。太宗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再并坐,已是不在话下了,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了。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贝勒皆赞同,从此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事的遗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南面独尊》。    
    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双雕,把代善也和平地拉了下来,太宗之权谋亦可于此见之。    
    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分,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戒忌深严。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太宗把归顺的蒙古察哈尔汗的伯奇福晋赐豪格(太宗第一子)为妃。豪格本有妻子,就是太宗姊姊(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女儿,莽古济因而怨恨太宗,愤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有一次,她路过代善营前,代善请她入内,款待馈赠。这原是兄妹之间的寻常往来。太宗却闻而大怒,派人往代善及其子萨哈廉处责问:莽古济在太祖时专以暴戾谮毁为事,代善原本与她不和睦,但因她怨恨太宗之故,便将她请至营中宴饮,“先时何尝如此款赠耶?”萨哈廉统摄礼部,知其事匿而不奏闻。又说太宗喜欢的人,他厌恶,太宗厌恶的人,他却喜欢,岂非有意离间?    
    其中还举了这样一件事:济尔哈朗(太宗从兄)妻亡后,因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是他亡妻之妹,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闻,已获太宗同意;代善却“独违众论”,必欲娶苏泰太后,且屡向太宗言之,“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以此而谴责代善之非“诚心为国”,实在滑稽。又如太宗曾遣人令代善娶察哈尔囊囊福晋(已婚的妇人),代善却嫌她贫穷而拒绝,太宗又责问道:“凡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财物而娶之之理乎?”    
    此两事见于王氏《东华录》,使人如读稗官野史,太宗却以此作为责罚代善轻蔑君主的罪名,也说明当时满洲王公贵族的娶妻观念,极为随便,身为国君,竟会允许其宗室娶亡国的蒙古部族的太后,且因此而引起一件公案,如果出于明朝的国君,就要被看作昏君了。    
    诸贝勒、大臣将代善的罪状列为四条,并拟议革去代善和硕贝勒名号,另加处罚,太宗则从宽只罚银马甲胄。    
    崇政殿匾额。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太宗御崇政殿,又谕责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违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凡事越份妄行,下面又举了代善种种过错,其中说:“夫好行不义,虽恭敬,朕亦不喜”,又说:“不然,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代善当时对太宗是很恭敬的,太宗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阴怀”的,那就无法说得明白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情,故而必须挫损他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所以连以粮米喂马也要看作罪名,虽然这是“违旨”的,但违旨的事情何止这些。然而从政争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有它的必要。    
    代善随太祖征战以来,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可是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太宗就要高出许多。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家奴告主酿成大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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