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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部分

青年近卫军-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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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将军同志,请您注意这儿杰尔库耳河前面的这些材料。要知道,这些材料已经旧了!在这里,我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泰然自若地说。

  卡佳觉得,瓦西里·普罗霍罗维奇的回答似乎在贬低普罗庆柯搜集的情报——她卡佳为之长途跋涉送来的情报——

  的意义。

  “把这些情报交给我的那位同志,”她用毫不客气的声调说,“叫我先通知你们:有关敌人撤退的一切新情报,他会发过来,而且我想,他已经在把它发出来。这张地图跟它的说明,是让我们知道本州的总的形势。”

  “不错。”将军说,“瓦杜丁①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更需要它。我们要把这张地图转送给他们。我们自己只要利用跟我们有关的那些材料。”
  ①瓦杜丁(1901—1944年),苏军指挥员,当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一直等到夜保人静,卡佳才有机会跟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好好地谈谈心。

  他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一间空空荡荡、但是炉火熊熊的房间里,点着缴获得来的德国灯盏。卡佳问道: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亲爱的,您怎么会到了这里?”

  “这为什么使您奇怪?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虽然地方还小,不过总是我们的!政府要回到我们的故乡,要建立苏维埃秩序。”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微微一笑,他的满布细皱的刚毅的脸顿时显得年轻起来。“您是知道的,我们的军队已经跟乌克兰的游击队协同动作了。所以我们不在这里怎么行呢?”他从上到下打量着卡佳,他的眼睛放着光。但是突然他的脸又变得严肃起来,“我本来想让您休息休息,明天再谈正经事。不过您是个勇敢的人!”他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但是他的眼睛直望着卡佳的眼睛,“我们想送您回去,直接到伏罗希洛夫格勒。我们需要知道好多只有您才能打听到的消息……”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轻声询问地说道:“当然,要是您非常疲劳的话……”

  但是卡佳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她心里充溢着自豪和感激。

  “谢谢您。”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谢谢您!……什么也别说了。您再也说不出什么能使我感到这样幸福的话了。”她心情激动地说,她的轮廓分明、衬着金发的晒黑的脸变得非常动人。“我对您唯一的请求就是:明天就送我走,不要把我送到方面军政治部去,我不需要休息!”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想了一想,摇了摇头,然后笑了。

  “不过我们并不急。”他说,“我们要把占领的阵线稍微整顿一下,巩固一下。杰尔库耳,特别是顿涅茨,不能一到就拿下来。而且米列罗沃和卡缅斯克还阻挡着我们。也有些情况要您到政治部去谈谈。就是说,我们暂时不着急。您过两三天再走吧……”

  “唉,为什么不明天就走呢?”卡佳叫了一声,她的心因为想念和爱而痛苦着。

  第三天傍晚,卡佳又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子,到了迦丽亚的农舍里。她还是穿着那件皮袄,包着那条深色头巾,带着契尔女教师的那张身分证。

  现在这个小村里驻扎着我们的军队。但是北方和南方的高地仍被敌人据守着。德军防线沿着卡梅什纳雅河和杰尔库耳河中间的分水岭通过去,然后又沿着杰尔库耳河过去,深入到西部。

  夜间,还是那样认真、沉默的小萨什柯带着卡佳沿着以前福马老头带她走过的那条老路回去,于是她又到了几天前普罗庆柯送别她的那个小农舍里。

  到了这里,无数柯尔尼延柯之中的一个转告她,普罗庆柯知道她要回来,他本人平安无恙,但是没有机会来和她见面。

  这一回,卡佳已经没有人伴送,她日夜兼程,一天至多休息两三小时,好容易到了玛尔法那里。可是一到那边,就被玛莎的死讯吓得大吃一惊。

  在乌斯片卡村医疗所的秘密接头站被发现了。克罗托娃姊妹因为“警察队”里有自己人给她们通风报信,得以事先离开,并且把接头站失事的消息通知了跟她们有联系的一些地下组织。但是等出事的消息送到玛尔法那里,玛莎已经动身去乌斯片卡了。

  想在半路上截住她,但是没有成功。玛莎落到了宪兵队手里,就在乌斯片卡那边被折磨死了。也是从那个自己人口中听说,玛莎至死否认跟地下组织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供出任何人。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但是卡佳甚至没有权利折磨自己的灵魂:她需要力量。

  两天以后,她已经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


第56章在德国人后方,哪怕是最糊涂的人,对战局毫不理解的人,都会懂得:希特勒匪徒们的末日来临了。

  在像克拉斯诺顿那样远离前线的地方,这首先根据希特勒匪徒的小伙伴,合伙抢劫的伙伴——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雇佣兵以及安东尼斯库①的残部——仓皇逃窜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来。
  ①安东尼斯库是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罗马尼亚的军事法西斯独裁者,追随希特勒,一九四六年由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罗马尼亚官兵们在各条大路上乱跑,没有汽车运输和炮队。他们不分昼夜,乘坐套着疲惫不堪的马匹的车子缓慢移动或是步行。他们把手笼在下摆烧坏的军大衣的袖子里,戴着高高的羊皮帽或是船形帽,冻坏的面颊用毛巾或是羊毛女裤衩包着。

  一辆马车在柯舍沃伊家的院子旁边停下,里面跳出一个以前在这里住过的军官,直往屋子里跑。勤务兵把军官的一只大箱子和自己的一只小箱子提进去。他因为要捂住一只冻伤的耳朵,所以走路歪着脖子。

  军官患了齿龈脓肿,制服上没有带金肩章。他跑进厨房,马上就在灶旁伸出手来烤火。

  “喂,事情怎么样啦?”柯里亚舅舅问他。

  军官没有牵动鼻尖,——他的鼻子冻伤了,不能动了,——但他的脸上仍然露出他牵动鼻子时的表情,接着突然扮了个模仿希特勒的鬼脸:由于他的两撇小胡子和疯狂的眼神,倒扮得惟妙惟肖。他扮着希特勒的模样,再踮起脚尖做出要逃跑的样子。他甚至连笑都不笑,足见他并非开玩笑。

  “咱们回家找女当家的去!”勤务兵好心肠地说,他小心地斜过眼来看看军官,又对柯里亚舅舅挤挤眼。

  他们烤完了火,吃了点东西,刚提了箱子走出去,外婆忽然灵机一动,掀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床上的被子一看,两条被单已经不翼而飞了。

  外婆火冒三丈,这一气甚至变得年轻起来,她拔脚跟在客人后面追出去,在大门口大嚷大叫,吓得连那军官都懂得,他马上就会变成这场风波的中心。他命令勤务兵打开小箱子,在勤务兵的小箱子里果然有一条被单。外婆一把抓过被单,大声嚷道:

  “还有一条呢?”

  勤务兵拚命朝主人那边转动眼珠,但是那一位亲手抢过自己的箱子,已经爬上马车。只要这位古罗马人的后裔连同他的勤务兵不被什么乌克兰或是摩尔达维亚游击队员送往极乐世界,这条被单不被他们拿去使用,他就可以把这条被单带回罗马尼亚。

  由于出人不意,最冒险的行动有时会比准备得十分周密的行动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更多的情形是,最重大的事业却往往因为走错一着而全盘失败。

  十二月三十日晚上,谢辽萨和华丽雅跟几个同伴去俱乐部,在路上看见一幢房子旁边停着一辆德国卡车。车上堆满麻袋,但是没有警卫,也没有司机。

  谢辽萨和华丽雅爬上卡车,摸模麻袋。根据种种情形判断,里面装的是新年礼品。头一天下过一场雪,不大,天气转冷了,四周被雪色映得很亮。街上还有人行走,可是青年人还是冒险从卡车上扔下几袋,把它们分别塞在附近的院子里和小木棚里。

  俱乐部经理莫什柯夫和艺术指导万尼亚向他们建议,等聚在俱乐部玩乐的那批年轻人一散,就把礼品搬进俱乐部:那里有许多各式各样隐蔽的地下室。

  群集在卡车旁的一些德国兵,特别是一个穿狗皮领皮大衣和代用品做的毡靴的上等兵,都醉醺醺地拉开嗓门大骂。可是那家女主人——她连大衣都没有穿——就跑了出来说,这不能怨她。那批德国人也看得出,是不能怨她。弄到末了,德国人上了车,女主人也跑进房子。于是德国人就开着卡车折到通峡谷的斜坡,向宪兵站开去。

  青年人把麻袋拖进俱乐部,藏在地下室里。

  早上,万尼亚跟莫什柯夫在俱乐部碰头,决定把一部分礼物,特别是香烟,应该在当天,就在除夕拿到市场去卖,因为组织需要钱。碰巧斯塔霍维奇也在俱乐部,他也赞成这个办法。

  偷偷摸摸地出卖一些零星德国货,在市场上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德国兵就在干这种买卖,拿香烟、烟叶、蜡烛、汽油来交换伏特加、御寒用品和食物。这种德国货被一再转手贩卖,“警察”对这种事也听之任之。所以莫什柯夫手下已经有一批固定的街头顽童,他们情愿靠卖香烟来赚取一点外快。

  这天一早“警察”们就在失窃地点附近的房子里进行搜查,但是没有发现礼物,所以他们特别注意,会不会有人拿到市场上贩卖。结果就有一个男孩连香烟一起被“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亲手捉住。

  审讯时那男孩说,他这些香烟是拿粮食跟人家换来的。男孩吃了一顿鞭子。但是这种街头的顽童在生活中吃鞭子不是第一次;而且他受的熏陶是,不可以出卖同伙。于是这个男孩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哭肿了眼睛,后来被投进牢房,等天黑再说。

  “警察队长”在向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汇报其他许多事件的同时,也一并汇报了捉住一个贩卖德国香烟的孩子的案件。勃柳克纳把这件事和其他卡车的失窃事件联系起来,愿意亲自出马来审讯这个孩子。

  迟暮时候,在牢房里熟睡的孩子被唤醒,带进了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的办公室,一进去立刻就被带到宪兵站的两个官员、“警察队长”和翻译面前。

  孩子齉着鼻子把他的那一套话重复了一遍。

  宪兵站长大发雷霆,揪住孩子的耳朵,亲手把他从走道里拖过去。

  孩子进去的那间牢房里,摆着两张血迹斑斑的刑床,从天花板上挂下几根绳子,一张用支架撑着的白木长桌上摆着通条、铁锥、用几股电线拧成的鞭子和一把斧头。生着一只铁炉子。屋角里放着几桶水。牢房的墙脚有两道像澡堂里那样的排水沟。

  一个胖胖的、有点秃顶的德国宪兵,坐在支架旁的凳子上抽烟。他戴着浅色玳瑁边眼镜,身穿黑制服,通红的大手上长满了浅色汗毛。

  孩子瞅了他一眼,就吓得发抖,说出这些香烟是他在俱乐部里从莫什柯夫、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那里拿来的。

  在这同一天,五一村的维丽柯娃在市场碰到她的女友李亚德斯卡雅。从前她们俩在学校里同课桌,可是战争一开始,李亚德斯卡雅的父亲被调到克拉斯诺顿村去工作,她们就分开了。

  她们说不上有什么友谊。她们所受的熏陶都是同样着眼于个人利益,而这种熏陶并不能促进友谊。然而她们只要从一言半语中就能相互了解;她们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且从相互的交往中相互利用。她们从小就从她们的父母以及她们父母交往的那个圈子的人们那里学到一套处世哲学,认为所有的人都只是追求个人利益,人生的目的与使命就是勾心斗角,不让别人把你排挤掉,相反地,你最好能踩着别人往上爬。

  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在学校时担任各种社会工作,对于一切表现现代社会概念和道德概念的词汇都能运用自如。但是她们都深信,这些活动也好,这一切词汇也好,甚至连她们在学校获得的知识也好,都是人们臆造出来为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和损人利己的意图做幌子的。

  她们见面后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但是仍旧非常满意。她们亲切地互相伸出伸得笔直的手掌。矮小的维丽柯娃戴着风帽,两条小辫在厚呢领上朝前戳着;李亚德斯卡雅生得身材高大、红头发、高颧骨,染了指甲。她们离开市场上乱哄哄的人群,走到一旁聊起来。

  “唉,他们这批德国人,也算是我的救星!”李亚德斯卡雅说,“什么文化、文化,他们一心只想大吃大喝,不花钱玩乐……不,原来我对他们抱的希望还更大些……你在哪儿工作?”

  “在以前的牲畜采购站办事处……”维丽柯娃露出满脸的委屈和怨气:她总算能够跟一个能从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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