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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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他！”
芬庞军士和几名兵士一齐向瓦尔柯扑过去。芬庞军士虽然站得最近，却没有抓住瓦尔柯，因为在这一瞬间，舒尔迦嘴里可怕地、沙哑地、令人不解地大吼一声：“嘿，你啊，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他挥起一拳，打得芬庞军士一头栽到办公室远远的角落里，接着舒尔迦又低下宽阔的头顶，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向兵士们冲过去。
“啊，好极了，马特维！”瓦尔柯狂喜地说，他企图挣脱德国兵士们的手，向臃肿的、脸涨得发紫的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冲过去，这时巴尔德正伸出两只瓦灰色的厚实的小手，向兵士们吆喝道：
“不要开枪！……捉住他们，捉住这两个该死的东西！”
舒尔迦力大无比，怒火冲天，手、脚和脑袋并用，把兵士们打得东倒西歪。瓦尔柯脱了身，终于向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扑过去，巴尔德人虽然胖，可是却灵活有劲得出人意外地绕着桌子躲开他。
芬庞军士又企图来支援长官，但是瓦尔柯像要咬人似的呲牙咧嘴，一皮靴踢中他的胯下，芬庞军士就倒了下去。
“啊，好极了，安德烈！”舒尔迦满意地说，一面像公牛似的横冲直撞，把兵士们摔得老远。“从窗口跳出去，听见吗！”
“那边有铁丝网……你先冲到我这边来！”
“嘿，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舒尔迦吼了一声，猛力挣脱兵士们的手，就到了瓦尔柯身旁，他一把抓住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圈椅，把它举过头顶。
本来要朝他扑过来的兵士们都闪开了。瓦尔柯呲着牙，黑眼睛里露出得意洋洋的凶光，捞起桌上摆的东西——墨水缸、镇纸、金属的杯托——就狠命地、怒不可遏地乒乒乓乓向敌人扔过去，吓得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卧倒在地上，用一双胖手抱住秃头，而原来紧缩在墙边的舒尔卡·雷班德，轻轻地尖叫了一声，就钻到沙发下面去了。
瓦尔柯和舒尔迦最初投入搏斗的时候，他们都像视死如归的勇敢而坚强的人们那样，心里充满了将要最后解脱的感觉。这种最后的、无所畏惧的生命力的迸发使他们的气力增强了十倍。但是在搏斗的过程中他们突然明白，敌人不能、也没有权打死他们，敌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样做。这样一想，他们心里更充满了那样的胜利的感觉，那样的完全自由的感觉和可以畅所欲为的感觉，仿佛他们简直是不可战胜的了。
他们肩并肩地背靠墙站着，浑身鲜血，样子可怕，怒气冲天，谁也不敢逼近他们。
后来，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清醒过来，又命令兵士们去捉他们。舒尔卡·雷班德利用混战的机会，觑空从沙发底下溜到门外。几分钟后，办公室里又冲进了几个兵士，于是房间里所有的宪兵和“警察”都一齐向瓦尔柯和舒尔迦扑过去，把两个英雄打倒在地上。他们为了泄愤，就对他们俩拳打脚踢，甚至在瓦尔柯和舒尔迦不省人事之后，还久久折磨着他们。
这是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一弯新月已经西沉，而民间称为“启明星”的那颗皎洁的晨星还没有上升。大自然本身仿佛疲乏不堪，已经团目酣睡，最甜蜜的睡意粘住了人们的眼皮，连监狱里困倦的刽子手和受难者也都入睡了。
在这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舒尔迦首先从跟他面临的可怕的命运有天渊之别的深沉、安宁的睡梦中醒来。他醒来之后，在漆黑的地板上翻了一会身，就坐了起来。几乎在同一刹那，瓦尔柯也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醒来了，——这甚至不是呻吟，而是叹息，轻得几乎听不出的叹息。他们俩坐在漆黑的地板上，他们的浮肿的、满是血疤的脸紧挨着。
这个窄小黑暗的牢房里透不进一丝亮光，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看见对方。他们看到的对方是坚强而美好的。
“你真是个哥萨克大力士，马特维，愿老天给你力气！”瓦尔柯嗄声说。他突然用双手撑地，把整个身子朝后一仰，纵声大笑起来，仿佛他们俩都是自由的。
舒尔迦也跟着他沙哑地、亲切地大笑道：
“你也是个结实的哥萨克，安德烈，哈，真棒！”
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们的勇士般的可怕的笑声震撼着监狱的四壁。
早上没有给他们拿来吃的，白天也没有提审他们。这一天一个人也没有提审。监狱里静悄悄的；一阵模糊不清的谈话声，好像叶丛底下溪水的潺潺声，从牢房墙外传进来。中午，一辆摩托声轻微的小汽车开到监狱跟前，过了一会又开走了。舒尔迦已经习惯于辨别牢房外面的各种声音，他知道这辆汽车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他的副手或是他们俩出进监狱时乘坐的。
“他们去见长官去了。”舒尔迦严肃地轻声说。
瓦尔柯和舒尔迦互相瞥视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向对方说明，他们俩，瓦尔柯和舒尔迦，都知道他们的死期近了，他们对此也有了准备。大概，这件事监狱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了，——所以周围笼罩着这样庄严肃穆的气氛。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几个小时，各自在扪心自问。暮色已经渐渐来临。
“安德烈，”舒尔迦轻轻地说，“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是怎么落到这里来的。你听我说……”
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关于这一切想得很多。但现在，他是把它告诉一个跟他的联系较之世界上任何别的联系都更为纯洁和密切的人，这时他似乎又看见了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的诚恳的面孔，看见操劳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看见她跟他见面以及分别时脸上的那种急躁而又慈祥的表情，痛心的悔恨使他几乎呻吟起来。
于是舒尔迦毫不宽恕自己地告诉瓦尔柯，李莎·雷巴洛娃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怎样自以为是地回答了她。她怎样像母亲似的望着他，不愿意他离去。但他对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竟超过了对自己内心的朴质自然的声音的信任，还是走了。
他愈往下讲，瓦尔柯的脸色就变得愈阴沉。
“纸上的东西！”瓦尔柯叫道，“你记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对纸上的东西反而比对人还相信，”他声调悲壮地说。“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纸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写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反而让它控制了我们……”
“这还没有完呢，安德烈，”舒尔迦悲痛地说，“我还要把康德拉多维奇的事讲给你听……”
接着他告诉瓦尔柯，他怎样怀疑从年轻时代就认识的康德拉多维奇。他听到康德拉多维奇的儿子的历史，听到康德拉多维奇在同意让地下组织使用自己住所的时候隐瞒了这段历史，因而对他产生了怀疑。
舒尔迦重新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他怎么会让在普通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通事件在他眼中玷污了康德拉多维奇，但是他对素不相识、而且有着许多令人不快的特点的福明，却会发生好感。
瓦尔柯已经听康德拉多维奇亲口讲过这一切，现在他变得更阴沉了。
“形式！”瓦尔柯嗄声说，“习惯于只重形式……我们有许多人看惯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比我们父亲一辈在旧时代过得好，喜欢从形式看人，希望每一个人都清洁整齐。康德拉多维奇是个老实人，可是在形式上不合适，你就觉得他有污点。而那个该死的福明，却在形式上完全合适，清洁整齐，可是他比黑夜还要黑……我们从前忽视了他的污点，亲手给他刷白，提拔他，表扬他，使他合乎形式，可是后来就是这种形式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现在，你还要为它送掉性命。”
“这是实在的，千真万确的，安德烈，”舒尔迦说，尽管他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令人痛心，他眼睛里却突然迸射出明朗的光辉。“我在这里不知坐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可是我没有一个小时不想到这件事……安德烈！安德烈！我是个做基层工作的人，我没有资格说，我一生中有多少工作落到我的肩上。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就看出我错在哪里，看出我并不是今天才犯错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可是二十年来我老在一个地方，所谓在县的范围里，忙忙碌碌！总是做副手……真的！我们这种人从前叫县干部，现在叫区干部。”舒尔迦苦笑了一声。“我周围有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升上来，还有许多是我的同伴，跟我一样的区干部，升了上去，可是我还拉着那辆旧车。并且习惯了老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我习惯了。而习惯了——这就是说落后了……”
舒尔迦的声音突然停止，他激动得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头。
瓦尔柯懂得，舒尔迦是在临死前洗涤自己的灵魂，现在既不能责备他，也不能为他辩白，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可算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生活、为它劳动和牺牲呢？”舒尔迦又开口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更美好的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肩负起多少的劳动和苦难！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的定量是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但是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排队等待去从事重建工作。他们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肯拿自己首创的苏维埃制度去换衣着用品。在这次卫国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满怀豪情地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任何的苦难和劳动——连孩子们也挑起这副担子，更不必说妇女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所有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我不用对你说，我一生都是为他们出力……我们这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老在这些工作里面打转，工作都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可是渐渐地你已经不能觉察，事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唉，安德烈！我从李莎·雷巴洛娃家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三个青年和一个姑娘，我猜想两个是她的儿女，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同学……安德烈！你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眼睛啊！他们是怎样地望了我一眼！有一天夜里我在这儿牢房里醒来，突然浑身发抖。共青团员！一定是共青团员！我怎么会不理会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是为什么。区里的共青团员们不知有多少次来找我：‘马特维叔叔，给青年们做一次报告吧，讲讲收割、播种的情形，讲讲我们区的发展计划，或者讲讲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可讲的题目多得很。’可是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你们是共青团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有时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可是后来做这次报告可费劲啦！你明白，这儿要向州土地部汇报，那儿又有协作和划界的例会，而这儿还要赶到矿山管理处主任家里去，哪怕待一个小时也行，——你瞧，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他的小男孩刚过周岁，他对这件事非常得意，所以就像过命名日和办受洗礼宴一样，——你不去，他会见怪——于是你一天到晚就忙这些，事先没有准备就跑去给其青团员做报告。脑子里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左一个‘整个说来’，右一个‘整个说来’，你挖空心思胡吹一通，连自己都听不下去，更不用说青年人了。啊，真丢人！”舒尔迦突然说，他的大脸涨得发紫，他把脸藏在手掌里。“他们希望听你说些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良言，可是你却给他们‘整个说来’、‘整个说来’……谁是我们青年的第一个教育者？教师。教师！这个词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都是教区学校毕业的，你大概比我早毕业五年，不过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的教师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吧。他在我们的矿上教书教了十五六年，最后因为肺病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给我们听，宇宙——太阳、地球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他是第一个动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宇宙的人……教师！说起来很容易！在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我们的国家里，教师——这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的人民的未来，都掌握在教师手里，都在他的宝贵的心里。在街上看见教师，在五十米之外就应该向他脱帽致敬。可是我呢？……想起来也惭愧：我们这里每年都发生修理校舍的问题、取暖的问题，校长们在办公室门口抓住我，钉着我要木料，要砖头，要石灰，要煤。可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