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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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①② 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衣服像气泡似的鼓了起来，又瘪下去。她把脸埋在手掌里。
维丽柯娃使她清醒过来。她们从耸立着区执委会大厦的山岗上走下去，经过民警局，穿过“八家宅”，回到五一村去。
瓦丽雅觉得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出大汗。
“你这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说，“你这真叫活该！……你要知道，这是德国人啊，”维丽柯娃怀着敬意，甚至是谄媚地说，“应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
瓦丽雅和她并排走着，并没有听见她的话。
“唉，你啊，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愤愤地说，“我不是给你递了个暗号吗？应该让他们明白，你愿意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们很赏识这一点。还应该说：身体不好……那边委员会里的医生是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给每个人都会批一个‘免’或是‘不完全合格’，那边的德国人只是个医士，屁也不懂。傻瓜，真是个傻瓜！他们已经把我派在以前的牲畜采购办事处工作，还发给口粮……”
邬丽亚的第一个动作是对瓦丽雅表示怜惜。她搂住瓦丽雅的头，开始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和眼睛。后来脑子里就产生了搭救瓦丽雅的计划。
“你应该逃走，”邬丽亚说，“是的，是的，逃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我的天哪！往哪儿逃呢？”瓦丽雅一筹莫展，同时又急躁地说，“我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
“我的好瓦丽雅，亲爱的，”邬丽亚温柔地低声说，“我懂得，周围都是德国人，不过这究竟是我们的国家，它大得很，周围的人也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办法总会有的！
我来帮助你，青年们和姑娘们也都会帮助你。”
“那么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说，邬丽亚！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瓦丽雅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是，你别哭呀！”邬丽亚气愤地说。“要是你被赶到德国去，你以为她心里会舒服些吗？难道她就受得了吗？”
“邬丽亚……我的好邬丽亚……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你说的话叫人听了真反感，这……这简直可耻、可恶……我瞧不起你！”邬丽亚硬起心肠说，“是的，是的，我瞧不起你这种窝囊劲儿，瞧不起你的眼泪……周围不知有多少苦难，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壮健、有力、优秀的人在前线、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刑讯室里牺牲。你想想，他们的妻子、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她们照样在工作、斗争！可是你年纪轻轻的，所有的道路都随你走，又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反而哭哭啼啼，还要别人可怜你。我是不会来可怜你的，是的，是的，不可怜你！”邬丽亚说。
她猛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背着双手抵着门站着，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愤怒望着前面。瓦丽雅把脸埋在邬丽亚的床上，默默地跪着。
“瓦丽雅！我亲爱的瓦丽雅！……你回忆一下，过去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吧。我的宝贝！”邬丽亚突然说，“我的宝贝！”
瓦丽雅嚎啕大哭起来。
“你回忆一下吧，我有没有劝你干过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是为了几只李子，还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嚷着游不到岸上，我说我要亲手把你淹死？亲爱的瓦丽雅！我求求你……”
“不，不，你已经抛弃了我！是的，你上次动身的时候，你心里就丢弃了我，从此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友谊了。你以为我没有感到这一点吗？”瓦丽雅痛哭着，非常激动地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在世界上完全是孤零零的……”
邬丽亚没有回答她。
瓦丽雅站起身来，并不望着邬丽亚，用手帕擦了擦脸。
“瓦丽雅，我是最后一次对你说，”邬丽亚冷冷地轻声说道，“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话，我们马上去唤醒阿纳托里，他会把你送到波高烈莱，到维克多家里去，要么就是……你别让我伤心。”
“永别了，亲爱的邬丽亚！……永别了……”瓦丽雅忍住眼泪，从小厨房里跑到浴着月光的院子里。
邬丽亚几乎忍不住要跟在后面去追赶她，不断亲吻她那整个不幸的、泪痕纵横的脸庞。
她吹熄油灯，打开小窗，和衣在床上躺下。她毫无睡意。她倾听着草原上和村里传来的夜晚的隐隐约约的声响。她老是觉得，她在这里躺着，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瓦丽雅家里，要把她带走，临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来对可怜的瓦丽雅说几句安慰她、鼓励她的话了。
突然，她觉得似乎听到软软的泥地上有脚步声，菜园里的叶子也簌簌地响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应该钩上门，关上窗，但是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到了窗下，窗口现出了一个白发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
“邬丽亚，你睡了吗？”阿纳托里轻声问道。
邬丽亚已经到了窗前。
“出事了，”阿纳托里说，“维克多的父亲被抓走了。”
邬丽亚看见了维克多的脸，他走近窗前，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苍白的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情。
“什么时候抓走的？”
“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党卫队员，穿着黑衣服，人胖胖的，镶金牙，浑身臭气，”维克多恨恨地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士和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俄罗斯人……他们打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林场办事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被捕的人，他们把所有被捕的人都送到这儿来了……我跟在卡车后面整整跑了二十公里……要是你前天不走，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抓去。”维克多对阿纳托里说。
第32章舒尔迦自从被投入监狱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昼夜，他根本记不清日期了。他的牢房里几乎整天都是黑的，只有天花板下面的一条窄缝里可以射进一点光线，窄缝外面装着带刺铁丝，又被屋檐半遮着。
舒尔迦感到自己是孤独的、被大家遗忘了的。
有时候，有些妇女，做母亲的或是做妻子的，好容易求得德国宪兵或是俄罗斯“警察”里的什么人的同意，让她们把食物和内衣转交给被捕的儿子或丈夫。但是舒尔迦在克拉斯诺顿没有亲人。除了刘季柯夫和康德拉多维奇老头之外，他接近的人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没有人知道关在这间牢房里的无名的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就是舒尔迦。他懂得，刘季柯夫也许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即使知道，也没有门路来跟他联系。所以舒尔迦并不指望刘季柯夫的帮助。
唯一跟他发生关系的是那些折磨他的人，这就是那些德国宪兵。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会说俄语：一个是满头黑发的、骨头突出的小脑袋上戴着库班皮帽的德国翻译，另外一个是两个拳头就像两只马蹄、穿着镶黄条的肥大的老式哥萨克马裤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关于这个人可以这样说，他比所有的德国宪兵都坏，如果还有可能比他们更坏的话。
舒尔迦从被捕的最初一刻起就不隐瞒他是个在党的人，是个共产党员，因为隐瞒这一点是无益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坦白和实话会给他增强力量，使他可以跟折磨他的人进行斗争。不过他只说自己是个普通干部。但是折磨他的那些人哪怕再笨，也能从他的举止仪表上看出这是谎话。他们要他供出他的同谋。因此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他弄死了事。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每天要审问他两次，希望通过他来破获克拉斯诺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借以向本州的最高野战司令官克列尔少将邀功。
他们一遍一遍地审问舒尔迦，要是他把他们惹火了，他们就打他。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派党卫队分队长芬庞来拷打他。芬庞是个嗓门像村妇、镶金牙、戴浅色玳瑁边眼镜、有点秃顶的胖军士。这个军士身上臭气熏人，连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和宪兵站长勃柳克纳闻了都要皱鼻子，要是他靠他们太近，他们就会对他冷嘲热讽。芬庞军士完全冷漠地拷打和折磨这个不但上了绑、而且还有几名兵士抓着的舒尔迦。他打人有一套办法，很熟练。这是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当舒尔迦不受审而待在自己牢房里的时候，芬庞军士就不去碰他，因为他对没有上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