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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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世界的琴声魅惑了他，使他感到幸福。
啊，要是他永远不再跨进这所房子的门槛，要是这种音乐、青春和初恋时模糊的激动交融在一起的感受能够永远留在他心里，那多好啊！
但是他已经走进了门道，又从门道走进了厨房。在这间位于屋子背阳一面的光线暗淡的厨房里，莲娜的母亲和一个德国兵非常和睦地、习惯地坐在一张小厨桌旁边，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莲娜的母亲又干又瘦，穿着式样很老的深色衣服，满头都是老式的发卷；那个德国兵，也像同奥列格打架的那个勤务兵一样，生着淡黄色头发，不过没有雀斑，身材矮胖，根据他的举止来看，也是个勤务兵。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矮凳上，德国勤务兵脸上带着自满而有礼貌的笑容，眼睛里甚至带着几分献媚的神气，他从放在膝头上的背包里取出几样东西，又把这些东西送到莲娜母亲的手里。她这个面孔瘦削、满头发卷的老妇人，就带着明知人家是在笼络她的贵族老太太的神气，同时又带着阿谀奉承的笑容，双手哆哆嗦嗦地把东西接过来放在自己膝头上。他们俩只顾忙于这件虽不复杂、但是使他们全神贯注的事，连奥列格走进来他们也没有发觉。所以他能够看清莲娜母亲的膝头上的东西：一扁盒沙丁鱼，一块巧克力，和一个细长的、四方形的洋铁盒。这种容量半公升、螺旋口、贴着黄蓝交织的鲜艳商标纸的罐头，奥列格在自己家里的德国人那里也看见过，这是橄榄油。
莲娜的母亲发现了奥列格，双手不自觉地动了一下，似乎要把膝上的东西遮盖起来。勤务兵也看见了奥列格，他捧着自己的背包，冷漠地盯着他。
就在这时候，旁边房间里的钢琴声和莲娜的歌声戛然中断，响起了她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笑声，还有片断的德国话。
莲娜银铃般的声音，字字分明地说道：
“不，不，我来重复，我来重复①，这里是休止符，再重复一次，就马上……”
①原文为德语。
接着她就用纤细的手指自己在琴键上弹了一遍。
“哦，是你来啦，奥列日卡？难道你没有走？”莲娜的母亲惊奇地扬起稀疏的眉毛，故意装出亲热的声音说。“你是来看莲娜吗？”
她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把她膝盖上的东西藏到厨桌下面的一格里，用干瘦的手指摸摸发卷有没有弄乱，接着就把头朝肩膀里一缩，鼻子和下巴一翘，走进了传出琴声和莲娜的歌声的房间。
奥列格脸上的血色已经褪了，他垂下大手，站在厨房当中；在德国勤务兵的冷淡的目光下，他马上觉得局促不安，手脚都没有地方放。
他听见莲娜在室内表示惊奇和慌乱的尖叫声。她压低声音对房间里的男子说了些什么，仿佛是在道歉，接着就蹬着高跟鞋跑过来。莲娜在厨房门口出现了，手扶着门框，她穿的灰底暗花的衣服对她纤瘦的身材显得有点沉重，纤细的脖子和浅黑的锁骨袒露着，浅黑的手臂也裸露着。
“奥列格？……”她说，她窘得连浅黑的小脸上都满泛着红晕。“我们这里……”
但是显然她根本没有准备好用什么话来解释“她们这里”在干什么。她以纯粹女性的善变不自然地笑了一笑，跑到奥列格身旁，握住他的手把他拉过去，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开，说道：“我们进去，我们进去吧。”到了门口她又回过身来，偏着头再一次请他进去。
奥列格跟着她走了进去，差一点和在他身旁溜过的她的母亲撞了个满怀。两个穿着同样的灰制服的德国军官——一个侧身坐在打开的钢琴前面的琴凳上，另外一个站在窗子和钢琴中间——望着奥列格，没有好奇，但是也不懊丧，好像他是一个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得容忍的障碍物。
“他是我的同学。”莲娜用她那银铃似的声音说，“请坐，奥列格……你记得这支浪漫曲吧？我已经花了一个钟头，要教会他们这支曲子。先生们，我们现在来把整个曲子重复一遍！你请坐，奥列格……”
奥列格抬起他的半覆着金色睫毛的眼睛望着她，清清楚楚地、也是字字分明地说，似乎每一个字都打在她的脸上：“他们付给你什么东西？好像是植物油吧？你卖得太贱啦！……”
他转过身去，经过莲娜的母亲和生着标准淡黄头发的勤务兵的身旁，走到街上。
第22章这样，刘季柯夫就消失了，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新的身分。
这一段时间里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记得，他早在去年秋天就被派做地下工作。当时刘季柯夫把这件事瞒过了妻子，并且对自己的预见非常得意，因为被占领的威胁果然推迟了。
但是刘季柯夫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普罗庆柯这个深谋远虑的人，也使他经常保持这样的精神准备状态：
“谁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得像少先队那样：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①……”
①苏联少先队的口号。
在去年秋天指定的人选里面，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一个家庭妇女，一个非党员，全城有名的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也坚持不懈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克拉斯诺顿所有的居民对市苏维埃代表刘季柯夫是太熟悉了，在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他在行动方面和同人们的联系方面可能受到限制。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便应当做他的耳目、手脚，——她被指派做他的联络员。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从她同意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起，就听从刘季柯夫的劝告，完全退出了社会活动。在她的女友中间，这种行动先是引起了怀疑，继而引起了非难：为什么在祖国这样困难的时候，一个一向非常活跃的妇女竟然退出了社会工作？可是归根到底，谁也没有任命她、推荐她做这种工作。她高兴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她是自愿来干的。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人家当然也可以突然决定要去专心管自己的家务。也许，是战时生活的困难促使她这样做？渐渐地大家也就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忘记了。
她买了一头牛，——碰巧有一家人要疏散到东方去，把牛仨钱不值俩钱地卖给了她，——开始到人们家里去卖牛奶。刘季柯夫一家并不需要这么多牛奶，他们一家只有三口人：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十二岁的女儿腊雅和他本人。但是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有三个孩子，她的老母亲也跟着她过，所以女房东也开始喝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牛奶。左右邻居都看惯了：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就有一个长着善良的俄罗斯式面孔、穿得很朴素、头上照农村式样包着白头巾的妇人，不慌不忙地走到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前面，把细长的手指伸进板缝，拨开门闩，自己打开栅栏门，然后轻轻地敲着台阶旁边的窗子。开门的总是起身最早的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母亲。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亲切地向她问好，走进屋子，过一会又提着空奶桶出来。
刘季柯夫一家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住了多年。刘季柯夫的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很要好。腊雅和女房东的大女儿李莎同年，又是同班同学。女房东的丈夫是后备役的炮兵尉官，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便上了前线。他的职业是细木工，比刘季柯夫小十五六岁。他自认是刘季柯夫的学生，对他就像学生对待老师那样。
远在去年秋天，刘季柯夫就打听清楚，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因为人口太多，丈夫又不在，假如德国人来了，她是下不了决心抛下家业离开的。所以那时候刘季柯夫就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把家属送往东方，自己仍旧留在原来的房子里。
他的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是我们人民里面不可胜数的那种单纯、诚实、纯洁的妇人。刘季柯夫知道，她什么都不会问他，她即使知道，也会故意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样她的良心会觉得平静些、舒服些：她既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她也就不能有什么要求。但是她会保持沉默，会掩护他，甚至受刑也不会出卖他，这是由于她对这个人十分信任，由于她同情他的事业，或者，只是出于妇女的富于同情的好心肠。
而且她的房子对刘季柯夫也很方便。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是紧靠以前这里的矿工楚利林的孤零零的小房子建造起来的第一批木头房子，——这一区至今还叫“楚利林诺”。她的小房子背后有一个山沟远远通到草原，也叫“楚利林”。整个这一区还被认为是偏僻的区域，它也确实如此。
七月里那个可怕的时刻来临了，刘季柯夫终于不得不向妻子说明情况，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哭了起来，对他说道：“你年纪大了，又有病……你到区委会找他们谈一谈吧，他们会让你走的……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她突然这样说，眼睛里露出了他所熟悉的神色。每当她回忆起青春时代，回忆起善良的人，或是什么快意的事，就会露出这样的神色。战时有许多顿涅茨矿工带着家属疏散到库兹巴斯去，其中也有刘季柯夫的友人和他妻子从小就要好的女友。“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吧！”听她的口气，似乎他们现在到了库兹巴斯，也可以过着他们年轻时代在这儿故乡所过的那种美好生活。
可怜的女人，——她仿佛不了解自己的费里普·彼得罗维奇似的！
“别再对我提这件事。事情已经决定了。”他说，一面严厉地望着她的祈求的眼睛，显然，他对她的请求和眼泪都不能容忍。“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你们只会妨碍我。看着你们，我的心都碎了……”他吻了吻妻子，紧紧地搂着自己独生的爱女，久久舍不得放开。
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家也走得太晚，还不到顿涅茨河就回来了。但是刘季柯夫却不让妻子和女儿跟他住在一起；他把她们安顿在离城较远的一个庄子里。
在前线形势变得有利于德军的三个星期中，州党委和克拉斯诺顿区委会都在积极进行工作，给地下组织和游击队补充人员。在刘季柯夫下面也派来了一大批克拉斯诺顿区和其他各区的领导干部。
在刘季柯夫和普罗庆柯分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像平时一样回到家里，——这是他从工厂下班回家的钟点。孩子们在街上玩，老太太怕热，躲在百叶窗紧闭的昏暗的房间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坐在厨房里，晒黑的、青筋突露的手交叠着。她的还不显老的、可爱的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连刘季柯夫进来都没有能使她立刻觉察。她对他望了好一会而没有看出他来。
“我在你们这里住了这些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您这样坐着，不干活。”刘季柯夫说，“您是在发愁吧？别发愁。”
她一言不发地抬起一只青筋突露的手，但是又把它放在另一只上面。
刘季柯夫在女房东面前站了一会，然后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上房。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已经脱了帽子，解了领结，穿着便鞋，但是翻领白衬衫外面仍旧穿着那件新的黑上装。他一边走一边用一把绿色的大梳子梳着他的浓密的花白头发。
“我有件事要问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他仍旧用那把梳子迅速地把两撇粗硬的短口髭往两边梳，说道，“从我被接受入党的那一天起——那是在一九二四年，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我就订阅我们的《真理报》。每一份我都保留着。我在工作上非常需要它：我要做报告，要领导政治小组……我房间里的那个箱子，您也许以为那里面是破烂吧？那是我的报纸。”刘季柯夫说，接着微笑了一下。他不常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微笑顿时就改变了他的面貌，使他脸上带有一种不常有的温柔的表情。“我现在怎么处理这些报纸呢？我攒了十七年。烧掉很可惜……”他带着询问的神气望望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
有一会工夫他们俩都不作声。
“把这些报纸往哪儿藏呢？”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好像是在自己问自己。“可以埋起来。夜里可以在菜园里刨一个坑，干脆就连箱子一起埋下去。”她说，并不望着刘季柯夫。
“如果要用呢？可能再用的，”刘季柯夫说。
果然不出他所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并没有问他，德国人来了他要苏维埃报纸做什么用，连她脸上的那种事不关己的表情都没有改变掉。她又沉默了一会，然后问道：
“费里普·彼得罗维奇，您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久，对一切都非常熟悉，可是我要问您：要是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