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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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已经吃过似的！”突然有个什么人的不知气馁的声音高兴地回答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可怕的生活情况下，只要有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是已经吃过了，”瓦尔柯阴沉地表示同意。他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但是吃得还不多。”

　　下面就是瓦尔柯在岸上离开青年们到渡口去的时候，实际发生的情况。凭他那副凶猛的相貌，他总算逼着一个管理渡口的军人和他谈话。他从军人那里知道，渡口指挥部设在河的对岸。“我非要叫他和他的那些懒骨头替我整顿一下秩序不可！”瓦尔柯挨着在浮桥上开过的汽车，从一只平底船①的边上跳到另一只平底船的边上，心里愤愤地想道。正在这时飞来了几架德国俯冲轰炸机，他跟所有和他一同跳过来的人只好卧倒。过了一会德国炮队开炮了，浮桥上的人们开始惊慌起来。瓦尔柯这时也开始动摇了。
　　①浮桥是由平底船连成的。

　　照他的地位，他不仅有权，而且应当利用最后的机会渡到顿涅茨河对岸。但是哪怕是性格十分坚强、处理问题十分审慎的人，只要他血管深处还有一股热血在沸腾，在生活中就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个人的、次要的、然而是眼前的责任却压倒了整体的、主要的、然而是长远的责任。

　　瓦尔柯一想到他的那些留在岸上的工人、他的朋友谢夫卓夫和共青团员们对他可能产生的想法，全身的血就涌上了他的黑脸膛，他就掉转身去。这时，整个桥面上都有人排山倒海似地向他迎面冲过来。于是他连衣服也不脱就跳到水里，朝岸边游去。

　　那时候，德国人已经炮轰并且围住了顿涅茨河的这边河岸，岸上的人都发疯似的顺着平底船向对岸奔去，在通往平底船的堤坡上打架，成十成百地向对岸游过去，可是瓦尔柯却用有力的双臂破浪前进，游向这边河岸。他明知道他将成为德国人报复的第一个对象，可是仍旧游过来，因为良心不容许他不这样做。

　　也算德国人倒霉，他们做事竟会近视到没有把瓦尔柯弄死，反而把他和其余的人一起释放。瓦尔柯原来是该往东到萨拉托夫去报到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边，——现在却随着逃难的人们的洪流往西走去。

　　没到李哈雅，这整个拼凑起来的逃难人们的队伍就已经开始分散。瓦尔柯向一群克拉斯诺顿人建议，要他们离开队伍，绕过李哈雅，前往克拉斯诺顿，远远地避开大路，走村道，否则就走荒地。

　　在民族和国家的艰难时刻总是如此，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对于个人命运的考虑也是和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关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他们那一番经历以后，头几天，无论是大人或是孩子都情绪低沉，彼此几乎互不交谈。他们不仅为自身的前途，而且也为整个苏维埃土地今后的命运感到沮丧。但是每一个人对这问题的体验又都各不相同。

　　情绪最稳定的是玛丽娜的三岁的小儿子，奥列格的小表弟。他毫不怀疑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是稳固不变的，因为妈妈和爸爸总是在他面前。不错，有一个时候他觉得很可怕，那时候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咆哮着隆隆响起来，四周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又都急急奔跑着。但他正是生长在这种四周总是发着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总是急急奔跑的时世，因此他稍稍哭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现在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他只觉得，旅行有点拖得太长了。中午，当他热得浑身无力的时候，他的这种感受也特别强烈，于是他就开始啼哭，问是不是快到家看见奶奶了。但是只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吃一点麦糊，用木棍捅捅地鼠的洞穴玩一会，恭恭敬敬地仰起头侧着身子绕着两匹栗色马——它们每一匹差不多都比黄骠马大一倍——走一圈，然后把小脑袋埋在妈妈的膝盖上甜蜜地睡一会，一切似乎又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世界上也重又充满了美妙和奇怪的事物。

　　赶车的老大爷暗忖，在德国人统治下，他这样一个年老的小人物的生命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担心德国人在半路上就会夺去他的马。此外，他想德国人会剥夺掉他在矿上当了四十年车把式而获得的养老金，他们不但会剥夺他因为有三个儿子在前线而领到的补助金，说不定还会因为他有这么多儿子在红军里而迫害他。还有，俄罗斯在战争中能不能获胜这个问题也使他深深感到不安。根据他看到的情形，他非常担心俄罗斯不会胜利。这时，这个后脑上有一绺像麻雀羽毛的蓬乱的灰发的小老头，就非常遗憾他去年冬天不曾死掉，当时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情恶化了。但是有时他回想起他的一生和他亲身参加过的几次战争，回想起俄罗斯是伟大的、富饶的，而近十年来它变得更加富饶了，他就想，难道德国人真会有力量征服俄罗斯吗？老头这样一想，就被一种神经质的亢奋控制住了，他搔着被太阳晒黑的皮包骨头的脚踝，稚气地撅起嘴唇，对黄骠马咂咂嘴巴，又用缰绳轻轻打它。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煤业联合公司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因为在勘探方面出色的成绩而受到提拔。他最生气的是他这样顺利地开始的工作竟突然这样令人意想不到而可怕地被打断了。他想，德国人一定要打死他，即使不打死，他也得花不少的心思去逃避给德国人做事。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不会去给德国人做事，因为他觉得给德国人做事就像用四肢爬行一样地反常和别扭。

　　年轻的玛丽娜舅母却在计算，在德国人未来以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哪一些收入。在德国人未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下列几个来源：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的工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去世后领取的抚恤金、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的养老金，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在屋旁种的菜园。现在呢，德国人来了之后，前面三项生活来源一定会被剥夺掉，其余的几项也可能被剥夺。她老是想起在渡口被炸死的儿童，为他们惋惜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由得就哭起来。她想起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野蛮地调戏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故事，那时她就想起，她是个漂亮的妇人，德国人一定会跟她纠缠，于是她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她可以故意穿得普通些，并且改变发式，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

　　但是若拉·阿鲁秋仰茨却非常清楚，在德国人统治下他将要怎样生活。所以他就很有把握地高声议论道：

　　“这帮野蛮残忍的家伙！我们的人民难道能同他们妥协吗？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拿起武器，就像从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方一样。我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会拿起武器的。至于我母亲，照她的性格，也一定会拿起武器。如果我们的长辈都这样干，那么我们青年人该怎么办呢？我们青年应当来一个登记——先摸清情况，”若拉改正道，“然后把所有没有走的青年人登记下来，立刻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至少我就知道留在克拉斯诺顿的有沃洛佳·奥西摩兴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他们难道会什么事也不干吗？还有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这个姑娘真好，”若拉感情流露地说，“她，无论如何，绝不会什么事也不干的。”

　　万尼亚挑了一个除了克拉娃，别人都听不到的机会，对若拉说：

　　“听我说，你这个绿林好汉！说实在的，大家都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别嚷啊。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其次，你不能替每一个人担保。万一有人说漏了嘴，那就要你和我们大家的好看了。”

　　“你为什么叫我‘绿林好汉’？”若拉问，他的黑眼睛里现出了兴奋而得意的表情。

　　“因为你长得黑，行动又像骑手。”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要是去做地下工作，一定就用‘绿林好汉’这个化名。”若拉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似的说。

　　万尼亚同若拉的想法和情绪一样。但是现在他不论想到什么，那因为克拉娃就在近旁而使他产生的幸福感、他回忆起他在渡口旁边的举动时所产生的自豪感（这时他仿佛又听到柯瓦辽夫在说：“万尼亚，救救她们。”而他也觉得自己是克拉娃的救星），就会有力地闯进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有克拉娃和他分享而更加完满。克拉娃要不是因为惦记父亲，要不是母亲在悲泣，也一定会公开表示她和心爱的人一同在这里的浴满阳光的顿涅茨草原上是幸福的，尽管在地平线上一直有德国坦克的炮塔、高射炮的炮管和一批又一批德国兵的钢盔出现，——这些德国部队在摩托的吼声中和滚滚的尘埃里，在金色的麦田里疾驰着。

　　在所有这些对自己的命运和全体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里面，有两个人，尽管他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种空前的精神振奋和跃跃欲试的状态来说，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这两个人，一个是瓦尔柯，另外一个是奥列格。

　　瓦尔柯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那茨冈人的外貌下面的内心活动。他似乎交了厄运。可是他从来还不曾显得这样活跃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