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讲堂-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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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　　　　
　　　　汪曾祺心平气和地面对人生，面对自然，悠闲地驾驭着文字，简洁、明了地叙述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来看另一位作家的一段文字。这里我们并无褒贬之意，而只是想通过这段另一极端的文字，与汪的叙事态度做一个比较，从而看更清楚地看出汪的叙事态度的不同：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尽心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这段文字为张承志所有。他是以一个深沉的、充满激情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的，与汪的淡然相反，是一个完全投入的姿态。　　　　
　　　　叙事态度背后，总有很深的文化以及人生的背影。这绝不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是文化品质长期渗透和人生经验的积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语言风格千差万别，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习惯问题。对叙事态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定会超出以往研究“语言风格”时所获得的浅显见解。　　　　
　　　　叙事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语气（或叫口气）。分析语气是研究言语人之身份、品质与趣味的一个重要途径。语气的微妙区别却可能隐藏着叙述者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气质、不同情趣和不同的教养这样一些重要事实。其实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第一句，就可能透露了这一切差异：　　　　
　　　　1、我的妻子　　　　
　　　　2、我的妻　　　　
　　　　3、我那口子　　　　
　　　　4、俺老婆　　　　
　　　　“我的妻”仅比“我的妻子”仅仅少了一个“子”字，但给人的感觉却就大不一样了。“我的妻”，这种口气是一个文化人的口气，并且是一个性格平和、感情纯正并略带了一些酸腐的文化人的口气。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汪1920年生，写《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时，已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这漫长的人生历程，使他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很深刻的感受。他的人生道路又极不平坦。如此人生，使他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平淡品质。他已将人生识破，忧愁和苦难，在他来说，已都不再可能使他产生大弧度的感情波动。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名士的汪曾祺，已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徐渭式的境界。徐渭有两句话，叫：　　　　
　　　　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汪曾祺既不会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也不会像张承志那样因为幸福而泪水盈眶、伏倒于草地而亲吻不已。


曹文轩　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无为的艺术（5）

　　　　说到汪曾祺的叙事，不能不看到第二个原因，即他的旧学根底与古文的熏陶。汪的语言，凝炼老成。他不少散文，其实是用半白话半文言写成的。古汉语有这种气质。与此相比，现代汉语有浮华轻飘的一面。他从古汉语那里得到的是一种语言的沉静。他得了古汉语的一些精神。　　　　
　　　　语言最小的意义，大概可见一个人的气质，而最大的意义则可见一个民族的气质。古代汉语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形成中起到过看不见但却极深刻的作用。但五四时期必要的却又极端化了的反文言，加上后来对文白之争的误读与偏读，使我们与古代汉语决断，一味亲近白话，从而使我们丢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是历史的遗憾。然而因多年的误读与偏读，已积重难返，这种历史的遗憾可能要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我曾劝过学写作的同学，去打一打古文底子，甚至具体地让他们看一些文章。其中，我提到一个人——林琴南（林纾）。此人不懂英语，但翻译过一百多种外文书，是用文言翻译的，极有味道，看个十本二十本，笔下再出文字，那文字的质量就很不一样。语言也有质地，像人的衣服。常习古文，语言质地就会好一些。　　　　
　　　　汪曾祺证明了这一点。他虽然不再用文言写作，但古汉语的神气却在字里行间。　　　　
　　　　说到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在他的人格组成中有着道家精神。这一点，也早被许多研究者指出。汪本人也是默认的。这是极重要的一点。道家讲淡泊，讲宁静，讲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他的叙事态度上。　　　　
　　　　有汪曾祺这样一个作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气。他的价值似乎超过了他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调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　　　　
　　　　但从他本人的作品的文本价值而言，我们说：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　　　　
　　　　无论从他作品的数量上还是从从他作品的分量上考察，这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　　　　
　　　　确实，他不是走的一个文学大家的路子。　　　　
　　　　这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深刻性以及艺术的创造性诸方面，都能看出这一点。　　　　
　　　　这些作品的背后少有宏大的哲学背景，少有那些大家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题旨。　　　　
　　　　从现代形态的文学来看，文学已经走过了那个模仿现实的历史。它正与哲学融合，走向形而上——即对更本质的现实的进行抽象，已成潮流。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还不够太理想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哲学根柢。　　　　
　　　　对此，汪曾祺本人似乎很不以为然。他几次有过这有的意思：只要将生活很切实地写出，诸如哲学一类的思想自然也就包含其中了。　　　　
　　　　我们反过来问一下：没有足够的理论（哲学）力量，现实能够被你把握吗？　　　　
　　　　没有理论的观察，其实是不存在的。　　　　
　　　　观察的质量取决于主体的理论准备。空洞的观察永远还是空洞。理论是观察的驱动力。它给了观察以主题和目标、一种穿透事物而抵达最后的本领。


孔庆东　真正的幽默是我不幽默——钱钟书《说笑》谈谈钱钟书（1）

　　　　孔庆东，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被誉为“北大醉侠”。主要作品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独立韩秋》、《黑色的孤独》等专　　　　
　　　　同学们好！　　　　
　　　　可能有的同学不认识我。我是北大中文系年轻的老教师孔庆东。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欣赏一篇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叫做《说笑》，没有说笑政治的意思，只是我们这个课按照顺序排到我这一节了。我想在前面几次呢，很多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些高深的、严肃的文章，那么，在我这里呢，我的本意是想让大家轻松一下，讲一个跟幽默有关的问题，但是结果呢，也未必就能使大家轻松。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很讲究娱乐、休闲、轻松、幽默。幽默似乎成了当下社会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我自己也常接到媒体的约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口气很霸道，它给我限定的是命题作文：请给我们写一篇幽默文章。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不知道从何时何日起就成了一个专门写幽默文章的人了，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幽默的。还有呢，也有一些读者对我进行批评，说我的某些文章呢，是不幽默的。好像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东西了。如果有不幽默的东西，就是欺骗读者、假冒伪劣，那就是水份，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事情使我回过头来考虑一下什么是幽默。也有一些好事之徒，经常问我，说，有人把你和钱钟书比，您的幽默和钱钟书的幽默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下二三十次了。我最近在江苏、在陕西、在湖南，到处都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使我感到不胜疲惫。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学习一篇钱钟书专门谈论幽默的文章，看看是否能够提高一下我们彼此对幽默问题的见解。　　　　
　　　　我刚才看到一些同学，问他们是否已经读过钱钟书的这篇文章，同学们都说已经读过《说笑》了，那我想这就会为我们的授课节省很多时间。　　　　
　　　　钱钟书的学术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钱钟书的文学作品却是跟他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智慧和才气，因为他把渊博的学问和知识融汇在作品当中。联想非常奇特，幽默而又隽永。　　　　
　　　　1，钱钟书其人　　　　
　　　　首先我想来介绍一下作者。因为大家还没有完整地学习过文学史。　　　　
　　　　钱钟书，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他生于1910年11月21日，也就是说10天以后，他就该出生了。他逝世于1998年12月19日，也就是说他活了88岁，属于比较长寿的。在文人学者中，尤其属于长寿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早夭见长。曾经有统计数据，中关村一带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哀。但是在如此的悲哀艰难中，钱钟书先生活了那么长，幸运啊幸运。钱钟书为什么叫钱钟书呢？他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给他举行了一个封建迷信活动，叫做“抓周”。“周”就是“周岁”，一周岁的时候“抓周”，就是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小孩来抓，看他抓到什么就象征着他未来的命运。比如说抓一把小刀，将来就能够杀人放火。抓一只笔，就能够写字或者帮人家打官司。要是抓了一盒胭脂口红呢，那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钱钟书先生很聪明，他竟然抓到了一本书，使家里的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钟书”，“钟”就是“钟情”的意思，钟情于书。这倒很符合他的命运。加上他的姓也很符合，“钱钟书”么，把钱都用来买书了。也的确，钱钟书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书，读书非常多。读书之多，很难有人敢说我超过钱钟书。写书、论书都是一流的。钱钟书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还有字、号。他的字叫“默存”，“沉默”的“默”，“存在”的“存”。这个字很有意思，“默存”，沉默才能生存。这似乎好像是讽刺，但又似乎是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沉默是保持生存的一个不错的办法。他还有一个号，叫“槐聚”，“槐树”的“槐”，“聚集起来”的“聚”。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无锡、南通、镇江这一带，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盛产文人学者之地。在这里出个把钱钟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如果出产在冰山雪域、沙漠荒丘里，倒是可以论一论。一个现代的文人作家生在江浙一带，几乎可以不论，应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家。我们不讲他的父亲了。讲他的父亲也是一部学术史了。　　　　
　　　　钱钟书是家里的长子。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一种说法，说钱钟书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得了0分。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数学得了15分。数学得0分的据说另有人在，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长吴晗先生。但是由于他中文和英文成绩特别优异，所以被破格录取。所以后来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才子。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多么重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是多么重要，当年的清华大学心胸是多么宽阔，都由此可见一斑。　　　　
　　　　钱钟书1933年大学毕业之后，又到英国和法国去学习文学。1938年回国。回国之后，一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如果大家读过他的《围城》，会知道他写的那个方鸿渐从海外归来，成为一代海归派领袖，也是在1938年之际。但是钱钟书并不完全是方鸿渐。方鸿渐也许是钱钟书想成为的几种人中的一种，但是他本人并不是那样。他学术成就是非常高的，但是并不多。真正的大学者一辈子写不了多少东西。如果让一个学者每年都填表格，今年你写了什么，今年你完成了什么项目，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所有的教授都忙于填表格，都忙于申报项目，那两弹一星是永远搞不出来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搞一两件能够传世的东西，就是这个民族的大幸。你要求他成天填表格来换职称、换房子、换待遇，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自杀。　　　　
　　　　钱钟书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那么几本：《谈艺录》、《管锥编》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还负责和参与把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关于这项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人提出批评，似乎是说，钱钟书先生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得以免过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我觉得从钱钟书主观来讲，他有这样做的资格，有这样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