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琼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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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 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著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 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 。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 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 。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 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 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 ，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 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著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 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 。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 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 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著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 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 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 。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著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 ，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 。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 次看到树叶上爬著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 螺真奇怪，会背著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 ，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著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 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 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 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 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 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 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 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 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著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 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著水，脚跛著，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 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 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 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 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 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第一部完
第二部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 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著来 回忆那个时期的我！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 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 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 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的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 “害怕”和“无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 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 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是渐渐演变的。 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 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 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 正著的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 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 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 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 ，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 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惟一的 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 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的去研究Ｘ＋Ｙ是多 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 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 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 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 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 ，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 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 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 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 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 ”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袱。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 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 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 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 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 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 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 。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 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 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 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 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怄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 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 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 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 ，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的被 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笑容了。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的自 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 ，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拚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 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惟一的发 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 ，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 校宿舍里。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 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 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 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著。书看多了，思想也多 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 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 ，更找不到了。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 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 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 ”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 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 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