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9-托普检讨-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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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
东部软件园的建筑成本是多少？说出来也许会吓你一跳，每平方米300元！信不信由你，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宋如华经常拿出来在人前马后炫耀的就是，东部软件园的地下没有打进过一根桩。在上海这个地质疏松的城市搞这么大一个园区，敢于这样做的，估计也仅有托普，这的确可以称得上一个“创举”。
据宋说，这是有科学依据并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的，只要高度合适，就不会有事，这也是东部软件园所有的建筑均没有超过四层的原因。不过，宋如华有时候也不忘再补上一句，“打桩？打桩不要钱吗？把钱埋到地下，又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
300元，这只不过是账面成本而已，如果算实际支出的话，还要低很多。
因为托普还拖欠了大量的工程款没有支付给建筑承包方。直到2003年底，承担建设东部软件园的南通四建还有2000多万的工程款没讨要到手，只好一张诉状把托普告上了法院。其余几家承包商被拖欠的款项也是数量不等。
拖欠各种应付款项，是托普的一大“优良传统”。不管是供货商还是建筑商，大到上千万的建筑款，小到数百元的“鱼苗”钱，能拖就拖，能不付就不付。可以说，从托普成立的那一天起，每到年关都是宋老板最“难过”的日子，各种各样的债主一批批的上门，每到这时候，托普的保安们也是最繁忙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冲突总是难免。
2003年12月19日，因上海托普学院学生公寓楼工程款纠纷，托普方面与浙江海盛、迭加、长住等3个施工单位的数百名工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包括警用橡胶棒、铁铲、铁棍等在内的“武器”，结果是人伤物损，托普学院和东部软件园的门卫室、大门、灯箱、路牌被砸得稀烂，数十人轻重不等的负伤入院，另有数人被拘押。上海方面动用了大批警力才控制住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差不多同一时间，同样的冲突也在嘉善的托普信息产业园里上演。其他地方的此类闹剧也是时有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托普正一步步从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变成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企业，“高科技”的光环渐渐暗淡……
（四）最快的建设速度
上海东部软件园的建设速度，也创下了托普软件园建筑史上的一个新记录，并且极有可能是中国建筑史甚至是世界建筑史的一个“奇迹”——包括上海托普学院在内的近千亩的园区竟然是在“100天”内完成的。
2001年5月，收割完庄稼后的这片土地在经过平整后交到了托普手里，为了配合当年9月托普学院新生的入学，营造一个良好的大集团形象，宋如华提出了“大战一百天，迎接开门红”的口号。月底，按照事先完成的设计规划和施工方案，分段承包的中建二局一公司、南通四建、浙江利众、张家港新港等多家建筑公司同时进入施工现场。
那是怎么样的一幅场景呢？只能用火暴、激动人心来形容。在半平方公里的偌大工地上，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数千建筑工人挥汗如雨、日夜奋战，灯火更是通宵不眠，在上海盛夏酷暑的衬托下，工地更是充满了“火热”的气息。
软件园是一天一个新模样，建设过程中，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官员多次到工地视察，被托普这种“奇特”的构思和“神奇”的建设速度所深深“震撼”。南汇县政府更是把这里当作了科教园区的一个样板工程，从各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优惠。
不过，豪情终归只能是豪情，老天也不是总给宋如华以万般的青睐。2001年，上海的“梅雨”来得特别早，而去得则特别的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托普的工期。托普学院的工程实际上是到当年的10月才基本结束，10月底新招的学生才开始陆续进入新校舍。至于东部软件园，则是在2002年3月份才全面入住的。
（五）最差的建筑质量：女官员摔得血流满面
2002年5月的一天下午，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一位女官员再次莅临托普，在宋如华等人的陪同下，女官员一行兴致勃勃的来到东部软件园——那个托普和日本合资的华之樱公司所在的开发现场——视察。一路谈笑风生的走来，刚刚踏进开发大楼，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沉闷的响声，众人仔细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女官员和一位老专家双双摔进了院子中央那个深深凹进去的天井！大家七手八脚的赶紧把两位扶起来，一看，坏了，血流满面，这下宋如华们可吓得不轻，赶紧送医院，一查，两人的鼻梁都摔破了。
一场本该欢欢喜喜的视察，就这样结束了。
究其原因，其实就源于东部软件园那粗糙得漫不经心的设计和施工。大楼里弄一个天井式的“四合院”结构，这无可非议，但那个天井为什么又要弄凹进去？如果偏偏要凹进去，那么，是不是至少应该把这个“陷阱”的颜色与周围的颜色区分开来？如果这样也罢了，那是不是在入住的时候应该在“陷阱”四周摆上几盆花草，起个“警示”作用？
结果什么防范措施都没有。“悲剧”发生，也在情理中了。其实，东部软件园“神奇”的建设速度，“低廉”的开发成本，又有何资格谈质量保证？
如果说托普建造的27个软件园都是“豆腐渣”工程，可能有些夸张，但如果说托普建造了27个“问题工程”，这似乎一点也不过分。成都西部软件园从投入使用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这里补一补，那里填一填；上海托普学院教师宿舍投入使用的时候，竟然才发现窗子居然有一半打不开；东部软件园的别墅，窗子看上去蛮大的，但除了中间巴掌大的一小块可以打开外，其余居然都是固定的。至于内部构造更是莫名其妙，有的别墅里面的房间全是鸽子笼般大小的空间，放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后，人就没地方搁了……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用投资换市场
●圈地诀窍：“用投资换市场”
“很多人骂我们，说托普搞这么多软件园干什么，其实这是我的思路。我们把这个经验总结为：投资换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托普和当地的利益关系结合起来，我们要有投资，有产出，要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有贡献，当地比较重视，这叫投桃报李。”面对外界一直不断的置疑，宋如华说，“搞园区，地方政府高兴（地价优惠），银行放心（抵押贷款），贴近市场（就近容易拿到各地订单），非常划算。”
历史的事后回忆，往往掩饰了许多无奈的叹息。宋如华的理直气壮，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让那些与之打过交道并且费尽心机引托普入驻的地方政府官员心情大好？托普软件园落户咸阳时，就曾流传着一个“程门立雪”的故事。
除紧邻西北中心城市西安外，近50万城区人口的陕西省咸阳市，与其他内陆中小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安是“城”，咸阳是“乡”，不少咸阳人总觉得离西安太近咸阳吃了亏，“灯下黑定势”影响了咸阳的发展。
2000年10月，咸阳市秦都区领导在一次业务往来中偶然得到托普集团拟在西北地区投资建设软件园的信息，立刻动了心。那时候的托普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不久，机会悄然而至——宋如华要来西安开会。
提前得到消息的秦都区委书记兼区长徐新荣专程赶到西安咸阳机场。宋如华一走出机场，他就迎上递去一束鲜花，彬彬有礼地附上一句，“欢迎来咸阳考察”。当晚，咸阳人再次让宋如华“感动”——宋在西安的商务活动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咸阳市市长李堂堂饿着肚子等了3个半小时。两人见面后恳谈到晚上11点。宋如华离开时，作为堂堂一介市长，李堂堂更是当起了“服务员”，打着雨伞在路口相送。
这算得上是一个现代版的“程门立雪”。
据《咸阳日报》报道，当时，托普已经考察了西北好几个省会城市，初步选择落户于西安。但是，咸阳人的热诚、务实给宋如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托普人都能有咸阳市领导的敬业精神与高效”，在一次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宋如华说：“托普会做得更好。”
2001年4月8日，在西北，渭河岸边，以陕西咸阳为中心，投资5亿元人民币的托普西北软件园隆重奠基。为表彰宋氏对咸阳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咸阳市政府授予其咸阳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签约并不是咸阳人热情服务的休止符。
秦都区专门成立了以区土地局副局长为首的办事小组，帮助办理各种手续，包括为建设人员在附近农村租房、找人做饭等。在征地最紧张关头，3名政府工作人员日夜住在工地。一段时间，托普集团因资金调度问题，征地款未按时到位，秦都区政府更是担保借款300万元垫付给村民，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这是咸阳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从而被誉为咸阳的“特号工程”。
西北软件园奠基时，托普软件还与咸阳市签订了建设“数字化咸阳”的合作协议；与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中国银行咸阳分行签订了银企合作协议——真是好一个冠冕堂皇的“投资换市场”，好一个“引凤筑巢再筑巢引凤”。
为了完成招商的指标，为了考核有个优秀的政绩，换种说法，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中国有着太多类似于咸阳的地方政府，他们普遍患有资金饥渴症——正是这样的“卖方市场”，也进一步成就了号称“在四川存款有12个亿”的宋如华。
在内部讲话中，宋如华还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县委书记不懂软件，但听人家说搞软件比搞其他好后，就找到了宋如华，“宋老板，你来我这里搞个软件园，我算了一笔账，种软件比种稻谷划算。”县委书记的账是这样算的：1亩地，农民1年收入是多少呢？就算1000斤谷子，1块钱1斤，就是1000块钱，这是收入还不是利润，利润要精打细算才100块钱；1亩地如果盖1幢楼，“你们搞一个最小的MIS，起码3万块钱，产值3万，利润3千总有吧？”
“宋老板，你得给我种软件，不要种水稻了，农民种水稻太吃亏了”，宋如华转述该县委书记的话说，“种软件”的利润比种粮食“高多了”，“30倍呀”……
27个软件园成就了宋如华这个IT界最大的“地主”。如果不是资金链断裂，托普可能还会圈得更多的土地，上演更多的“神话”。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托普的总资产迅速增长到“100亿”，其中软件园背后的地产增值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至今谁都无法说出在托普软件园中究竟孵化出了多少软件企业、开发出了多少软件产品。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软件园政策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软件园政策
如果1997年宋如华没能拿下西部软件园的国字号牌子，以后的托普又会是怎样的呢？问题又回到了开头，但注定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建设软件园是国家发展软件产业的重大决策之一，但因为预期效果与现实差距太远，在国内至今不同的人对软件园有不同的看法——主管部门会说中国软件产业需要软件园；软件园的策划者和经营者会说软件企业需要软件园；软件企业则可能会说政府或软件园自己才需要软件园。事实上，一些发达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软件园”，印度也只有班加罗尔，内涵与中国也有差别。
截止到2003年9月，中国总计建成了33家国家级软件园，但多数软件园只是停留在“筑巢引凤”的层面，软件园不姓“软”，只提供房屋的“硬件”设施，有的软件园干脆充当“房东”角色，只收房租；有的软件园里入驻的却是餐厅、美容院等；在一片“软件园泡沫”声中，只见彩旗飘，不见利润交。《计算机世界》的记者高丽华、黄志光等在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西安、大连、长沙等地软件园后，调查认为国内软件园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软问题”，即如何定位软件企业、软件园、软件产业三者关系的问题。
软件园的“是”与“非”、陷阱与魅力皆因此而起。
信产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对外公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