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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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酝酿着大乱，很快要变为乱世。衰世极可怕，皇帝是庸主，无力、无志、无明、无才，一切政事都会拘守着祖传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们对皇帝只会“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对自己，只会玩车马，备服饰，练言词，作律诗。他们专门熬资格，保禄位，顾儿孙，毫不知为政的大体。地方官，靠刑名师爷办事，而刑名师爷从上到下结成一张大网，他们“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权都操在他们手里，读书人，只会作八股文，搞点考据，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别无所能；除了中举做官以外，别无所事。工商、兵将也碌碌无能。这真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怎么办？只能变法。最好是朝廷自己来变，但清朝是不会自行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山中之民”，总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相信，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的时候，就要到来。因此，他写下了饱含革命思想的、气势磅礴的四句短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晚年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学，但还非常关心国家命运。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841年），他对东南沿海的防务十分关注，亲自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准备跟他面议抗英大计。谁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终未遂愿。
第四部分五十一岁的进士———魏源
魏源生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卒于咸丰七年，即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韶阳县金滩人。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在魏源10岁时，家乡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当时父亲正在江苏，无法接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源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而且喜欢看历史书。这使他伯父很不高兴，因为这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但魏源仍然偷着读。
魏源一生在功名场上不很得意，因为他看不起儒家的繁琐文风，而且他的思想又与传统的那些文人官僚不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在29岁时中了举人后，考进士一直落榜，到了51岁时，才中了三榜的第十九名进士。有一次，考官嫌他考卷上的字迹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可见魏源的个性是他一直不能中举的主要原因。
不过，魏源还有真才实学的。有一位考进士第一的御史叫陈沆的，就很喜欢魏源身上那种朝气，还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魏源看，向魏源请教。虽然当时魏源还没有中进士，自己则是地位很高的人，但陈沆还是顶住压力和魏源交往。
魏源在51岁正式中进士之后，到扬州、高邮等地做过知县和知州，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做幕僚和为寻求救国之路而写作。他在认识龚自珍之后，结为好友，当时叫做“执友”。他们都对当时那种陈腐的文风不满，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而是放开思路去研究“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之路。
他的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富国而倾注了满腔热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魏源在32岁时，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请他编《皇朝经世文编》，一年之后魏源就完成了，共有一百二十卷，包括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为搜集了很多的社会经济资料，而且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所以，编成之后影响极大，在19世纪末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凡是关心国事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这本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魏源的注意力从对内改革转移到了抵抗外敌入侵方面，他还从扬州赶到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后来，林则徐被腐败政府撤职，充军新疆，而琦善之类的卖国贼却被重用。魏源亲自赶到镇江为路过的林则徐送行。
在战场无法报效国家的魏源先后写下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圣武记》早在1829年就开始准备，到1842年正式完成，书中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民众，激励众人发奋图强，保家卫国。
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国藩一样在地方筹办团练，准备镇压太平天国。后来被人诬陷延误情报传送，被免职。第二年，恢复职务后不久，他就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辞职回乡，最后住在杭州的寺庙里研究佛教，不见任何客人，64岁时死在那里，葬在杭州。
第四部分经世致用的哲学
魏源主张“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魏源主张通过改革图强的思想明显是继承了法家的传统，认为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鸦片战争中，他积极分析战争形势，认为强弱双方的力量是可以转化的，并提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具体战略战术，即将敌人放进来打，使英军的军舰和大炮失去效用，发挥我们补给充足以及地形熟悉的优势，有了这些因素，加上正确的指挥与配合，我们用落后一些的枪炮也能够打败英军。
魏源认为“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而不是死的书本，不“行”就得不到有用的知识。他对此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披（即阅读）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指海外贸易商人）之一瞥；疏（即注释）八珍之谱（名贵菜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品尝）”。由此可见，魏源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在他得知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华书院，请华人教汉语汉文时，就对中国没一人做类似了解外国的事备感忧虑，于是他开始编《海国图志》。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
它的基础是林则徐主持编写的《四洲志》。人们知道他编书的消息后纷纷出手相助，有的人复制有关地图给他，还有的人将在台湾俘虏的英军所画英国地图寄给他用。魏源在朋友的鼓励下，仅仅半年就完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后来又花四年时间精心扩充到六十卷，到1852年，编成一百卷。这本书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世界各国国情的著作。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而且在书中魏源还重点介绍了自己抵抗侵略、民族自强的重要思想。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备受重视，成为日本近代抵抗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朝统治者曾经被西方列强的武器吓破了胆，但魏源则认识得很清楚，他主张创办军事工业，学习列强的制造新式武器技术，最终制服、战胜列强，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魏源也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没有人去指挥，有了好武器也等于没有，这就预言了以后甲午战争的结局。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结尾，魏源发自内心地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第四部分原始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他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持长达18年的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第四部分中国，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是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的形势愈来愈严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康有为曾多次上书给光绪皇帝，希望实行变法，挽救国家危亡，但上书被清廷大臣扣压，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康有为发愤著述、讲学、宣传变法思想，还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组织，为变法救国大造声势。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北京和全国的学会、学堂、报馆纷纷成立，维新变法进入高潮。此时，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赶快实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光绪皇帝令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等在部恒衙门召见康有为。随后，康有为奉命进呈《统筹全局折》，进一步指出，迫于当前形势，中国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见《戊戌变法》第二册）同时，恳请光绪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即着手变法。
这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宣示中外，实行变法。接着，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了“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决心。康有为侃侃而谈，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内容和步骤。光绪皇帝予以首肯，即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又提拔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4人为军机章京。康有为的奏折通过他们上呈光绪皇帝。此后一百天中，康有为上了30多道奏议，提出了一条在不改变现行帝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实际上能推行的仅仅是定国是（一句空话）、禁缠足（仅为劝告）、振兴农业、各省设商务局、办铁路、设邮政、改军制、废八股、变科举、开学校、设报馆。这些被称为“百日维新”。
第四部分我自横刀向天笑
1898年6月，谭嗣同被荐举入朝，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破格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与杨名、林旭、刘光第共同参议新政，当时此4人号称为“军机四卿”。他们被光绪皇帝作为与康有为联系的中介者。一腔热血的谭嗣同缺乏对维新运动现实性的认识，天真地幻想依靠皇帝下几道诏令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是，他上任还不到十天，顽固派镇压维新派的阴谋就显露了。7月29日光绪皇帝召见杨锐，在赠赐衣服中夹带密诏说：“我的皇位很危险，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迅速设法救助。”
谭嗣同、康有为无计可施，奉诏痛哭。当时，维新派想改变手中无兵权的局势，便想争取新军将领袁世凯。于是，光绪皇帝两次接见袁世凯，并提升他为侍郎。谭嗣同按他的“仁学”即“爱的哲学”去推想：“袁世凯刚刚受恩于皇上，爱戴皇上之心必定会有吧！”不想他被袁世凯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在墙上题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心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杜根都是汉朝人，因反对太后而遭受不幸。谭嗣同把自己比作他们，面对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