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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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第一次亲密接触传销，让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了解到了很多事情。我没有想到，在堂堂首都，竟然活跃着这么多非法的传销团伙，竟然有这么多人参与。有的是上当受骗，有的是为了欺骗他人。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有知识分子，有外来务工人员、工人、农民、离退休的老人。还有下岗工人，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把传销当做了出路。对于这些参与者，我更多的是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忘不了在抄查窝点的那一天，一个从河北邯郸来的妇女坐在那里，一脸的绝望，她刚刚交了几万块钱入会，大部分是替别人代交的。等她回到家乡她怎么给别人交待呢？我甚至有些不安。
在看守所里面见到李煜和王总的时候，发现他们一夜之间变老了，十分憔悴。我当时很是不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他们的亲人朋友一定也很焦急。有时我会问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应该，但是理智告诉我，如果不揭露他们，危害的就会是更多的人，就会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其实我感觉，传销的危害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传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我们坐视不管，或者讳疾忌医，总有一天，会深受其害。而有关部门对于传销的危害认识还是不深，重视还是不够，打击还是不狠。作为媒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宣传、揭露，即使冒着危险。
说是尾声，其实远未结束。首先是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过程极其复杂。因为传销的特点是参与人数众多。而要将组织者定罪，就必须对所有的参与者进行取证，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最后组织者得不到应有的严惩。这在以往的传销案件审判过程中已经证明。而这一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审理阶段，最后的判决尚未做出。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对法律丧失信心。据北京市检察院有关人员透露，这是北京市第一起以非法经营罪对传销组织者提起诉讼的案例。我常想，如果说我们的这组报道还有一些意义，那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摧毁了一个传销团伙，还在于对于法律进程有一些帮助。
第四章 卧底传销50天8。从传销看国民心态
文/童大焕
浮躁像一股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传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影子，一面镜子。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传销传入中国开始，从自然生长到管理规范到部分合法再到全面宣布停止，再到此后直至今天非法传销转入地下乃至局部死灰复燃，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婉转？作为营销方式之一种，传销在欧美一些国家是以自用为基础的，再通过口口相传向亲友、熟人推荐产品和服务。由于它减少了流通环节和广告，实行无店铺销售，减少了流通费用，这部分费用及合理利润就成为传销人员的利润。这样的以自用为基础的销售服务，通常跟暴利是挂不上钩的。这就是真正的“己之不欲，勿施予人；己之所欲，慎施予人”。而在我们这里，传销一开始出现，围绕着它的是是非非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几乎一开始就是暴利的代名词。比如某著名公司的一块日常卫生用品，在其母国售价仅8美分左右，以货币购买力水平计，也就相当于我们国内三四毛人民币，但这玩意儿在咱们这里的传销终端价值（即消费者的最终消费价格）却高达八九十元人民币，比人民币和美元的直接兑换价还要高出许多，相当于当时一般工薪阶层月工资收入的1/4以上！还有，1998年4月国务院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活动后，许多原来经工商部门批准的合法传销公司，转为店铺销售之后，其终端价格一般都经历了一个大幅度下调的过程。足见传销在中国，暴利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对于那些至今仍在地下活动的非法传销公司，参加者追求暴富的心理更是一览无余。过去，曾经有这样的非法传销公司，传销人员直言不讳地对人说：至于产品嘛，我们根本可以不去考虑，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赚钱！其骗钱的嘴脸一目了然。到今天，非法传销公司更是发展到了几千块钱买一张纸（一个毫无价值的通信录）、买一个概念中的发财梦的地步。
非法传销公司的屡禁不止，且传销产品越来越从实用产品向虚无的“概念产品”发展变化，折射出的其实是国人按捺不住的浮躁心态。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的几十年里，国人的致富欲望被压抑得太紧太久，在现实生活中也被贫穷压迫得太久太痛苦，所以，致富的诉求一旦被释放，就宛如江河之决堤，不顾一切地一泄千里！终至摧毁了道德、法律和信用的堤坝！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管理机制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各种公平的、充分的致富机会又没有被足够地挖掘、发现和释放出来，再加上人们正处在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向将来的非熟人社会过渡的十字路口上，这一切的组合，使许多人变得饥不择食、不择手段。
而传销文化中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时刻不停的人生激励，又是我们的传统单位文化中至为匮乏的。可以说，在这一方面，传销是对微妙复杂的中国传统单位人际关系的某种反叛。许多教授博士都被卷入传销的旋涡，除了人人都有逐利的欲望，也不能完全排除上述的原。
在历史巨变的社会转型期，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远未建成，人们看到了太多的诚实劳动得不到合理回报，而老奸巨滑钻营苟且却往往飞黄腾达一夜暴富。这样的事例见得多了，又助长了人们的暴富心理和短期行为。所以，不光是在非法传销领域，即使在其他许多社会领域，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缺乏耐心的背后，其实是对我们的社会公平缺乏足够的信心。面对非法传销，毫不手软地打击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前面说了，传销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人浮躁、社会公平度不够、创造和致富机会不够多、传统单位文化的腐朽没落等等影子。与非法传销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因此，就传销论传销，恐怕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非法传销，因为土壤还在，割来割去也只是割韭菜。从更为根本的社会公平和政府信用入手，从改造我们的单位文化入手，改造自身和打击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非法活动，两方面双管齐下，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章 扶贫电脑扶了谁的贫？1。扶贫电脑扶了谁的贫？
文/杨博、张树国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试验区彭洲村是远近出了名的穷村。
两年前，一个好消息在彭洲村以至整个叶集区不胫而走：“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要给彭洲小学捐一批电脑。彭洲小学校长叶言华告诉记者，1999年6月下旬，有关部门的人员专程前来为学校安装了12台电脑和1台打印机，并将其性能调试到适合教学的最佳状态。
学校有了崭新的电脑，学生们奔走相告，兴奋不已，电脑教室的窗外每天都挤满了来看电脑学生，他们憧憬着能够早一天上电脑课。
彭洲小学教师彭原壁告诉记者：学校有了电脑之后，不但学校里教师和学生很高兴，连家长们也对学校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学校要开电脑课了，在周边学校上学的孩子们都要求转到我们这个学校里来。一时间，彭洲小学在附近的知名度陡增，数百名师生也由此多了一份自豪感。
据学校老师介绍，为了能尽快给学生们开电脑课，彭洲小学还专门派一名年轻教师到霍邱县进行电脑教学的培训，准备下学期开设电脑课。
然而，这批专门用来辅助教学的电脑在彭洲小学仅存放了一个多月时间，还没等师生们亲手摸一摸这些“稀罕物”，叶集区文教局就派人来到彭洲小学，以学校欠债为由将“国家教育扶贫专项资金”援助彭洲小学用于教学的电脑”全部拉走，供局长、副局长以及计财、人事、招生办等科室工作人员办公使用。
被强行拉走的电脑
而这时学校派到外地学习电脑的老师还没有回来。
学电脑的希望破灭了，彭洲小学的师生面对空荡荡的电脑教室，欲哭无泪。
在两年多时间里，彭洲小学全校师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想讨回那原本属于学生的电脑，讨回那原本属于孩子们的梦想。
叶集实验区叶集镇镇区办事处的书记吴中凯告诉记者：他曾多次找到叶集区文教局。叶集区文教局却以种种理由拒绝归还电脑。
直到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01年12月21日，在上级机关的干涉下，叶集区文教局才将使用了将近3年时间、已经毁坏了两部的旧电脑归还给学校。
属于孩子们的电脑重新回到了学校，但师生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梦寐以求的电脑，却无法实现操作和学习的梦想。
记者在彭洲小学看到了这批已经破旧不堪的电脑。彭洲小学教导主任谢厚慧老师告诉记者，2001年12月21日，文教局将使用近3年的电脑归还了学校。但是，这些电脑原来安装的用于教学的软件和硬件都已经被更换和修改，以前安装的教学软件已经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对学校教学来说毫无用处的办公软件。
现在，电脑虽然回来了，却没有办法用于教学，老师们一筹莫展，电脑课一时也开不起来，孩子们则远远地望着电脑，心里痒痒的，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上机操作一下。
据了解，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从1995年起到2000年，利用增加的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工程”款项集中用于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全国21个省、自治区，覆盖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大部分贫困县，重点改善这类地区小学、初中的办学条件。为了切实保证专款专用，规定“义教工程”资金和设备只能用于学校的建设和教学，任何部门和个人绝不允许挪作他用。
对于文教局强行拉走小学校里的教学电脑，文教局副局长陈绍山解释说：“这批电脑发给彭洲小学以后，他们学校没有会使用电脑的老师。我们看着电脑在那里闲着，就拉来了。”
陈绍山副局长说，“义教工程”立项前后，彭洲小学超额使用了文教局统管其他学校的杂费5万多元，彭洲小学无力还钱，文教局只好将作价6万元左右的“义教工程”电脑搬走“抵债”。对陈副局长的话，彭洲小学校长叶言华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彭洲小学并没有欠叶集区文
教局这笔账，相反叶集区文教局还欠学校的钱。彭洲小学“义教工程项目”资金中包括中央拨款和地方政府配套应该到位23万元，并没有全部落实到学校。把电脑算进去，学校总共才拿到16万余元，而其余资金去向不明。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国家扶持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大举措，“义教工程”的资金和设备只能用于学校的建设和教学，绝不允许挪作他用。而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文教局在明知电脑是“义教工程”设备的情况下，将电脑据为己有。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实施以来，对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地方存在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情况。如何加大对“义教工程”的监管力度，给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孩子们一个满意的交待，是必须尽快予以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 扶贫电脑扶了谁的贫？2。正视中国教育的马太效应
文/童大焕
扶贫电脑本应扶学校的贫，却扶了教育主管官员们的“贫”，此类事在基层司空见惯，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为什么总是禁而不止？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人们都众目睽睽着呢，但这不是本文要关心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不就是价值6万多元人民币的12台电脑吗，居然令其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官员都垂涎欲滴，甚至非得先据为己有而后快！不过就是价值6万多元人民币的12台电脑，却令“学生们奔走相告，兴奋不已，电脑教室的窗外每天都挤满了来看电脑的学生，他们憧憬着能够早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