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狱中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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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爱我，永远爱我。你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高贵、最完美的爱，世上绝无仅有的爱。
我决定留在这里，我认为这样更高贵、更美。我们不能在一起了。我不想让人把我叫做懦夫或逃兵。隐姓埋名，苟且偷生，东躲西藏，这些都不是我想做的，都不是在那座能使美的东西变得更美的高山上发现了你的美的那个人想做的。
噢，最甜蜜的男孩，一切爱中最可爱的爱人，我的灵魂紧贴你的灵魂，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在所有痛苦和欢乐的王国里，你是我崇拜和快乐的理想偶像。
奥斯卡
1896年3月10日里丁，H。M。监狱…
1895年7月4日，王尔德被从本特维尔监狱押送到旺兹沃思监狱，11月20日又被转送到里丁监狱。刚开始，监狱只允许他三个月写一封信，第一封信当然是写给妻子和律师的。奥索·奥兰德·劳埃德（1856—1943）是康斯坦丝·王尔德惟一的兄弟，当王尔德的第一封信由她的家庭律师哈格佛先生带给她时，他正和自己的妹妹一起住在瑞士。在他于1895年9月9日写给妻子玛丽的一封信中，他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事：“哈格佛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抽出奥斯卡的一封信，信是通过哈格佛转交给康斯坦丝的。他为了她好，自己读了这封信。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感人最悲伤的信。”长话短说，显然，哈格佛先生认为，有了王尔德这样一封谦卑、忏悔的信，康斯坦丝有可能会原谅奥斯卡，否则，他还会一直请求的……康斯坦丝虽然没说我写信的事，但还是把夏拉德先生的信给他看了，并告诉他说：她已决定不再与王尔德离婚了。当然，哈格佛先生作为律师，不得不向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她和奥斯卡必须带着孩子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必须以新的名字重新开始生活。但她显然已作好这种准备。而我自己则相信他们可以在法国或西班牙找到房子和朋友，而孩子们可以在英国读书，这样过上10年或15年，王尔德最终也可以谨慎地重新回到英国，如果他的作品同时也能有读者或观众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这一切当然都要等他先度过监禁生活之后再说，可怜的人。
现在再说康斯坦丝的计划安排。昨天她给他写了几句话，告诉他她已原谅了他，西瑞尔也永不会忘记他。在同一批邮件中，她还给监狱长写了封信，说她想得到允许与自己的丈夫见上一面，她准备为此回英国……——原注
美之陨落致罗伯特·洛士
亲爱的罗比，我想让你立即给我的律师哈格佛先生写信，告诉他，既然我妻子已答应若她先我而死就把财产的三分之一留给我，我希望不要再反对她购买我的终身权益了。
康斯坦丝·王尔德的顾问们急于让她从官方手里买下他们婚后财产中属于王尔德的那一半。王尔德也同意。——原注
我感到自己已给她带来了这样的不幸，也给孩子带来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因而没权利反对她的任何意愿。她来这儿看我时对我很好、很温柔。
王尔德夫人是1896年2月3日去世的，康斯坦丝特地从热那亚赶到里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尔德。她到达里丁的时间是2月19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她给哥哥写信说：“我星期三去里丁看望可怜的奥了，他们说他很好，但已绝对大不如从前了。”——原注
我完全信任她。请“立即”办这件事，并代向好心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我觉得把自己的终身权益留给妻子是对的。
请给在巴黎的斯图亚特·梅瑞尔，或罗伯特·夏拉德写封信，说我非常感激他们促成我的剧本在法国上演；请转达我对路内·波
路内·波（1869—1940），法国剧院经纪人，曾在他自己于1893年创办的巴黎“劳动剧院”导演过王尔德的《莎乐美》，时间是1896年2月11日，他自己扮演了剧中的哈洛德。这是该剧的首次演出。斯图亚特·梅瑞尔是剧院经理。——原注
的感谢，
在我声名狼藉、羞愧难当的时候，还有人仍把我看做艺术家，其含义实在是一言难尽。我希望自己能够感觉到更多的欢乐，但除了痛苦和绝望外我似乎对一切感情都失去了知觉。然而，请让路内·波知道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帮助。他自己是个诗人。恐怕你很难读懂我这封信吧，但因为监狱不准许我写什么东西，所以我似乎已忘了怎么写字了，对此你必须原谅我。
谢谢莫尔想方设法给我带来书看，不幸的是，我一读这些希腊和罗马诗人的作品就头疼，因此它们也没对我起多大用，但我仍感谢他让人送来这些书，这是伟大的善举。也请他代向住在温布尔登的那位夫人表示感谢。指阿达拉·舒丝特（因她个子矮小，人们戏称她为泰内Tiny小姐），她父亲是个大银行家，在温布尔登有一处很大的庄园。她是个很有感悟力，也很慷慨的女人。当王尔德被保释出狱时，她给了他1000英镑作零用。王尔德委托埃恩斯特·莱维辛保管这笔钱，后来还为这笔钱的使用问题大伤脑筋。——原注
请给我回信，告诉我文学界的情况——比如出了什么新书，等等，还有巴黎或伦敦戏剧艺术的新趋向；也请设法弄清楚拉迈特、布耶和萨斯对《莎乐美》的评价朱丽·弗朗索瓦·埃丽·拉迈特（1854—1914）、亨利·布耶（1851—1915）和弗朗西斯科·萨斯（1827—1899）是当时法国三位重要的戏剧批评家。布耶曾在《巴黎之声》上撰文对《莎乐美》的演出表示支持。——原注，
给我写个大概的提纲。请代向布尔写封信，说我非常感激他写的那篇优美的文章。罗伯特认识他。你们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洛士和莱维辛是1896年2月25日去监狱看望王尔德的。——原注你们下次一定还要来。在这儿，我害怕死，但更害怕生：在寂静与悲伤中，生不如死（中间被监狱官员删去了几行），但我不想多谈这个。永远忘不了你深沉的爱。
你永远的朋友
奥·王
我希望埃恩斯特能去奥克勒大街拿来我的旅行皮箱、毛大衣、衣服，以及我自己写的、送给亲爱的妈妈的书。问问埃恩斯特我母亲的葬地是以谁的名义命名的。再见。
1896年5月23日或30日这封信的日期很难确定。信中提到“去年的圣诞节”，指的是1895年，但王尔德后来提到道格拉斯献给他诗的时间是1896年5月，我们最好相信他的话。夏拉德说他和洛士在5月25日看望了王尔德，那么，如果星期六对的话，他们看望王尔德的时间一定是在22日或29日。——原注
里丁，H。M。监狱
美之陨落致罗伯特·洛士
亲爱的罗比，昨天一整天我都无法集中思想，因为直到今天我都还难以预料你什么时候来。以后再来一定订好日子好吗？现在任何一件突如其来的事都让我烦躁不安。
你说道格拉斯就要把一本诗集献给我，请你立即给他写信让他一定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我不会接受或允许这样的献诗的。这种想法令人厌恶，也是哗众取宠的
道格拉斯的《诗集》出版时间是1896年底，扉页上没有献辞。——原注。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是：他手里现在有我写给他的许多封信。我希望他能无一例外地把那些信交给你；我请求你把它们封存起来。如果我死了，你就毁掉它们；如果我活下来了，我就亲手毁了它们。它们必须消失。一想到这些信在他手里我就觉得恐惧，虽然我不幸的孩子们当然不会再用我的名字，但他们仍然知道自己是谁的儿子，我必须尽全力使他们再也听不到什么令人厌恶的所谓揭秘或流言飞语了。
道格拉斯手里还有一些东西也是我给他的，包括一些书和宝石。我希望他把这些东西也交给
你——这是为了我。我知道，有些宝石已不在他手里了，原因是不必详说的。但他手里仍有一些，像金烟盒、钻石项链以及我去年圣诞节送给他的珐琅盒。我希望他手里不再有我的任何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封存起来由你带走。一想到他还戴着或拿着我给他的东西我就特别反感。我当然也无法摆脱对与他在一起的那不幸的两年的噩梦般的回忆，忘不了他为了满足报复自己父亲的欲望和其他卑鄙的激情而不惜把我推入毁灭和羞辱的深渊。我不允许他再掌握着我的信和礼物了。即使我能摆脱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我也知道在我面前也只有一种遭人唾弃的流浪汉生活——一种羞辱、赤贫、遭人轻视的生活——但我至少可以与他脱离关系，可以再不许他走近我。
因此，你要立刻给他写信得到这些东西，如果我不能确信这些东西已在你手里的话，我会比平时更加悲惨。当然，我也知道不应该让你去做这种不体面的事，他或许会给你写那种措词粗鲁的信，就像夏拉德阻止他发表我给他的信时，他对夏拉德所做的那样，但我恳求你千万不要介意。你一得到那些东西就给我写信，还要像以前那样在信里给我说说文学界和戏剧界有意思的消息。这样至少会有一小时让我忘了自己可恶的监禁生活。
给道格拉斯写信时，你最好坦率而全面地引用我信中的话，这样他就没借口逃脱责任了，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拒绝。他已毁了我的生活——他应该知足了。
温布尔登的善意真太令我感动了。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代问莫尔好，我也很想见他。
（省略10个词）省略的是一句无关紧要但可能会让后代痛苦的谣言。——原注斯芬克斯有道（格拉斯）给我的几封信，这些信应该退给他，要么就毁掉。
奥·王
1896年7月2日
里丁，H。M。监狱
美之陨落致内政大臣
这封请求书是按官方形式写的。内政大臣是指马修·怀特·瑞德勒·巴特（1842—1904）。他于1900年被封为子爵。这封信看起来有点夸张、孤注一掷，但读者不要忘了：王尔德这时已在狱中呆了一年多了，就他的性情和以前所处的生活环境来说，这一年多已足以让他彻底崩溃了，何况这时他又患上了四年后致他于死地的耳疾呢。——原注
尊敬的内政大臣阁下：
现在向你提出请求的犯人谦卑地表示：他并不是想要设法掩饰自己已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的可怕罪行，而只是想向您说明他犯的罪是一种性错乱病，而这种病不但已为现代病理学所承认，而且已得到许多现代法律的认可，特别是在法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在这些地方，专门针对这些轻微犯罪行为而制定的法律已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能由外科医生治愈的疾病，而不是应由陪审团惩办的犯罪行为。在一些著名科学家如龙勃罗梭和诺尔道凯撒·龙勃罗梭（1836—1909）是意大利犯罪学家，他的几部著作此时已被译成英文。马克思·西蒙·诺尔道（1849—1923）是德国作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论堕落》一书1895年被译成英文。他在其中的一章“颓废派和唯美主义者”中，把王尔德作为一个例子作了讽刺性的分析，但王尔德的案子一出，就很快使其分析显得过时陈旧。在该书1896年第三次出版时，他对此加了一个很长、很时髦的注释。蒂伯纳1895年7月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上撰文对这本书予以攻击。这篇文章后经修订以《艺术的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