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狱中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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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都同时既是盾牌又是武器？说在你们之间的战争结束时、在你父亲对我的生活进行的可怕追逐中，如果不是你结的网已经缠绕住我的双脚，他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对极了，但据我所知，亨利·布耶已经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了（1895年6月3日，亨利·布耶在《巴黎回声》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攻击对王尔德判决的残暴、惩罚同性恋者的愚蠢和英国的虚伪。——原注）。除此之外，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印证他的观点，你也没必要发表我的信：至少不能发表我在好莱威监狱给你写的信。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你会说，我在好莱威给你写的一封信中不是曾亲自请求你尽可能努力使这个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能公正地对待我吗？当然，我那样说过，但在这种时候，你要记住我为什么到了这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你以为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与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关系吗？我与那种人的关系，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出来的，都不能引起政府或社会的兴趣，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过去试图把你父亲送到这儿。当然，我的努力失败了，我自己的律师放弃了辩护，你父亲把罪责完全推到我身上，结果把我送进了监狱，现在仍呆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蔑视我鄙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一天天、一小时、一分钟地度过我那可怕的监狱生活。你是惟一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受到讽刺的危险或责备的人，而你本可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色彩，给整个事件以一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表明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当然不会期待、实际上也不会希望你去说明你在牛津陷入困境时是以怎样的方式、为了什么目的——如果你有目的的话——在3年内实际上几乎没有离开过我；这里我也不必精确地一一罗列我是如何一次次试图中止我们之间那种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地位的人、即使只对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具有毁灭性的友谊的；我也不希望你去描述你过去常常制造的一次次单调、反复的争吵；我也不会去复制你给我写的那一封封奇怪地把浪漫激情与金钱混杂在一起的电报；我也不会再从你的信里挑出那些很令人厌恶的或无情的段落了，尽管我曾被迫这样做过。然而，我以为，如果你能稍微抗议一下你父亲对我们友谊的描述，不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的描述既奇怪又恶毒，对你我的看法都同样是荒谬不堪的，其中对我的描述还是侮辱性的，而对你的描述则是荒谬的。可怕的是，那种描述现在实际上已载入严肃的历史：它会被人引用、被人相信、被人转述，牧师会拿它作教材，道德家会拿它作为他空洞说教的主题，我这样一个为各种年龄的人所喜爱的人不得不接受猿猴和小丑对我的判决。在这封信中我曾说过——我承认自己是带着怨恨说的——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你父亲将会成为“星期日学校”的宣传小册子中的英雄，你的地位将会等同于童年的撒母耳，而我的位置则会在吉莱斯·德·雷和撒旦之间，我敢说这对我来说已是最好的了，我不想抱怨。在一个人在监狱中学会的许多教训中，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并且将成为它们将会有的样子。我只怀疑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和《贾斯廷娜》的作者会被证明是比“山德弗和莫顿”（山德弗和莫顿为《山德弗和莫顿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是18世纪的托马斯·德为儿童创作的一部非常流行的书。——原注）还好的同伴。
但当我给你写信时，我感到，为了我们两人的缘故，我不把你父亲通过他的律师提出的陈述作为平庸世界的教诲来接受是件好事、一件合适的事、一件正确的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你想清楚并写出某种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东西的原因，这至少比你给法国报纸涂画一些关于你父母的家庭生活的文章要好。法国人会关心你父母是否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吗？没有人会想出比这更令他们感到乏味的题目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我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个通过学校和以自己为化身的运动来对法国思想方向施加了明显的影响的人，怎么会采取那样一种导致自己毁灭的行动。如果你准备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这些信——这些信恐怕多得数不清了——那就请你发表那些我提到是你毁灭了我的生活、说到你容许那种既伤害你也伤害我的疯狂、愤怒的情绪支配着你的信，以及谈到我希望而且决心要终止我们之间那种从各个方面看对我都是毁灭性的友谊的信。尽管我不会允许你发表这样的信，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你父亲的律师想让我陷入困境而在法庭上突然出示了我在1893年3月写给你的信时，我真正感到悲伤的是，我与你的友谊的那一面会被附带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在那封信中说，我与其一再忍受你引发的、似乎可以使你获得某种可怕的快乐的争吵，我还不如欣然同意“被伦敦的每一个房主敲诈”。但你明白得那么晚、那么缺乏敏感，在理解珍贵的、优雅的、美丽的东西时是那么迟钝，以至于竟然要发表那些我试图在其中表达并借以保存我们爱的灵魂和精神的信，而在漫长的肉体的耻辱中，惟有爱仍可驻留于我的肉体内——对我来说，这就是而且仍然是我最痛苦的、最强烈失望的根源。至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恐怕我自己知道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恨使你盲目，那么虚荣心就会像铁丝一样把你的眼睑缝合在一起。那种“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才能，已被你狭隘的自我主义磨钝了，并且因为你长期不用已使之变得毫无用途。我在狱中的想像力与在狱外时一样丰富。虚荣心已经封闭了你心灵的窗户，看守的名字叫“恨”。
狱中记我只有悲哀的季节（1）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去年的11月初。生活的激流在你和这个如此遥远的日期之间流动，你无力看到——即使确实想看到——这条如此宽广的河流的对岸，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事似乎从未发生过。我不说昨天，只说今天。痛苦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是无法用季节把它分开的，我们只能记录它的各种状态，以及这些状态什么时间出现。时间本身并不是与我们一起前进的，它是旋转的，环绕着一个痛苦的中心。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止，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受一种不变的模式操纵，因此我们都是根据严酷的程式、法则来吃、喝、走路、睡觉、祈祷或跪下祈祷：这种静止性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中的每一个最可怕的细节都和过去的一模一样，而且似乎也把它自己传送到那些以不停的运动为存在本质的永恒的力量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或收获，不知道俯身在谷物上的人或穿梭在葡萄架间的采葡萄者，也不知道被吹落的花瓣装点成白色的或散落着熟透的果实的果园里的绿草。对我们监狱中的人来说，只存在一个季节，那就是悲哀的季节。月亮和太阳似乎远离我们而去。在监狱外面，白天可能是蔚蓝的、金灿灿的，但从犯人头上方那个小小的、用厚厚的玻璃遮挡着的铁栅栏窗透过来的阳光却是灰暗的、吝啬的。囚房里始终是黄昏，就像人心里一直是午夜一样。在思想领域里，与在时间领域里一样，一切都是静止的，你自己很久以前已经忘掉的、或可以很容易忘掉的东西，现在正降临到我头上，而且明天会再一次降临到我头上。记住这一点，你就稍微可以理解我为什么现在给你写信，以及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给你写信了。
一周后，我被转送到这里。3个月过去了，我的母亲也死了。没有人比你更能了解我是多么爱她、尊敬她。她的死对我来说是如此可怕，以致我这个语言的主人却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的痛苦和羞愧。即使在我发展成为艺术家的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我也从未得到过适于承受这样一种可敬的重负，或适于伴着十分庄严的音乐慢慢走过我那无法表达的悲哀的华美庆典的言词。她和我父亲把一个不单在文学、艺术、考古学、科学上，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名字给了我，我却永久地玷污了这个名字，我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下等人之间的低级的笑柄了，我已经把它拖到泥淖中去了，我把它给予了那些可能使其变得野蛮的野蛮人了，给了那些可能把它变成愚蠢的同义词的傻瓜了。我那时所受的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忍受着的痛苦，不是能够用笔写下来或记在纸上的。我的妻子那时对我又和善又温柔，否则我就会从一个冷漠、陌生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她为了这件事特意带病从热那亚径直来到英格兰，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个如此无法补救、无法补偿的损失。所有仍在爱着我的人也都对我表示了同情，就是那些本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我的已经破碎的生活中又新添了这样一种悲哀，也给我写信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安慰。只有你站得远远地，既不给我消息，也不给我写信。你这样的行为，最好用维吉尔在对但丁谈到那些在高贵的冲动和浅薄的目的中空度生命的人时说的话来解释：“我们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只是看看，然后继续前行。”
3个月过去了，挂在我监房门外边的、写着我的名字和罪名、记着我每日的行动和劳役的案件日程表告诉我已经是五月了。我的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按惯例我向他们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正住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要出版一本诗集。在会面快结束时，他们偶尔提到你要出版的那些诗歌是要献给我的。这个消息似乎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某种憎恶情绪，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回牢房，心里带着对你的轻蔑和嘲弄。你怎么可以不先经我同意就梦想着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呢？梦，我是在说梦吗？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你能回答说，在我伟大的、著名的日子里，我曾同意接受你把你早年的作品献给我吗？当然，我接受过你的敬献，就像接受那些刚刚开始走上艰难而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路的年轻人对我的忠诚一样。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忠诚都是令人愉快的，当这种忠诚来自于年轻人时，它就更是双重甜美的。当老年人摘取月桂树叶时，它们就会枯萎，只有年轻人才有权利带上艺术家的花冠，这就是年轻人的真正特权，尽管只有年轻人懂得这一点。但囚禁、羞辱的日子与伟大、著名的日子不同。你不得不知道，所谓荣花、快乐和成功可能会有粗糙的果实和低劣的质地，但悲哀才是天地万物间最敏感的东西（能在整个思想界中振动而悲哀又能随之在可怕且微妙的跳动中振动的东西，这世上是没有的）。人眼看不到的、标示着力量方向的敏感的金箔，假如与悲哀相比，也是粗糙的。除了爱的手之外，无论什么手触到它，也是粗糙的。它都会是一个流血的伤口，即使是爱的手触到它，它也会流血，尽管人感觉不到痛苦。
你曾给旺兹沃思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请求让我准许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与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上发表我的信，那你为什么不给里丁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要求我准许你把诗献给我呢？不管你的这些诗选择了什么样的奇思怪想的描写方法。这是否因为：一方面我已禁止《法兰西信使报》发表我的信件，你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信的合法版权过去是、现在仍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另一方面，你以为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聪明使我对你所做的事一无所知，等到我知道也太晚了，因而也无法干涉了？我是一个不体面、被摧毁的囚犯，这种纯粹的事实应该能使你明白：如果你想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作品的扉页上，你要把我的允诺当做一种恩惠、一种荣誉、一种特权来接受，这才是人们接近那些处于悲哀和羞辱中的人的方式。
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所在，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除非你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否则你就会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和像他那样本性的人能理解这句话。当我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被从监狱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在阴沉沉的长廊里等待，在众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我脱帽致礼，这样一种可爱和单纯的举动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手上戴着镣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人们因为比这还要微不足道的事都已经进了天国了。就是用了这种精神、这种家的方式，圣者跪下来去洗贫穷人的脚，或弯身亲吻麻风病人的脸颊。我对他做过的这件事从没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我曾注意到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