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危险的脚步-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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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些犯憷，背上40多斤的包走8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他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前几天，在加拿大攀冰训练的时候，汽车差点翻了，他的肋骨撞在了一个箱子角上。从那以后，一碰受伤的地方就疼。到了出发这会儿，索性不能大笑，不能咳嗽了，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能颠着。
李致新和王勇峰很担心刘文彪的肋骨，一直在问：“怎么样，能上山吗？”对于刘文彪的实力，他们不太担心，毕竟在麦金利已经有过考验了，但刘文彪的伤势他们实在心里没有底。
刘文彪心里还算有数。出发前一天，他给自己上了一贴膏药，出发的时候，已经感觉好多了。他对着背包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把所有的东西又都拿出来，斤斤计较地开始精简。毛袜子、毛帽子先拿出去，估计3300米的地方还能抗，头灯的电池由8节减到4节，两支圆珠笔减成一支，两个小药瓶拿掉，倒出几粒药装进一个小塑料袋里……
领队白建强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他身材瘦小，且常年坐办公室，平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训练的，让他连续不停走8个小时就是个考验了，更何况还要负重。白建强一句话也不说，任由王勇峰把背包背在他的背上。他的包相对轻一些，也就30斤。
李致新和王勇峰背包的重量要远远超出刘文彪和白建强的，那小山一样的大包他们似乎没有放在心上。
攀登是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向上开始的。山谷两侧陡直的峭壁像两扇打开的门，门的中间是一个清澈的小湖，湖水的四周是嶙峋的石峰，湖水的中央，一座山峰清晰的倒影，那便是阿空加瓜了。抬眼望去，洁白峭立的阿空加瓜南壁顶天立地地盘踞在奥考尼斯山谷的尽头。
1月份，北京还是隆冬，但此时的南美大陆则是最炎热的夏天，但大家出发的时候，还是都穿着风衣，并不是因为怕冷，而是为了挡风。阿空加瓜的高空风是最著名的，狂风带来的滑坠和冻伤的例子有很多，风，是阿空加瓜攀登者最大的威胁。
人在山谷中行走，阵风来时飞沙走石，吹得人打晃。奥考尼斯山谷是攀登阿空加瓜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走西壁、攀南壁还是上西北，都要先经过这个山谷。
山谷两侧的峭壁经过常年的风化，不断变成石块和沙土流下来，直堆到山腰间。更有房子大小的巨石在碎石沙土坡上陈列着，有摇摇欲坠之势，制造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李致新他们四个人行走的小路就在这些巨石间蜿蜒着。
一条浑浊的急流沿着山谷奔腾而下，发出隆隆的巨响，一种身体土黄却有着鲜艳毛冠的小鸟，时时在小路边叫着，清脆的鸣叫缓解着人们的心情。
四个人排成了一排，拄着雪杖小心翼翼地走着。这段路坡度不大，但因为是在乱石之上，大家尤其小心脚下的路，埋头走着。只要偶尔一抬头，总能看到远处的阿空加瓜峰静静地凝视着你。
慢慢地，四个人拉开了距离。到了小湖前的时候，四个人因为拍照而各成一路。
李致新、刘文彪和白建强都带了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同的是，李致新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总挂在脖子上，随走随拍；刘文彪是只有休息的时候才把这些沉家伙从包里拿出来拍一会儿；而白建强的摄像机则一直都收藏在背包里，休息的时候只是专心致志的休息。在上山拍照搞创作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你会大呼小叫的找角度，之后，你会随便端起相机按一下，再之后，你就连说句“真美”的力气也没有了。
李致新被这个小湖拖住了脚步，其他三个人出发了一个小时他也没跟上来。而王勇峰已经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很快就消失在碎石坡的背后。四个人散落在乱石之上。
经过了一条小河之后，路开始难走了，有的地方也陡了起来。人们的喘息声粗重起来，脚步开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了。在这样的路上行走两个小时之后，那条被攀登者踩出的小路把四个人引到了谷底的小河边。这是要跨过的第二条小河。
水流很急，能听得到河水中石头轰隆隆的滚动声，河上架着一座小铁桥，但年久失修，已经不能过人了。为了寻找过河的地方，四个人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了一个地方在河两岸的巨石间挂了两条铁索，尽管河水不宽，但若真从这铁索上掉下去也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只要失足落水，结局肯定跟河水里轰隆隆滚动的石头一样。但路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了，四个人颤颤巍巍地上了铁索。
翻过了一个山脊，又渡过另一条小河，被强烈的阳光照射了6个小时之后，宿营地终于到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尽管累得要死，可谁也不敢歇，搭帐篷、做饭，一通忙活。晚饭就是方便面，里面加了点火腿、葱头和黄瓜。每个人吃得都挺香。
1995年·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 1995年 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3）
白建强大叫：我给你们拉了30万赞助，就不能给我雇头驴吗？
1月2日，目标是从海拔3300米的宿营地直上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上升高度近1000米，路途约20公里，估计要走12个小时，这是非常艰苦的一天。
因为中途不再宿营了，帐篷、睡袋、炊具就留在了营地，由后面跟上的两头骡子运上大本营。这样，大家的负重都跟着减轻了。李致新和王勇峰的背包也精简到了20多斤，白建强干脆把摄像机都包在睡袋里交给骡子了，背包里只剩下了一壶水和上去之后要换的衣服。
从宿营地往上走过一个大坡之后，是一大片草地。那些草长得很是奇怪，像坐垫一样一块一块贴着地面生长着，上面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些黄色的小花。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镶着绿边的金黄色坐垫。到了高原地区，所有的植物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生机，它们紧伏地面，逃避狂风的吹袭，更深地吸取土地里的养分和水分。
这些奇异的花朵让刘文彪兴奋不已，他满心欢喜地坐到坐垫上要留影，坐在金色坐垫上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嗷嗷地叫着从花朵上跳起来。原来，令人怜爱的小花间竟秘密地藏着无数坚硬的小刺，刘文彪捂着屁股走出了草地。
痛也值得。再往前去，就是望不到头的平直宽阔的河滩了，寸草不生，四五个小时里，脚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鹅卵石，两侧则是一成不变的光秃秃的岩壁。这样的路不难走，但枯燥得让人麻木，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样子。
出发没有多久，白建强开始呼哧呼哧喘上了粗气，他跟在王勇峰身后好久，终于开口了：“能不能给我雇头驴呀？”王勇峰现出那一贯迷惑人的憨厚的笑容，声音恳切：“老白呀，这四条腿的东西也贵得太邪门了，还是挺挺吧。”阿空加瓜每年有来自各地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到这里登山，但他们到达大本营无车可坐，不想走两天的路就得向当地老百姓雇驴。来阿空加瓜登山的注册费并不高，一个人只需要80美元，但雇驴的价格可是贵得惊人，一头驴要价一千美金。白建强心里也很清楚雇驴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就真是雇了，他也得心疼死。可实在是累呀，越走越累，累得人欲哭无泪，白建强对着干巴巴的河滩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30万的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他骂着，走着，最后，到了大本营，望着峻峭的雪山，他又感慨了：真他妈的美呀。
王勇峰一直走得挺带劲儿，把后面的人落下足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刷刷地走着，走着，走了四个多小时之后，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到了，他认为大本营应该到了，看见迎面走来的下山的人，王勇峰问：到大本营还有多远？那人说，还要走5个小时。他的话像是施了魔法，王勇峰的腿一下软了，看到一块能挡风的大石头时，他把背包一扔，躺在石头旁一动不动了。
王勇峰的睡姿成了一个诱惑，每个走到他身边的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放倒了自己。这会儿，能睡上一觉最美。没过一会儿，李致新开始催促起来：“快，快，起来，天黑之前一定得赶到大本营，都起来。”大家不情愿地爬起来，继续走无聊的河滩。
实际上，该死的河滩很快就到了尽头。走了没有多久，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就不用沿着河滩走，而是开始上山了。
当看到一个被掀掉顶子的破房子的时候，就到达了原来的大本营了，那些房子是被暴风雪摧毁的。到了这里就离真正的大本营不远了，但因为最后的一段路是45度左右的陡坡，所以登山者一般都要在这里调整一下，积蓄力量。
再出发的时候，王勇峰打开了白建强的背包，他要帮他背些东西。往外掏东西的时候，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的背包里居然装着很多石头。三个人迷惑不解，问他：装这干吗？白建强有些不好意思了，吭吭哧哧地说：“我看这些石头挺漂亮，就捡起来装包里了。”
他的话把所有人逗得笑弯了腰：“背着石头上山，有你的。”
王勇峰看也不看，把那些石头都扔了出去，又掏出一些东西装进了自己的包。
在大本营，这四个人成了稀有动物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多顶色彩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绽放。将近20支登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胜地，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当然，价格昂贵。
在大本营，来自中国的登山队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
“中国远征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过来打听这支队伍的情况。当他们知道王勇峰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惊奇万分。中国营地成了一个景点，挂满了国旗和队旗的帐篷前总有外国队员扯着李致新、王勇峰他们拍照。
这样的情景和他们的每一次海外登山的经历都是相同的，每一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时，他俩的自豪和自尊就会油然而生，每到这个时刻，他们就会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个登山者，更是一种象征。
吃过晚饭之后，刘文彪立刻钻进了帐篷，连续的上升再加上到了大本营之后繁重的建营劳动，他的高山反应加重了。
晚上9点多，王勇峰钻进了帐篷，喘着粗气铺好了睡袋。躺好之后，用头灯照了照刘文彪的脸，觉得不对劲，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大叫一声：“你怎么发烧了？”
“不会吧，除了头疼没有别的感受。我平常也不感冒，怎么会一上山就感冒呢？是不是因为你刚从外面进来，手凉呀。”刘文彪说。
王勇峰又把脑袋凑过去，脑门碰脑门试了试，“没错，就是发烧了，不会低于39度。”王勇峰说得特别肯定。这语气显然吓着了刘文彪，已经有过多次进山经验的刘文彪很明白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感冒的后果，1992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一起攀登麦金利的时候，就在4300米的4号营地亲眼看见一个瑞士人因为肺水肿而遇难。
王勇峰马上坐起来，在帐篷里四处乱翻，找到了一盒康泰克。刘文彪吃了一粒，“不行，不行，再吃一粒。”刘文彪不听他的，“一粒能维持12小时呢。”“那你烧得这么厉害，也不能光吃这个呀。我找兰迪要点别的药。”说完，穿上衣服就出去了。
帐篷里剩下刘文彪靠在那儿直发呆，想着自己又是受伤又是发烧，他觉得自己运气真是不好，心里灰灰的。
过了好久，王勇峰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快穿上衣服，找医生去。”
阿根廷人都讲西班牙语，王勇峰苦练而成的英语根本用不上，他找到了达戈，把刘文彪的情况说了说，达戈说，光吃药哪行呀，得看医生。达戈会讲点西班牙语，带着王勇峰在营地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负责人，之后找到了医生。
医生拿着听诊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