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案 作者:科林·伊万斯-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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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专家来讲，从不同类型的枪中发射子弹，变化是很明显的。有可能测定子弹是从某种特别的武器中发射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枪管是人造的。刚开始制造出来的枪是滑膛的，然后在加膛线之前，按照枪管直径的技术指标来铰孔。当一支枪制造完工时，用来制造枪管的工具光一例外都遭到损坏，因此不可能制造两支完全相同的枪。从不同枪中发射的子弹总是留下不同的弹痕。基于同样的理由，每支枪的枪管都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种特征影响了它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
枪管发射子弹不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明显痕迹，而且在枪的其他部件上也会留下痕迹。射击时弹头从枪管里射出，同时弹壳从抛壳口飞出。弹底窝表面的任何工艺上特征都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枪的撞针、拉壳钩、后部的抛壳挺也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撞击力。当弹头打到人的骨头上或其他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其形状会完全改变。基于这个理由，如果从犯罪现场带回来的弹壳还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它作检验鉴定比用弹头作鉴定常常要可靠得多。
1835年，法国发明了底火帽。这种底火帽是一个可塑性金属制成的帽，底火室内装有含起爆剂的女发药。当控针撞击到枪弹的底火时，起爆剂点燃发射药，使得弹头从枪管里发射出去而弹壳留在后面。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发明了无烟火药，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子弹。新火药有更大的推进速率，意味着早先的铅弹太软，枪管的来复线没法控制他们，而且特别容易损坏弄脏枪管。这就导致了带金属壳的子弹的问世，这种新子弹常常是铜镍合金的。
老式的黑色火药在开枪者的手上和弹孔处（如果在足够近的射程内枪击）都会留下痕迹，而现代无烟火药留下的痕迹只能通过化学方法检测。有一段时间，时兴检查犯罪嫌疑人近一段时间是否使用过枪支，这种检查主要是测定硝酸盐是否存在，但因为这种普通的硝酸盐有许多是无害的家居使用的产品，因此这种检查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只得放弃。
查尔斯·史蒂罗
时间：1915年
地点：纽约，西塞布
意义：一个专家证人在辩护中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给予的证据是公正的。可我们在此列举的却不一样，由于证人的狂妄自大和贪婪使得客观的证词变得模糊不清。
1915年3月22日早晨6点左右，一个名叫查尔斯·史蒂罗的德国人，身材高大强壮，智力低下，在纽约西塞布的一个农场里醒来。他走到粮仓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农场里看护玛格丽特·沃尔科特的尸体。她是被枪击而死的。血迹指引史蒂罗来到农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雇主查尔斯夺利普斯，也失去知觉地躺在地上。虽然他还活着，但估计活不过早晨。尸检表明这两个受害者是被口径为0．22的手枪击伤。农场显然被洗劫过了，两百美元失窃，据警察描述凶手是一个手段拙劣的抢劫犯。
在3月26日的审讯中，史蒂罗像孩子般天真地讲述了一些情节，并极力否认自己有口径0．22的手枪。史蒂罗的姐夫查斯特·格里恩，好像比史蒂罗的头脑更迟钝，他居然向警察承认自己藏了不下三支枪——所有的枪都是0．22的，而且这些枪都是史蒂罗的。他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史蒂罗的指使。经过严刑拷问，格里恩招供他和史蒂罗是凶手。
史蒂罗被逮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两天不吃不睡。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讯问，他承认自己有三支枪，他之所以让格里恩将它们藏起来，是因为他得知有一个口径为0．22的枪支大搜查，他想逃避风头。在答应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凶手就放他回家看妻子之后，史蒂罗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尽管招供了，但是他坚决拒绝提供任何陈词。
“专家”证人
这时，美国司法史上最可疑的一位人物进入了这个诉讼程序。阿尔伯特·哈米顿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善于欺瞒的陪审员，作证时他利用自己的博士头衔，而这个头衔仅仅是他自己凭空想像而来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当无耻的起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作为一个没有廉耻心的向上爬的小人，哈米顿在各个领域都渐渐摆出一幅权威的驾势，使用一种权威的口吻。不幸的史蒂罗和格里恩遇上了他，因为哈米顿假冒专家的头衔之一就是枪支方面的专家，哈米顿浏览了一些欧洲的杂志上有关弹痕研究成果的文章，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就足以解决弹痕方面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冠以“弹道学专家”的称号。
只有外行人才认为哈米顿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如果说哈米顿可以称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业余心理专家。哈米顿深知那是一个陪审员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年代，举证时眼花缭乱的专业术语以及作为证据的精湛放大的照片都会使陪审员放弃主张。在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他断定自己看见了在史蒂罗的手枪里有一道不同寻常的划痕，并且在菲利普斯身上取出的子弹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划痕。为了支持他的断言，哈米顿立即制作了好几幅弹痕的照片送到法庭作为证据。
因此，史蒂罗站上被告席。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明显地被史蒂罗的供词所困惑，法官因此将他的疑惑告知陪审团。他指出史蒂罗犯罪缺乏动机，并且在史蒂罗那里没有发现失踪的钱的线索。当然，与之势均力敌对抗的是，起诉人有哈米顿“博士”的证词。哈米顿并没有受挫，他炫耀地挥舞着他那一堆精致的照片，傲慢地宣称凶手的子弹来自史蒂罗的枪而不是别的枪支。
所有这一切都使史蒂罗的辩护律师大卫·怀特感到困惑不解。他仔细地查看了那些照片后，声明检查不到子弹上关键的划痕。哈米顿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鲁莽，他伶俐但极不真诚地作答那只是出于一个错误，照片照的是带划痕的子弹的另一面。慑于哈米顿的权威，这样令人震惊的回答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就算过关了。
但是对于哈米顿来说，更使他尴尬的事接踵而来。当怀特要求哈米顿指出那些他宣称在史蒂罗手枪枪管里发现的擦痕时，哈米顿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据他分析，底火紧贴枪管，易爆气体无处逃逸只能向前喷射，结果子弹获得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弹头从枪口射出从而留下划痕，由此辩护枪管里的划痕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摒弃这种荒谬的理论，但是在1915年，弹道学刚处于萌芽状态，哈米顿的证词以绝对的高压态势压人。陪审员们同哈米顿沆瀣一气，史蒂罗被判死刑。（更早一点，在另一个审判中，查斯特·格里恩被判有罪，终身监禁）史蒂罗被判死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引起了辛格监狱看守长斯皮恩森·米勒的注意。在与这位头脑简单的劳工的长谈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史蒂罗的天真率直。他决定将史蒂罗这个案子送到城里的一群女士们的手中，这些女士以推崇人道主义而著名，她们都致力于废除死刑。她们不知疲倦地为史蒂罗的利益而工作，在那段时期，史蒂罗至少没有受到严刑拷问。同行刑者的三次会谈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小时才停止。正当史蒂罗在行刑前四十多分钟被绑到电椅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正是1916年千钧一发的时刻，差一点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
另外的疑问
以推崇人道主义著名的女士们雇用了一些调查者，她们找到两个名叫艾文·肯和克莱里斯·奥肯内尔的流浪汉，他们因为抢劫罪正在服刑。调查者了解到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西塞布，有人听见他们在案子公布于众之前早就在那里讨论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案子了。在女士们的谆谆教导下，他们的良心有所发现。最后，肯招供他和奥肯内尔就是此案的凶手。
凶案初步被揭开，惹怒了史蒂罗的起诉人，他们把盲从监狱里提走连续几天对他严加盘问直到他按照他们的意思翻供。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新闻已传到奥尔巴里的政府官员查尔斯·怀特曼那里，他专门派一个调查团调查史蒂罗的案子。
调查团由锡尔图斯的律师乔治·庞德带领，首席检查官代理查尔斯·怀特作为助手。经过审问，他们两个都一致认定肯和奥肯内尔有罪。
尽管这样，他们还必须推翻哈米顿的证词。一位官员仔细查看了史蒂罗的手枪，马上声明那只枪好几年没使用过了，由于积聚了许多污秽物枪管已经塞住了，而且这支枪在凶杀那晚之前性能肯定不怎么样了。另外，哈米顿有关密封的枪管不可能使易爆气体向后逸出的理论证明是荒唐的。实验是这样的：那位官员将一张纸放在枪后扣动扳机，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将那张纸迅速点燃了。
两套子弹都被送到在罗彻斯顿的鲍森和兰博的公司，由光学专家马克斯·由哲作显微镜分析。在最高倍的放大镜下，由哲无论是在实验用的子弹上或是凶手使用的子弹上都无法确定划痕的位置。
所有这些实验，充其量都只能看作一个科学家的不同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哲仔细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哈米顿的证词毫无价值。实验与枪管里的螺旋形凹槽或来复线有关。枪的凹槽之间的凸出部分，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由哲发现史蒂罗的手枪是带有凹槽和凸出部分的普通式来复枪，而凶手使用过的子弹是从非正常来复枪里发射出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可以发现，凶手使用过的手枪有人工的裂纹，而史蒂罗的手枪却没有。提供了这样不容置疑的证据，庞德和怀特毫不犹豫地请示赦免史蒂罗。也就是在1918年的5月9日，查尔斯·史蒂罗和查斯特·格里恩从辛格监狱里放出来成为了自由人。
肯和奥肯内尔从来都不主动承认他们是西塞布的凶手。自从肯又一次翻供之后，奥尔良州的高级陪审团小心翼翼地收回他们的热情与金钱去进行另一个法庭审判，一致倾向于驳回他们的上诉，于是这个案子就渐渐被淡忘了。
结论
不管发生在史蒂罗和格里恩身上的事是多么的可笑，但是最终并不是毫无益处的。特别是那些拙劣的证词曾一度冒充真理而嚣张，查尔斯·怀特们的品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如此，查尔斯·怀特受到震动，他发誓要将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发展枪弹痕迹科学。他在纽约建立了侦查弹道学机构。他发现了他的同行，菲利普·格里维尔的一个设计，即比较显微镜，也许这将使弹道分析学前进一大步。在比较显微镜里，一颗子弹的两截可以在同样的镜头下连成一体，使得观察者可以借两者的异常靠近来比较分析每颗子弹上的痕迹。怀特还梦想将实际存在的每支枪给予编目，这个梦想在他之后很久终于实现了，不幸的是他死于1926年，但是可以说他在法庭科学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莎科和瓦佐提
时间：1920年
地点：麻省，南柏雷渠
意义：莎科和瓦佐提被处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不乏一些人为了从这个悲剧中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置不容怀疑的弹道学事实而不顾。
1920年4月15日的下午，在麻省南柏雷渠一个鞋厂外面，保安弗雷德里克·巴门优特和亚里山多书里德利正在押运公司总计15777美元的工资款。这时突然来了二个歹徒，没有任何威胁或暗示，其中一个歹徒开枪，杀死了两个保安。他的同伴，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家伙，还拼命地向那两个无辜者身上扔石块，凶手把装工资款的箱子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随后溜之大吉。目击者描述这两个家伙的模样，说“长得挺像意大利人’，现场勘查取得了对侦查人员颇有价值的东西，即两个歹徒开枪射击后留在路边的空弹壳。这些空弹壳上都印有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的字样。
两天之后，那部用来逃走的别克汽车在一堆木头旁找到了。曾经在圣诞前夜市里奇·瓦特附近的另一个鞋厂也发生了一桩未遂的工资款抢劫案，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断定这都是由一名名叫迈克·波达的意大利人所为，但当警方搜查波达的隐匿之处时，他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另外两个人被逮捕了。一个是二十九岁，名叫尼古拉·莎科；另一个是他的留八字胡的同伙，32岁，名叫巴特拉姆·瓦位提。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带有任何枪支。但事实上很快就查到他们每人都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其中莎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