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萃-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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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自由意义
可笑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
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申，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认同舆论
中国古话说：“为政不在多言”。为政的职业是力行，力行“多言”者的意见。舆论的职业就是多言，多言就是人权、民主与求真，只有透过舆论的检讨，为政才能落实生根。为政不必高高在上指导舆论，而该与舆论认同，跟低低在下者顺流而下，这才是第一流。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等，都可叫做“义正辞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做“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辞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辞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做“义正辞不严的自由”。
——开玩笑的自由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李敖语萃什么是民主政治真正的政党
真正的政党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得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纪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反对党，党反对
清流与清议
“清流”是能发表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这种意见，叫做“清议”。明末清初不合作主义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头，有“清议”一则。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义《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
——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元首尊严
美国总统杰佛逊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他一概容忍，由于他不“维护元首尊严”，他维护了自由的尊严。
——李语录一五
政府应保民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
——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政治是一种专业
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不要沉默抗议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应该关注国事，不是人事起伏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主”的哲学。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王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王符和唐甄这两位潜字号的作者，他们萧条异代，但在指斥“执政当局”上面，却千秋同调，使我们赞佩他们看法的敏锐。王符说没有一个官是好官、官愈大罪愈重；唐甄说统治者都是盗贼，都是一针见血的立论。想对中国真相有点了解的人，必须正视这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立论，有了这种正视，任凭他们你来我去、李换王升、谁连任谁下台谁复出，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中国人民只有关注在国事上而不关注在盗贼集团的人事上，中国人民才有志气。整天搞盗贼集团的人事起伏，猜他们的谜、写他们的起居注，是没有出息的。
——记两本潜字号的著作
“拦路告状”的原因
台湾省主席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
——拦路告状不可拦！
论锡安山事件
自古以来，人民苦苛政久矣！在苛政之下，他们引领以望云霓，曾经演变出一种梦想，梦想有“世外桃源”的自由。这种好梦，从陶渊明精心下笔的《桃花源记》，到罗斯福脱口而出的“香格里拉”，都约略可见。但是，在苛政苛得无微不至之下，这一梦想，也就从来未能实现过。锡安山的先驱者们，他们是伟大的现代的宗教唐·吉诃德。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但是他们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信仰与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人间伊甸的好梦，其实都是做不成的。锡安山子民的好梦，同样是这种伊甸好梦的一种，但却是更易碎的一种，因为在国民党的猜忌下，他们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换得的，却是后无来者的凄凉。
锡安山子民的好梦，最后只有化为互慰之辞，望山兴叹而碎。他们的悲剧，是人间任何逃世者的悲剧。“世”是不能“逃”的，人们只有面对暴政、接近暴政、抵抗暴政，他们才能见到天国就在他们心里、圣山就在他们身边。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四处的奔波行脚，并不是一地的落户驻足。锡安山的子民，应该收拾起“锡安山见”的渴望，重新在山下进驻人寰。一旦把人间当成你们的，你们就会发现，人间无处不圣山。耶稣没有圣山，但他行踪所至，步步成圣，最后把罗马暴政化为尘土。——锡安山的子民们，请多想想真正的耶稣，请多想一想！
——警棍下的失乐园
上十字架的人
如果我们把天下放大一点、永久一点，我们自然不会为一时的蜚短流长而觉得不乐，我们还是要“为民喉舌”下去，即使民对我们七嘴八舌！在长远的“前路”里，我们相信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纪录，都给埋没了。这种公道，也许只有在历史上给予评价、给予延伸……。
——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暗杀是不光明的手段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纪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
——张敏的爸爸杀了谁？
新式统治者的杀人方法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