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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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波”。他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团结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着重指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好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决议是在科巴参加下，以同样的精神制定出来的。巴库委员会“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决议的第七条）。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0页。——译者注
快到30年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和向上爬的人。1909年是科巴活动中的一个转折点。高加索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窄小了。在首都党的领导人中间试验自己力量的时候来到了。但是一次次的镇压妨碍了个人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接触。1909年3月，斯大林再次被流放，这次是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斯克。1912年2月，他又一次跑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巴同志出现在彼得堡。不过他在首都停留的时间很短：就在4月份接着又被捕了。后来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斯克流放地时，于1911年1月24日写信给博布罗夫斯基说：“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人们自然已经听说了：一方面是列宁一普列汉诺夫集团，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一马尔托夫—洛格丹诺夫集团。工人对前一个集团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表示赞同的。但是总的说来，工人们是以蔑视的态度来看国外的，他们说：‘那些人是在爬墙，他们想爬多少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认为，谁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吧，其余的也会自然办到的。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这封信当时曾经受到了警察的暗中检查，而在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期间，曾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梯弗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①
①《苏共党史》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75—376页。
看来，“杯水风波”好象是斯大林最爱使用的一个说法。斯大林写的各封信中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和他那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方面意见分歧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这一点在他的第三封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注明的是另一个日期，信中写道：“这种‘杯水风波’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组织政策（对待左派孟什维克等人的态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吗？是‘各种各样的我’的自尊心方面的意见分歧吗？你是怎么喜欢上了波格丹诺夫的一本新书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中对伊里奇的某些失误已经非常准确而正确地指出来了。还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伊里奇不顾逻辑上的种种要求（是为了讨好。外交吧？）而竭力掩盖……”①
①同上，第272页；《关于为改进培训历史科学方面的师资所采取的措施而召开的全苏会议》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8页（Э．Ｈ．布尔贾洛夫的发言）。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青蛙那样。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愈是没有什么崇高思想，他使用起来就愈加方便”①
①马·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0页。
在大量的政治活动家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竟是如此地一心一意要攫取个人的的权力。在他的手里，权力变成了供暴虐狂享受的工具，变成了真正可怕地侮弄受党和人民拥护的人的工具。权力在他看来意味着万能。当他掌握着权力时，其他一切——思想（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是虚假的）也和目的与手段（在他看来，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样——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在革命年代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就再也不能遏止住自己了。众所周知，权力使人变坏，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地变坏。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在攫取到权力之前就已绝对地变坏了。
奸细。薇拉·施魏策尔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她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服满了流放期，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苏伦·斯潘达良）回忆道，很多政治流放犯都不相信科巴同志，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和奸细。
下面就是她在1931年时向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当时弗拉基米尔·米柳京也在场）讲述的情况：“当科巴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我们大家决定都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估恶不俊的阴谋家和无论什么无政府主义行为都干得出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党的范围内，流传着关于斯大林同宪兵队之间存在有联系的说法。后来他所以能以某种方式博得一些流放犯的信任，其原因显然是象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列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心灵纯洁，没有想到去怀疑其他同志会去干一种背叛行为。”①
①薇·施魏策尔的回忆，由弗·米柳京转述。
几年之后，当吹捧斯大林的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她向臆造领袖传记的编者们——Ｔ．Ф．亚历山德罗夫、Ｈ．）．加拉克季奥诺夫、Ｂ．Ｃ．克鲁日科夫、Ｍ．Ｂ．米京、Ｂ．Д．莫恰洛夫、П．Ｈ．波斯别洛夫——作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把科巴同志说成了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和受到大家尊敬的革命家。根据新的回忆，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把罗莎·卢森堡的一本小册子从德文翻译成了俄文……
1916年12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同彼得格勒的工人鲍里斯·伊万诺夫一起应征入伍。他们被护送到结了冰的叶尼塞河下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4020一路上斯大林的表现就好象他是指挥护送人员似的：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在什么地方过夜，这一切都由他来决定。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应当把从前的那些流放犯交给军事当局。但是朱加施维里却对护送人员说，他要去见自己的老朋友，他也就这样作了……
党的老战士鲍里斯·伊万洛夫毫不怀疑：科巴是警察机关的一个奸细。①斯捷潘·邵武勉对此也毫不怀疑。邵武勉被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高加索的列宁”。他是巴库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在全体外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斯大林能够容忍这一情况吗？邵武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但是在1905年时，梯弗利斯的警察机关经过跟踪，终于侦查出了他的踪迹。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①后来在回忆到这件事时对同志们（当时他的几个儿子也在场）说，他被捕的那个秘密住宅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科巴同志。②
①鲍·伊万诺夫的回忆材料立即被放进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之流的赌本”的关得很严实的保险柜里了。但是在此之前有几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些回忆材料。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是邵武勉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邵武勉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确信无疑的斯·邵武勉向诺伊·若尔达尼亚讲了这件事（见M．沃斯连斯基《名称表》1985年伦敦英文版第72页）。
布尔什维克的印刷所在梯弗利斯郊区的阿弗拉巴尔存在了3年。1906年春，突然来了警察。地下印刷所的工作人员们确信，是斯大林把印刷所的所在地告诉给警察的。因此他们都同斯大林绝了交。社会民主运动的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们也确信，科巴与印刷所遭破坏有关。阿弗拉巴尔的印刷所被捣毁后不久，即在3月底，斯大林接着就被捕了。对他监禁的时间短得惊人：这位“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能够在4月10日，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来到斯德哥尔摩。对于这次被捕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只字未提。①这又是偶然的吗？……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0页。
邵武勉于1908年在巴库的第二次被捕也不象是警察的偶然得手。不管怎样，巴库的工人们把这次行动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中，斯大林受到了许多严重的不愉快事件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是把科巴同志再次逮捕之后，又以解救的方式将其流放。据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1912年时他住在巴库）证明说，斯大林曾经企图谋害过一个孟什维克。这位受害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巴库的孟什维克组织，他警告同志们说，科巴是为沙皇的暗探局效劳的。①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2页。
斯大林在从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地两次逃跑后于1912年4月又一次被捕，这一次这个奇怪的布尔什维克被送到了纳雷姆边疆区。在这里，他来到了一个荒无人迹和没有道路可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当局的帮助，要想从这里逃脱出去，那是极其困难的。然而他却跑掉了，并于当年10月出现在首都。既然他能够从索利维切戈茨克经过严格的书报检查，向巴黎寄出了下面那么一封信，那就说明：在最革命的革命家科巴同沙皇暗探局之间确实有一种密切而信任的关系z他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还有6个月就期满了。期满之后，我将完全听候你们使唤。如果实在需要工作者，我可以立刻离开这里。”这封在直率方面如此可以说明问题的信，是于1910年12月31日从流放地写出的。①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01页。——译者注
1913年1月，列宁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了中央会议。亚·奥尔洛夫认为，斯大林把克拉科夫会议的详情告知了警察机关。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奸细是暗探局的一个宝贵的情报员。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斯大林也不能容许别人处于领先地位。科巴在克拉科夫开完会回到彼得格勒后，向沙皇政府的副内务大臣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告密：说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是列宁的追随者，他并不忠于沙皇政府，而是忠于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情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由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留在西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间谍头子亚·奥尔洛夫公布出来了。①奥尔洛夫的供述究竟可靠的什么程度，很难判断，因为他的供述是把内务人良委员部另一个工作人员施泰因的说法作了转述。
①《生活》杂志1956年英文版第4期第23页。
因此，从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斯洛瓦京斯卡娅及其姐姐薇拉的回忆中引用一些片断，是适当的。在党进行地下活动的年代，列宁、加里宁和斯大林都曾到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住所里去过。薇拉·斯洛瓦京斯卡娅有幸在档案馆里看到斯大林写给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封信的副本，信中附有叶尼塞斯克宪兵局局长拜科夫上校对这封信的查询情况。“1914年1月4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绝密。现将第578号间谍情报呈上，谨向阁下报告：提供这些情报的是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公开被监视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收信人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我已采取措施不准朱加施维里跑掉。此信分别向托姆斯克和圣彼得堡作了报告，编号为13、14。拜科夫上校。”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致国家杜马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