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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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
作者：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
申明：本书由4020电子书（4020）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第一章

　　●本书的主要目的——揭露斯大林的本质并对斯大林时代作出评价

●马尔托夫对斯大林因进行剥夺而被开除出党一事的揭露及斯大林为洗刷自己历史上这一污点所使用的种种手法

●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恶劣行为

●斯大林得以掌握政权的种种原因

●列宁不相信斯大林。斯大林反对列宁，损害病中列宁的健康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限制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发表并贬低其意义方面所玩弄的手腕和诡计

●斯大林制造“苏丹—加利耶夫案件”的起因及所使用的手段

●斯大林反对列宁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恶劣表现①

①本书各页的脚注，除注明“译者注”外，均为原作者所加。——译者注

关于斯大林，人们写了很多书。把这些书放在一起，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图书馆。但是，人们对斯大林及其所作所为的兴趣并未减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想看一看：他们被人企图将其推入的那个可怕的深渊的最底层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有人在研究世界战争史，有人在把革命的经验运用于自己的实际活动。而我则认为，研究反革命的历史更为重要。因为斯大林所进行的反革命，其经验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斯大林时代，是整整一个时代（不应当谈什么斯大林主义，而应当谈斯大林时代），是充满卑鄙的血腥暴行的时代，是把政治上的强盗行为变成国家政策的时代。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现象。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是进行谴责，还是保持沉默？也许该加以接受？这里存在着一个善恶之间的分水岭。

民主准则的恢复和广开言路时期的开始，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和社会的觉悟。广开言路使千百万公民纷纷投入到革命复兴的过程中来。但是在今天，诚实地、公正地谈论过去，可能是广开言路的最重要成就。在过去的岁月中悲惨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因此在打开这方面的话题之后，要想再加以阻止是永远不可能的。不，我们应当强烈地再感受一下这些悲惨的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全健康地向前迈进。

在斯大林时代，极力灭绝种族和使人道德败坏，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在实践上施行暴力，因此斯大林时代就其后果来讲，其毁灭性超过了历次世界战争。斯大林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厂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创作权利；他使各族人民失去了任何自由，甚至是迁徒自由；他窃取了支配人们生命的权力。同时，他可以决定一切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消灭千百万公民的问题。

他统治着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样的漫长时间中他居然能够同受奴役的人民一次也不进行对话。他根本就不准许有这种对话的可能。时而是这位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独自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对他的这种讲话很少有人认真去听），时而是他郑重地要求，对他说的一切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把社会拖入死胡同的那一整个制度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呀？——我们时常这样发问并时常这样悲叹。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无耻地大肆吹嘘共产主义的天堂，也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严重地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威信。斯大林给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完全有意的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这是一个决非为时短暂的题目。因为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不了解斯大林时代的实质，就很难想象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不幸。

当年那些被授权说出真实情况的活动家们是很愿意把斯大林时代称之为“个人迷信时期”的。他们说，斯大林容许了对党内民主的破坏。我们则认为，这位各族人民之父有时候是相当专横的。但是他们认为，有哪个慈父在必要时不抽打自己不听话的儿女呢？那些官方的思想家们就是在现时也并未绝迹。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还依然是伟大的领袖、对希特勒的战胜者和社会主义的建筑师。

在20世纪，使用化学手段能够人为地使一个人丧失记忆。独裁者们则学会了使用其他手段使整个整个的民族，都害上这种病。这些手段就是每天进行的震耳的宣传、伪造历史和进行镇压。于是整个社会就已经在否认自己的祖宗、否认自己的过去了。在整个一代人的时期内，在社会的记忆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变化：许多重要的事件、事实、人名以及整个整个的历史阶段都在消失。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党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一种力量来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下一代人就会患上一种顽固性的遗忘症，而这种遗忘症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且受到了巧妙的支持。

在某些地方，成长中的年轻几代人不知道有什么古代神话。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强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颂扬。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偶像崇拜现象又死灰复燃。

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和斯大林命令的执行者那一代人至今还活着。在澄清事实真相的气候下，许多告密者、杀人者和刽子手们的名字被纷纷揭露出来。要想打断人们关于无辜受害者的谈论是不可能的。无辜受害者的儿孙们没有理由回避事实真相。他们应当知道有罪过的到底是谁。而且今天就应当知道。因为死者的命运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米高扬说，当人们向赫鲁晓夫建议，应对斯大林机构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应当查明谁是杀害几千万同胞的罪犯（但愿能作到这一点才好！）时，他回答说：“不，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因为1937年的情况还将重演。要知道当时是所有的人都互相告密。”

这样看来，所有的人都有罪过。斯大林及其帮凶们的罪过由全体人民（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分担了。这样讲，是有部分真理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那么到底这笔帐主要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个问题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之后，才能作出回答。而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地就可以作到的。因为很多东西都被销毁了，如各种证明文件、回忆录、照片和诗作……很多人都被消灭了，如革命者和屠杀他们的凶手、党的高级官员和职位很低的秘书。在那些被恩准死在自己床上（让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在当时来讲，真是象皇帝一般的高贵）的人中，有一些是知情人和见证人，也有一些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但是他们直到最后时刻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之中既有列宁的战友，也有斯大林的帮手。他们把自己的怕死也遗留给了自己的儿孙。

过去暴露出了些什么？未来将暴露出些什么？我们打算评述一下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这些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它们今天还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中、习惯中和思想中。采取不知道的态度和沉默的态度也是属于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用保持沉默态度是治不好不愈合的伤口的。对过去必须进行研究，并且必须公开地予以谴责。揭露斯大林是一种进行公正裁判的行为，现时所进行的公正裁判使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加光明，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洁。

我曾经会见过很多过去年代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和恐怖政策的受害者。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研究了我所能接触到的文献、期刊以及各种证明文件。遗憾的是，我未能以广泛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如果把我的这部书看做是一部严格的科学著作的话，那么，这一点有可能成为我这部书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认为，我所选择的体裁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的。

我打算表明斯大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打算揭露出斯大林的本质（尽管斯大林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和“互相矛盾的”）。斯大林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对世界和人道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评定为最高等级的罪行，即国家级的罪行，甚至是国际级的罪行。这是完全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他的社会地位使得象邱吉尔这样的人都对他持以象对待高贵的收信人那样所应持的尊敬态度入也许有人会责备我，说我是在恶意中伤。但是，对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时代，难道能够恶意中伤吗？

也许这部书中对那个不幸年代的黑暗情景写得过多了。也许作者未能控制住一个经受了恐怖惨祸的人的感情（过去我从朋友们那里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责难）。但是在这部书中决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我力求不仅是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义务，而且是根据一个人的义务，作到真实可靠。把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这是对所有被他杀害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熬过了黑夜的人的义务，是对我们后代人的义务。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斗争过，曾经参加过十月武装起义，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当过司令员。而斯大林却把他连同其他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杀害了。我的母亲在监狱里自杀了。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监狱里过的。但是只是在很晚的时候（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才认清了斯大林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在我们生活中的真正地位。而在我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便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我关于他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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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一件事中，我使用了历史学家л．Л．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调查材料。

1918年3月31日，孟什维克的领袖尔·马尔托夫在自己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挑衅的文章《再论炮兵准备》。文章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引起一切争端的话：“布尔什维克历来都号召干各种大胆的剥夺一类的事，至少那位斯大林同志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曾经由于与剥夺行为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

这样的指责非同一般。早在1906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要求“要同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或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来夺取金钱的行为作斗争。”①代表大会号召它的党员要进行反剥夺者的斗争。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联合）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8页。

斯大林对此究竟采取了什么反应呢？对马尔托夫不予回答，保持沉默，也许是最明智的。每天，革命对旧事物的破坏带来了那么多的新东西，使得马尔托夫在这个急速的发展变化中所进行的那种指责，可能很快就被斯大林忘记了。不，这位中央委员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他向出版事务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进行了起诉。斯大林不遵守一切手续，不经过人民法庭（虽然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法院的第2号法令规定，正是人民法庭应当审理这类案件），竟直接同出版事务法庭主席尼·瓦·克雷连柯谈妥了此事。

马尔托夫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的抗议被驳了回来。于是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便提出了请求书，要求把诸见证人找来，他并且说出了他们的姓名：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作为革命法庭的主席，查明了斯大林在1908年参加剥夺“尼古拉玉号”轮船这一事实）、伊西多尔·古科夫斯基（他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财政人民委员，他于同年曾经调查了斯大林企图谋害工人扎里诺夫的案件，因为扎里诺夫曾经揭露斯大林参加了剥夺）、斯捷潘·邵武勉（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诺伊·若尔达尼亚（他是格鲁吉亚政府的首脑，外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这些人对朱加施维里—科巴—斯大林早就有所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斯大林并不仅仅是一个剥夺者和党的决定的破坏者。马尔托夫还说出了其他一些见证人：克·叶·伏罗希洛夫、康·尼·萨莫伊洛娃、C．O．叶若夫、B．K．米罗夫、帕尼舍夫、弗罗洛夫和C．B．吉布拉泽。这些见证人的姓名于3月6日刊登在《前进报》、《消息报》和《真理报》上。

马尔托夫没有掌握任何有关斯大林在1908年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明材料。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加索委员会关于开除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