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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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4日定稿
发表于《学习时报》2003年10月6日，
《中国作家》2003年第11期）
《觅渡》 第四部分在欧洲看教堂（1）
域外风景
在欧洲看教堂
外国人说在中国旅游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中国人在欧洲旅游则是“白天看教堂，晚上中餐馆”。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反映出相互的陌生与不理解。我在初接触教堂时总有一种怪异、神秘的感觉，不愿多看，也不愿细想。但是在欧洲，几乎一抬头就见教堂，主人一安排参观名胜就是教堂，就像我们出门见绿树，做客必饮茶一样平常，你想摆脱也摆不掉。这次到意大利访问又勾起了许多关于教堂的联想。
基督教的起源在公元一世纪。那时，现在的意大利一带连年征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于是就有救苦救难的基督出现，这也算顺乎民心，是小民幻想和憧憬的表现。算到现在已有两千年，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还要老。什么东西都怕老，一老就有了资格，有了说法，有了附会、寄托和蕴藉。比如一棵老树，虬枝拂云，浓阴蔽日，有风吹鸟衔的种子落在糙皮枝缝间又生出些杂花绿草，甚而树上再长出一棵树。这树枝上噪暮鸦，枯洞里宿野狐。有好事者就来附会鬼仙，寄托精神，披红献祭，焚香顶礼。它就成了一棵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树。但这必须是老树，越老、越枯、越怪就越好。亭亭小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把欧洲的教堂就比作这样一棵树。你总能从它身上读出许多树以外的东西。
（一）
树的主干是政治，是哲学，是世界观。本来一种宗教就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又是依此对现实世界的做法。当我在梵蒂冈参观时，立即感到它对世界的影响和干预。那天正赶上一个月末的星期日，每月只有这一天梵蒂冈宫才对外开放。我们去得早，圣彼得教堂外广场上还没有什么人。我环顾四周隐隐感到一种王气、霸气。这里虽是宗教建筑但绝没有五台山、峨眉山上绿树映古寺的世外之感，也没有灵隐寺里青烟绕红烛的世俗之情。教堂的正面八根大理石柱巍然矗立，就差没有盘龙在上了，而宽敞的台阶，深幽的门厅，简直就是一座君临天下的皇宫大殿。殿的左右两侧伸出两个弧形的石柱长廊作环抱状，揽着一个广场，有囊括宇内怀抱四海之势。这种建筑构思哪里是消极出世的宗教，简直就是积极入世的帝王。事实上在欧洲，在地中海沿岸，从古代起教皇和世皇就在斗，争夺治民之权，斗得难分难解，教会干预政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为酬谢罗马教皇助他登王位，将新夺得的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赠给教皇，史称“丕平赠土”。从此，只统治精神世界的教皇也有了土地、臣民、军队、赋税，有滋有味地做起了既有精神又有物质的真皇帝。历史上也多了一个新名词：教皇国。欧洲的政治纠纷、军事争夺、王室更替甚至科学、思想领域它都要干预，直到为新国王行加冕礼。其权势到13世纪达到顶峰。1870年意大利下决心收复了罗马城四周的教皇领土，教皇避居城西北角的梵蒂冈。直到1929年，墨索里尼才和教廷正式签订了条约，承认这个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梵蒂冈的正式居民只有1000人，但有自己的军队、报纸，还发行邮票。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却远远超出它这个只有0。44平方公里的国界，世界上几乎凡有基督教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子。
我们从梵蒂冈宫出来时，正是教皇难得的一次出来与教民见面，据说是在哪一个阳台上。白云仙鹤，幽幽邈邈，不见其人，只听见麦克风里隐隐嗡嗡的声音，而我们来时空旷的广场上已是一片黑压压静悄悄的人群。后来我们进去看圣彼得教堂，教堂内富丽堂皇，游人如织，自是一番景象。但是在这热闹之中还有数处恬静，就是立于墙脚的几个忏悔室，每个室前默默地排着一行人，最前面的一位已经跪伏在窗下，听着布帘后不识其面的神父为自己做心理解剖。看着这巍峨如皇宫的教堂，这教堂内外虔诚的大众，你不得不承认宗教是一种力量，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势力。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妙论：“盛行于罗马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崇拜，都被人民看作同等的正确；哲学家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荒谬；而地方行政官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有用。”宗教和政治从来是联姻的，见不得又离不得的，互相利用的。佛教在中国也曾走过同样的路，一时被皇帝利用，封什么护国禅寺、国师，拨给土地、佃户，一时又灭佛烧庙。同是一个唐朝，宪宗时耗资动众，修塔建庙，大迎佛骨，甚至误导百姓倾囊捐银，断臂焦指，以表虔诚。韩愈就因上书反对此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到武宗时就来一个全国灭佛运动，庙宇统统烧光。弄得我们现在考古，研究唐以前的古建筑都很难。幸亏有一座藏在五台山下的佛光寺，因路径偏僻，未被烧掉，20世纪30年代为梁思成考证发现，算是孑遗的孤宝。这种忽而捧之，忽而摧之，全是利益之争，权术之用。宗教也就忽明忽暗，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幽灵。我在梵蒂冈城里散步，时而觉得梵蒂冈宫和圣彼得教堂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辉煌，时而又觉得它向隅而泣在咀嚼历史的凄凉。你看教堂阴沉的身影，墙壁、穹顶上那被风雨冲刷的斑痕，它倒像一个历经宦海沉浮的政客。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狡猾而又宽容地笼络民众，拼死地和政敌搏斗，所以才这样伤痕累累，面色冷峻。
《觅渡》 第四部分在欧洲看教堂（2）
（二）
宗教为了控制信徒首先要制造理论，要建立体系，要培养和训练神职人员。因此就要垄断文化，学文化必须进神学院、修道院。现在亚洲有些地方还是小孩子学文化必须进庙。但是人一有了文化，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所以有一种看似奇怪但又不无道理的现象，教会总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个圆球。教会恨得牙根痒，判他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在神学院研究出一个“日心说”，被恩格斯称为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勇敢宣传，最后被教会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工作了8年，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就是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在庙里研究天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到1977年国际天文界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但是恩恩怨怨纠缠最深的要数伽利略与罗马教会了。
中学读物理时就知道了伽利略和他做实验的比萨斜塔。老实说，这次到意大利，最想看的就是这个斜塔。但是万没想到它也是一座教堂建筑。大约在10世纪时，比萨小国在与邻邦作战时得胜抢掠了大量财富，为炫耀胜利，便要建一个圣迹广场。广场上当然少不了一个宗教建筑，就设计了一座教堂，一个大礼拜堂和一座塔。大约是建塔的钱来得不干净，塔建到三层时就发现向南倾斜，只好停工。又过了94年，比萨人不死心，又接着往上盖，并且把每层倾斜一方的柱子加长一点，约到1268年终于建成，但仍然是个斜塔。于是这塔就再也没有别的名字，而以“斜塔”显于世，名于世了。当时意大利各城国正在纷纷进行建筑比赛，名作高手，群星灿烂，以至于现在我们仍将这个半岛视为建筑博物馆。但无论是以后的达·芬奇还是米开朗琪罗，无论是现在仍占据世界第一的圣彼得教堂，还是占据第二的圣母大教堂，任何高手也没有这样的绝笔，因为谁也不敢与之比“斜”，现在塔顶仍比中轴线偏斜4。89米。它就这样巍巍然一直矗立了800年，真是蚌病成珠，牛黄成宝，世上的事常歪打正着，斜塔反而名声远播，到现在每天来瞻仰的游客十万人众，为它的子孙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
前面说过，在斜塔建成前后，其他教堂里已经出现过培根、哥白尼、布鲁诺等这些上帝的叛逆。到这塔建成300年时，一天，塔下走来一个年轻人，这就是比萨大学的教授伽利略。他手里握着大小两只铁球，他要借这举世闻名的斜塔，揭穿一个曾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过去人们总认为物体从空中落下来时是重物比轻物快。伽利略则认为不管对错，只能靠实践验证。只见他双手撒开抛下大小两个铁球，不一会儿，“嘭”地一声两球同时落地。就这一声敲开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我们有了一个新概念：加速度。我们开始了对运动的研究，有了以后的火车汽车，登月飞船。而曾亲睹这光辉的一刹那的，现在还存在于地球上的，就只有这座斜塔了。伽利略做完实验从斜塔上缓缓地走下来，伽利略的学生欢呼着，拥戴着他。他满面春风，东望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他的目光穿过教堂的丛林，他怀疑上帝设计的这个世界。
当时的比萨属于佛罗伦萨国，伽利略自从斜塔实验之后春风得意，却被公爵算计丢了比萨大学的教授，只好到威尼斯去教书。那时威尼斯被教会摒弃，宗教裁判所也不去管它。因此意大利不少学者都逃到这里来治学。他在这里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在那本是一片深沉静美的夜空中发现了转动的新星，远方月亮上的山脉，他一下子把上帝完美的世界给捅了个大窟窿。教会给了他第一次警告，不许他再说话。他这样憋了9年，直到老教皇死了，伽利略又忍不住写了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大胆宣传哥白尼学说，又道出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原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这就是有名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这一下子又把上帝纸糊的世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这还成为后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这次教会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叛逆，便把他抓到了罗马，审讯了3个月，昼夜不息，施以酷刑。他最后只得申明“我从此不以任何方法、语言或著作去支持、维护或宣扬地动的邪说”。伽利略当时是屈服于教会的淫威。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勇敢地去接受火刑，他签字了。据说他伏在地上签字时，又悄悄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确实在转动。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受煎熬。伽利略是曾经想和教会搞好关系的。他说：我是上帝忠实的孩子。他曾寄幻想于他的几个主教朋友，但是，愚昧容不得科学，他还是没有逃脱审判。这年是1632年，是斜塔建成后的364年。宗教裁判所判他终身监禁。当年轻潇洒的伽利略做完实验，迎着欢呼从斜塔上走下来，一条真理，自由落体定理也随他从斜塔上走下来。现在他已入垂暮之年，更多的真理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宗教裁判所的黑牢却一口将他吞进去。一个科学原理在发现之初总是不为人注意。当年法拉第刚发现磁变电，进行表演时，有绅士问：“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先生，不久这玩意儿就会为您交税的。”现在全世界因电而创造的税收已经数不清了。伽利略被终身监禁在一个幽深的教堂里，可外面的世界却在一步步按他揭示的规律演变。就连那些神父、主教也都坐上了汽车、火车、飞机，去做相对运动，他们看着卫星传播的电视，终于他们不得不承认地球确实在动，在绕太阳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当天体运行和身边的运动都无数次地证明伽利略是正确的时候，主教、教皇们的良心也在无数次地被谴责。终于他们实在脸红心跳地坐不住了，到1980年才为伽利略平反。但教会与伽利略的这段公案，却拖了348年。一条真理被承认却要付出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这段历史的见证只有两件了。一是那斜塔。那天，在暮色苍茫时，我在塔下久久凭吊，那塔拔地而起，一出就斜。旁边就是笔直冷峻的教堂，但是它背过脸，不理它，只是向大地俯吻下去，好一个叛逆。还有一件是佛罗伦萨的主教堂，这在意大利也算一景，其规模就是在全世界的教堂群中也是数得着的。教堂内有一个特点，就是埋葬着教会承认的名人，并都配有大理石雕像。没想到进门后第一个人就是伽利略。他端坐于上，长须齐胸，明眸远眺，右手中捏着大小两个铁球，左手持一个单筒望远镜，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和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