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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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不是在前面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有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府但拥有秩序的社会，而维持这种共识的，就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的那种有同一社会中的理性纽带。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不矛盾吗？赫德利？布尔这种将现代社会毫无意义的“统一”显得有些无聊。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世界，国际社会显然都是出于国际体系支配下的。赫德利？布尔是想证明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存在，但却错用了分析方法。
现代国际相互依赖的确存在，而且远比1492年时深刻得多，但现代国际社会远没有达到用国际道德就可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社会的存在的程度。现代国际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国家都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利益上的依赖，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也认同这种利益交流的重要性，但贸易规则显然不能代替国家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安全，谁都不希望受到侵害，而赫德利？布尔寄希望于每个成员国都自觉地遵守国际和平协议，这显然过于幼稚了。有时候贸易失衡或者贸易通道受阻，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赫德利？布尔所言的贸易交流和寻求安全环境两者间就存在矛盾。赫德利？布尔还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拟，但他显然又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内社会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备的社会，而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赫德利？布尔的理论尽管漏洞百出，但他所说的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状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赫德利？布尔先生用错了分析方法。从欧洲的殖民时代到一战和二战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化，及至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显然走过了一个阶段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今天全球化的深入所导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是一种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表现，但却一直没有背离国际社会中大国角逐和均势制衡的原则，利益的紧密不等于公平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蔓延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历史中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主权的篱笆墙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已经矮了很多。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主权国家有七大支柱：发动战争的能力、保持隔离状态的能力、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控制信息与人员流动的能力、保持独立传统政体的能力、保持主体民族纯洁血统的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七方面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一国行使武力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两者战争力量的对比，而现代往往更多的考虑其它大国的干涉，这种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国家间的战争首次止步于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甚至可以说冷战之所以能维持近50年的和平，就是由于核威慑的效果。历史中的国家十分注重本国居民的稳定和人口的数量，努力维持人口增长和防止人口流失，因为众多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武力和强盛的基础，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隔离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表现得非常显著。历史中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倒是这种相互隔绝更具现实意义。而在现代，国际交流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各种制度和贸易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国家大多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统治者多认为依赖他国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受制于人，这会大大限制其在必要时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现代国际贸易已经达到细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贸易则会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崩溃。在历史中，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的，识字的人很少，能参与国家决策的人更少，往往这种决策只限制在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民众仅仅是被动地支持决策而已。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2）
统治者视掌握国家信息和杜绝国家间人员交流为控制权力的要素。而在现代，尤其在西方国家，民众和民间公司掌握着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而完善的信息反馈体制又保证了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畅通，有时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还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欧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就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等。同样，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只要拥有必要的设备都可以保持即时联系；在国家政体方面，传统的各种文明特色下的君主制已经受到无法抵御的冲击。以冷战期间为例，世界明显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体阵营。美洲文明中的庞大帝国、非洲各种土著政治体系、亚洲传统的帝王制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与世俗国王等所有的文明体系都受到欧洲民主政治的冲击，现代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真正独善其身；在民族血统方面，传统中一直十分重视民族区别，尤其在异族统治的帝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中国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就采取许多维持民族血统的措施，如限制满汉通婚等。而在现代，美国则是一个几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国家。同样，作为反例，日本却还在努力限制外国血统的流入；在文化方面，全球化的另一杰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在今天，有许多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中，官方语言却是英语。在许多文化习俗、服饰、礼节、餐饮等方面，也是消失或是变异，原来的国家文化特色已经大为逊色。
国际政治学者安德鲁？斯科特研究了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后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和渗透已经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定义两个概念。在国家利益方面，国家更多地扮演的是全球经济分工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角色，即“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④。相应地，国家定义也应该注重强调国际体系中的色彩。这种国际分工利益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概念。显然，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巴西经济危机，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暴跌、中国强劲发展对世界的冲击等都证明了任何国家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了，这种融合似乎已经证明国家边界已经无法再以防波堤的面目阻止全球利益的流动了。
尽管全球化与国家行为体间远没有达到和谐的境地，但这种趋势显然还会进一步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许这是一种矛盾，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同样也存在许多反全球化的声音，毕竟，有利益先得者就会有利益失去者。相互依赖的背面就是渗透带来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变为一种反全球化的革命。历史是尊重矛盾运行的规律的，矛盾的反复是一种正常表现。如同英国君主制的复辟一样，尽管已经与以往的王权至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无论是英国女王的威信还是皇室成员的绯闻都是公众的焦点，甚至会影响英国和埃及、西班牙的关系。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乔治。奥威尔的见解（1）
怎么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呢？
中国现在又一次涌现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伴随中国复兴而来的。历史上，中国多次出现民族主义浪潮，但多是由于面对异族的侵略压力或国际反华势力，并且往往是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时候。如自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的100年间，中国面对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侵略和侮辱；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主要面对的是冷战中的挑战，这同时掺杂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如印度在刚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国家统治权后，尼赫鲁十分需要重新找回印度的民族自信，他选择了与中国的领土问题作为重振印度民族自信的钥匙，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结果是印度的民族自信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民众角色，同样也是一个贯穿世界通史的历史因素，尤其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主体，民族主义更成为近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根本政治主题之一。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间的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都是执政者必须考虑的，它的实力几乎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乔治？奥威尔有一篇有名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参考他的见解，了解一下他的民族主义定义。
观察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中的民族主义活动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民族主义是普遍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民族认同感，只是由于自己的价值观不同，在表现上不同。有的人十分偏激，如日本右翼分子，有的人比较中性，既支持本民族的强盛，但也不希望过分虐待异族；有的人对此并不非常关心，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投上一票。
——民族主义者往往感性大于理性，这可以理解，民族主义者不是普世主义者，也不是一种包容所有民族的宗教，而是更多出于民族情感的情感政治。
——民族主义者与社会正义并不一致，反而经常背离。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社会正义更应该建立在同一民族内部，而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间，因为民族国家间利益总是矛盾重重。
——民族主义者是时刻存在的社会意识流，具有强大的能量，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一旦获得国家统治地位后，则整个国家很容易被引入歧途。民族主义者感情强烈，他们有时甚至只在意具有非常魅力的核心人物的思想主张，而并不在意这个人的民族属性——即使他不是本民族的人，只要他的思想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符合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且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这就够了。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其实并不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如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族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有传说甚至说他具有蒙古人的血统）；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岛，几乎可以说不是正统的法国人；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后任爱尔兰总理的德？瓦勒拉同样也不是爱尔兰族人；一战前后的法国总统普恩加来，积极主张法兰西民族团结、坚决支持进行战争，但他本人却不是法兰西人；
——历史总是由民族主义者来书写，他们既是历史行为的主角，也是刻意营造某种历史观念的幕后支配者，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在美化自己的民族或统治民族，同时，丑化或淡化异族。对于历史事件中本民族的残酷、血腥、违背人类公认道德的一面，民族主义历史的撰写者总是试图用淡化、掩盖，甚至只字不提等办法改变人们的历史观。面对历史事件，也同样如此。如中世纪欧洲广泛设立的宗教裁判所，英国星座法庭设立的酷刑令许多人为之胆寒，英国利用海盗攻击西班牙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