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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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曾将《围城》德文版译者、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称为“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文章的人”。（59）其《〈管锥编〉与杜甫新解》（马树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一书实为海外“钱学”进一步拓宽深度与广度的重要标志。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起的是“定向作用”（60），除了介绍钱钟书的生平与著作外，还从《管锥编》的方法论（中西现象“逐点联系法”）、《管锥编》的文体、《管锥编》中的“镜子”母题以及《管锥编》中的“宇宙观”等角度对该书作了考察，并对“通感（联觉）”、“镜鉴”、“倩女离魂法”等很少为汉学家所关注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研究方法以比较分析为主。该书第二部分的论述重点则是唐代诗人杜甫，其用意是将“第一部分中形成的理念验证于实践”（61）。这部分通过诠释作者选译的25首杜诗，探求了中西方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尝试着对杜诗提出了一些新解。笔者以为，莫芝女士在《管锥编》研究中所作的贡献，乃是“钱学”研究界与比较文学界迄须加以考察的重要课题。
不过，尽管海外“钱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但欧美学人对钱钟书并未产生普遍认同，难怪胡志德在悼念钱钟书的文章中不无感伤地感慨说：“（在美国，）那些略通中国文学者不得不惺惺相惜，期望有一天钱钟书的卓越努力能化解文化差异的坚硬界围，而渗入钱钟书所深谙的欧洲文人世界。”（62）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8节 钱学大观（3）
3、钱钟书研究与“背负十字架的思考”
前文提到，本书拟着重考察钱钟书会通中西之治学理念与治学模式，但不仅仅着眼于中西“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而更多地着眼于中西“会通”与传统学术（主要是文学学术）在现代语境下所发生之“新变”的内在关联性，力图将中西之会与古今之变在一个特定的论题上整合起来，这种运思方式确如“背负十字架的思考”，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从目前的“钱学”成果来看，以下三类研究与本书的思考直接相关：1）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切入或涉及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者；2）从“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视角切入或涉及比较研究方法论者；3）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视角切入或涉及该问题者者。
第一类研究中的较重要论著有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钱钟书研究》第3辑，1992）、莫芝宜佳《倩女离魂法——钱钟书作为中西文化的牵线人》（史仁仲译，《钱钟书研究采辑》第1辑，1992）、胡河清《钱钟书与上帝》（见王晓明等编《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等。张文从跨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总结了欧美学者关于钱钟书的基本评价及研究概况并对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该文的基本结论：“‘钱学’（指钱氏之学，而非钱钟书研究，——笔者按）将是有效促进人类的真正理解与交流的独特知识体系”，应当说是颇具远见的中肯之论。莫文则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倩女离魂法”这一命题，借以概括钱钟书沟通中西文化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方法的具体内涵是：“我看人看我”，也即：“一个中国人设身置地于外国，用夷狄的眼光回来看中国，以致有了新认识。”钱钟书曾将借西方理论（如狄德罗的“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感情”）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如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称为“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并援用黑格尔的观点概括说：这种借别人眼光审视自身的作法，乃是“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它能使“旧相识”变成“真相知”。（63）笔者以为，莫氏受唐传奇《倩女离魂》中女主人公灵魂离开肉身、且相互打量的情节的启示，而将钱钟书所谓“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援西释中之法概括为“倩女离魂法”，应当说是比较到位且颇具新意的。于1994年4月自杀身亡的青年学人胡河清，无疑是钱钟书研究者中极赋灵性的一位，他非常注重从文化的高度审视文学现象，其《钱钟书与上帝》一文即指出，在《管锥编》研究中，应注意钱钟书借“希伯来文化”反拨“儒教传统”的潜在用心。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别有会心的独到之见。
第二类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论著相对较多，大致有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见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赵毅衡《〈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读书》，1981年第2期）、张文江《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一本早期名著——读〈谈艺录〉》（张《读书》，1981年第10期）、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胡范铸《阐释的虚静与视野的溶化——钱钟书评鉴与阐释思想论析》（《钱钟书研究》第3辑，1992）、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钱钟书研究集刊》第1辑，1999）、季进《钱钟书与阐释学》（《钱钟书研究集刊》第1辑，1999）及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等。
厦门大学中文系已故郑朝宗教授在以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总结钱氏之学方面，可以说是有草创之功。其《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二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了钱著中的中西比较研究。他指出，《管锥编》、《旧文四篇》、《谈艺录》等钱著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填平了”“中西文学间的鸿沟”，“书中谈中国艺文而举西方例子的事”“到处都有”。他进而指出，钱钟书“从不作中西文艺的笼统比较”，而“只拿双方个别的语言、意境、艺术手法作比较”，或者“借用西方的术语和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其终极目的“在于说明天地间有此一种共同的文艺规律，共同诗心、文心而已”。他最后颇具深意地指出，“我们认为要说‘比较文学’，这才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比较文学”。此外，郑文还简要介绍了钱著中以中西比较研究为特征的几则义例，其中如“通感”说、“喻之两柄多边”说等，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论题。《读书》杂志于1981年集中发表的赵毅衡、张文江、张隆溪等学者的文章，则明确地以“比较文学”为着眼点对钱钟书会通中西的治学模式与治学理念进行介绍或分析。其中张文所阐明的钱钟书对“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之异同的看法，尤为国内比较文学界所重视。该文因而收入了随后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敏泽于钱钟书逝世后发表的《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一文，是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篇“钱学”论文，该文将钱钟书一生的学术旨趣和贡献，概括为“打通”二字，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打通中西”，该文在简要交待了钱钟书“打通中西”的治学实践的理论依据（“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学术目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后，以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为例，说明了作者“旁行以观”的深厚功力。胡范铸《阐释的虚静与视野的溶化——钱钟书评鉴与阐释思想论析》、季进《钱钟书与阐释学》二文，均着眼于钱钟书对西方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接受与化用，从论述的深入程度来看，应当说是较有水准的关于钱钟书会通中西之治学模式的专题研究。至于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一书最足注意之处在于，作者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对钱钟书的比较研究方法加以总结的，因此，其关于会通中西文学的可行性的追问，对中国学者而言便别具一种启发性，节引如下：“钱钟书的著作首先是为中国人写的。我则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对它加以审视。突出的问题依然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如此巨大，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放在一起来考察是否可能？我们能否把西方的范例、西方的术语乃至西方的评断运用于完全属于另一种的中国文学？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途径？这就涉及到了中西方的比较文学问题。”
第三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其中较重要论著有罗韬《钱钟书与朴学》（《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胡河清《钱钟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钱钟书研究采辑》第2辑，1996）陆文虎《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诗话的终结——读钱钟书〈谈艺录〉》（《钱钟书研究采辑》第2辑，1996）等。罗文主要着眼于钱氏之学对作为传统学术之一脉的清代朴学的“继承及超越”。该文总结说：“一代有一代之学，钱氏以其宏博的目光，通达的识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中国学者渊博之长，加以西方思辨之长，上承前学之余绪，下示后学以津梁”。笔者以为，罗文此论乃是有见于“会通中西”与“旧学新变”之关联性的通达之说，惜乎未展开论证。胡文则试图揭示钱钟书语言研究所蕴涵的“现代”精神；该文指出：从钱钟书的语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与中国语言特性之形成的关系上来把握汉文的精义所在”，因此，“更多地揭示了中国语言的特殊规律”，如比较适合于“审美创造领域”，这就“为在未来的中国文学中实现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过程提供了可能性。”笔者以为，胡文有着相当不错的大局观，对钱钟书语言研究的学术用心也是别有会心，惜乎只是点到为止，未作周详论证。陆文虎作为首倡“钱学”的郑朝宗先生的弟子，在“钱学”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在资料索引（如《〈管锥编〉与〈谈艺录〉索引》）及“钱学”专刊（如《钱钟书研究采辑》）的编撰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诗话的终结——读钱钟书〈谈艺录〉》较乃师的《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也有所增益。该文以文史专家曹聚仁先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对《谈艺录》的高度评价（如曹所谓“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所谓“它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为前提，从“比较同异”、“博采二西”、“感悟相生”、“升华经验”等四个方面，对《谈艺录》的学术特征进行了考察，该文总结说：“《谈艺录》与旧诗话之最大区别，就在于既能葆有传统诗话的优长，又能于兼综百家之说的基础上”，“创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陆文对《谈艺录》学术特征的概括，以及将其区别于“旧诗话”的学术眼光，均表明作者对钱著确乎深有体察，也有较准确的把握，因而具有一定的启迪性。
总体而言，海内外钱钟书研究者已从中西文化关系、“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等视角，对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绩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不过，其中能将“中西会通”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这两个视角整合起来而对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绩加以总体考察的论著却并不多见，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根据笔者的总结，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模式：1）传统文学观念和方法的现代变迁；2）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3）传统文学研究形态的现代转型。本书核心部分系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三种模式为参照来加以组织。此外，陈寅恪对王国维文学研究法的具体总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及王瑶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与中西“会通”之关联性的宏观描述，为我们考量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近现代文史大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方法论指南。以此认识为依据，本文在考察钱钟书会通中西的治学模式与治学理念时，始终注意说明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关联性。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9节 国学的熏陶与对西学的接受（1）
钱钟书的基本治学风格，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