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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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中国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带有明显断裂特征的社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还有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会进一步促成一个“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形成。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出现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现实的误解。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几乎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也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
断裂的社会“入世”与中国社会的断裂（2）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失业问题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它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性的调整，会使不少中国人失去工作，这是必然的。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分析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3～5年内，大概有4000万人变动工作或下岗。其中，国有企业的12000万人中，还有2000万要下岗。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上述“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形成，并由此形成社会结构的深刻断裂。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喜欢用“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断裂的社会。但人们在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其应用在城乡之间，也就是说，由城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但有一点，“二元结构”理论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即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不是与国内那些落后的部分，而是与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轨”。应当说，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接轨”无疑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动力，甚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入世会对我们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这种“接轨”也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力量，即将社会拉断的力量。首先，“接轨”使得一个落后国家中的最先进的部分变得更加先进的同时，这个先进的部分与本社会其他部分的差距就越大；其次，这个先进的部分与外部接轨的程度越高，与本社会其他部分就越是没有关系。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脱节（1）
在经历了几年时间的低迷之后，中国经济于2000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2001年尽管面临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低于年初的预期，但仍然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却与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脱节。其实，这个趋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最近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做一个比较，这个问题就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是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的脖子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等等。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二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经济是低迷的，但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增长速度仍然在7％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到的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7％的增长速度，至少这个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但感觉上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告诉我，两个百分点的水分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但即使是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5％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而在最近两年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换言之，在8％左右的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生活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得到改善。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已经至少连续三年都是这个数字），2002年的目标是控制在35％。3％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失业人数，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数字。人们一般认为，实际的失业人员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二是未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岗人员，三是只领取部分工资而“放假在家”的人员。而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会大大高于政府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有专家估计在10％左右）。而这三部分数字，实际上还不包括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以及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的失业人口。在失业状况不断严重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增加就业机会，有人将其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来说，经济增长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的话，这种经济增长对他们甚至有一种负面的影响。
第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此外几个科研机构研究的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进入21世纪后，尽管我们没有这几年系统而又可信的数字，但也能大体判断出这个趋势是在强化而不是减弱。从粮食价格的下降中，人们可以判断出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城市中失业人员的增加和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可以判断出在城市中开始有更多的人掉入贫困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是在恶化的。而贫富悬殊的扩大，会酿成种种的社会问题。
第三，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城市犯罪率在不断上升。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50％。有专家认为，中国正面临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