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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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学生返回学校使红卫兵运动从社会收缩进校园，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在社会上也趋于没落。但已惯于造反思维、
难脱狂热崇拜思想的红卫兵们，又开始在求知的校园中挥动起“革命”的大旗。
有一年没上课而且是以批判、串连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大中学校学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自由散漫、风头主义、机
会主义和派性等品行。
于是，毛泽东又一次求助于军队，要求各校“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以加强学生们的“革命性、科
学性、组织纪律性”。
针对一些学生认为在校园内无法革命，难以革命的观点，《人民日报》在3 月7 日的社论《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
中指出：
“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课。”
可以看出，“复课闹革命”本质不在“复课”，而在“闹革命”。“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
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
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同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上作了批示。
毛泽东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
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
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
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一批示后来被简称为“三。七指示”。3 月8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要求各
地参照执行。
3 月中旬以后，全国大、中、小学军训工作全面展开。
在北京，军训团在所到学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
联合。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的制度，将全校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的军事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等。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
军训结束后，中小学校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据山东省的材料统计，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
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从1967年2 月中旬起，上海各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活动全面展开。3 月初，上海市万余名中学师生在文化革
命广场召开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上海回民中学原有“孙悟空战斗队”等十几个造反组织，在这期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红色造反团”，并与学生、
教职员工和领导干部一起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学校的复课工作逐渐展开。陆汇中学、控江中学、第六女中
和金陵中学都先后在3 月中旬和4 月初组织了全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复课。当时的报道有这样的描述：
“一些已经开学的学校，到处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革命气象。校园内到处洋溢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等革命歌声。这些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知识、
高唱革命歌曲。”
各地学校开学后的状况大致与北京相似。
尽管红卫兵实行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尽管开展了“复课闹革命”，但一年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
精神隔膜与相互仇视的情绪，却不是口头上的“大联合”和简单地返回班级坐在一起就可以消弭的。各地各校的红卫兵
们回到班级后，“以前的矛盾使同学们坐在一个教室，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红卫兵组织还起劲打' 内战' ，根本
联合不起来。斗批改进行不了，复课闹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
“斗”是所谓的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各地大中学校返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继续对原校领导、
当地党政军领导人进行轮番攻击和乱揪乱斗。
1967年3 月18日，北京大学38楼前“斗鬼台”上，陆平等几十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斗，会后还被游
街示众。4 月24日，北大“五四”广场上召开了“控诉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彭真、陆定一、刘
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被押上主席台，从左至右一字排开，接受红卫兵小将和师生员工的批判。
在蒯大富的领导和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于1967年4 月10日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至清华园，召
开30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 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至大会
“陪斗”。在批斗会上，红卫兵们对王光美拳打脚踢，极尽侮辱。
这一天，“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小将就对王光美进行了三次“审问”。此次大会，以人数众多，“盛况”空前成
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召开的批斗会之最。
1967年4 月14日，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揪斗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暗斗”。
1967年4 月26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卫兵和其它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
大会”。大会还把政法界的老干部杨秀峰、张鼎丞、吴德峰等人“揪出”示众。
同年7 月26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在北航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
张闻天大会。会上，彭德怀、张闻天被揪斗，会后被押上街游斗。
8 月4 日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七。二七”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陆定一进行批判，
会后进行了游斗。大会勒令陆定一在8 月12日前交出认罪书，否则严惩不贷。8 月15日，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与国
家经委井冈山总部、中国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解放军262 医院“225 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十几个组织联合召开批
斗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的大会。
8 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在人民大学第五次批斗
“三反分子”，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10月20日，北京卫戍区宣布正式逮捕聂真。
当时，北京几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其“揪斗”的也多为中央级干部。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也
群起效法，“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的事情屡有发生，在“揪斗”中，红卫兵给这些所谓“黑帮分子”
和“牛鬼蛇神”们戴高帽、挂木牌、剪“阴阳头”，而坐“喷气式”、拳打脚踢、谩骂攻击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也层出不
穷。许多人不堪凌辱，用跳楼、投水、上吊、卧轨、服毒、切腕等种种办法自杀以示抗议。
对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学教授们，各地高校红卫兵组织在“揪斗”后对他们的处理，不像对
待“黑七类”那样严厉。一般是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抄家，命令他们接受“劳动改造”。对于他们原来享有的
高工资、高待遇予以降低或取消。
这些老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成为生活在最下层的阶级。不仅高收入被剥夺，其基本人权和政治地位也被剥
夺，在人们眼里，他们是敌人。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事实上的“种姓制度”，使他们及其后代蒙受了难以补偿的精神
和肉体折磨。
“批”，是这一时期红卫兵学校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正是以后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的准备。
这一时期，北京航空学院专门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他们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
治学校的；探讨17年以来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研究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试验半工半读的可
行性。5 月25日，北航开展了大规模的文艺批判活动，先后集中批判了“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
武训传》、《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5 月底之前，北航还组织写出了一大批大字报贴上北京街头以扩大影响。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总部组织全体红卫兵重新学习了《五。一六通知》。随后，“东方红揭竿而起
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把一场全校规模的大辩论推向高潮。
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17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组织。干部、教育、科研路线等究竟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路
线？怎样才能肃清“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这场辩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也涉
及到每位教师和学生，搞得人人自危。
北京师范大学的“斗、批、改”使全校出现了所谓“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斗、批、改”运动大方向的人
越来越多；批刘少奇、邓小平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
报越来越少。
6 月2 日，在北京召开的高校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说：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17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一种可能是彻
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他鼓励红卫兵都做“斗、批、改”的“闯将”。
“斗、批、改”运动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批”，即彻底从根子上“肃清”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流毒”，去实
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理想。
缩短学制，学工又学农
“改”，是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过于强调对智育的发展，而忽视对德育、体育的重视。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
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仅如此，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忽视实践、轻视体力劳动，只会从书本中找学问，脱离实际需要。倘若再照旧的教育体制
进行下去，一代青年人又将成为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然而，一个久已形成并被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要打破谈何容易，这必须历经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
当红卫兵组织横空出世后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冲垮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形式，“教育革命”问题才真正地提到了议事
日程来。
1967年3 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时说：“教育制度要
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
5 月4 日，陈伯达和戚本禹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座谈“教育革命问题”。陈伯达说：“中国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照搬外
国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阶段要好好搞。”
并说：“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1967年4 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说：“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