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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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凤舞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三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
卫兵”。
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
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织。
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
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冲杀过来。
这些学生都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压根不谙中国的政治斗争奥秘。他们偏激甚于公正，空想甚于实际，冲动甚于冷静，
盲目甚于思考。在许多大学和中学校很快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时发生乱揪乱斗
的现象，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
面对这种乱得一塌糊涂的局面，刘少奇、邓小平和新组建的北京市委，都感到万分忧虑、紧张和不安。谁心里都明
白，把挑起大乱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于世，是毛泽东一手批准的。但这种局面，如果任其自流，很快就会成为漫天大
火。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
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
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立刻乘飞机飞往杭州，当面将北京的混乱局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希望毛主席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解铃还得系铃人，非毛泽东亲自出山不可了。
“我暂时先不回去！”毛泽东认为乱得不够，他不能回去。
他说道：“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对派工作组一事，毛泽东说了模棱两可的话，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
刘少奇和邓小平回到北京，便急忙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最后决定派工作组，哪里出事，就
往哪里派。
派工作组的决定很快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心里总算踏实了。
6 月3 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
6 月4 日，以沈兰村为首的工作组开进北京政法学院；
6 月6 日，孙友余率领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
6 月8 日，以赵如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
6 月9 日，叶林带着500 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开进了清华园；
6 月15日，由200 多人组成的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被派往北京地质学院。
随后，由工交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陆续被派往北京15所工交高等院校，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
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等学校。
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 多个工作组。极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也
派驻了联络员。
6 月21日，天津市第16中学学生向全市中学散发《告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万晓塘、
张淮三等天津市领导人。天津市委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25日，天津市开始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
当时，除极少数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地的大中学校派驻了工作组。
这一时期内，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一些高中毕业生先后上书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要求废除高等院校升学考试
制度。
于是，6 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 月18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两封信，同时配发了《彻底搞
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这一决定在广大中学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庆祝集会。从6 月18日起，全国大、中、小学
全部停课，集中精力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学生们摆脱了学习的重负，兴奋异常，“革命热情”倍增。
这样，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教育界就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第二章 工作组一心挖掘“黑帮”
红卫兵三论造反万岁
北京的大、中学校经历了6 月初的短暂混乱以后，开始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工作组根据党领导政治运动的通
常做法，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负责控制运动，使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发
动群众，组织“左派”骨干队伍，对所谓“反党黑帮、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也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
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
工作组刚进学校时，大多数师生是欢迎的，只有极少数人反对。这是由于许多人虽然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有意见，
但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没有必要坚决打倒。此外，“反有”斗争才过去10个年头，多数人还对当时的“引蛇出洞”
政策记忆犹新，生怕再一次被“秋后算账”。他们认为，工作组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的，反对工作组是不会有好结果
的。
工作组在校期间，组织学生对原校领导、教职工中“有问题”的人进行“揭发批判”，虽然阻止了无组织的乱斗，
却也伤害了一批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教师，造成与部分教师、干部的矛盾。从运动方式上看，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四清”
运动的做法。
“造反歌”的作者
小道消息不腔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
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 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 月1 日开学”之类
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
小道消息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
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
工作组的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当时风靡北京的“造反歌”的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红旗”，并把
“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
于是一块儿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骂他是变色龙，他毫不示弱，张贴大字报公开表态，承认自己是变色龙，并进一步
发挥，说自己是越变越红。
工作组进校不久，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的领导方针和具体做法提出批评，一些学生在对原校领导的评价或
其他政治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总的倾向而论，学生的情绪是偏激的。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人虽然在数量上显得单薄一些，但其中许多人是颇有能量和背景的，他们显然认定自己的“造反”
行动是无可厚非的，对中央的“八条规定”的约束也极为不满。
于是，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
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
势单力薄，但一方面也可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虽然受压但绝不屈服。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逐渐开始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争说，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
上联为：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批是：新天方夜谭。
6 月8 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突然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学生们挽着袖子，“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震撼着整个校
园。
清华园内也不平静。6 月7 日，清华大学少数派师生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大字报。多数派师生（约万人）
与少数派（约700 人）展开了大辩论。这就是后来所谓工作组制造的“一万对七百”的围攻少数派事件。北大少数派不
顾工作组劝阻，到清华支持清华少数派对蒋南翔的“揭露”，又引起了清华师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工作组派人将北大
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6 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
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广大群众则大惑不解。一些人似乎看出了政治风向的变化，多数派
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6 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正明，指责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新华
日报》对之作了肯定性报道，而多数派师生则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在校园内两派也展开了大辩论。根据中央
文革小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了匡正明的一切职务。工作组感到局势难以控制，左右为难。
6 月18日这天，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乘工作组去开会之隙，违反工作组的规定，突然搭起所谓“斗鬼
台”，揪斗了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除了校领导外，还有党团干部和一般教师及两名“反动学生”。
“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脖子上挂着大标语牌。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抓衣服、拳打脚
踢等武斗形式，有的女教师还遭受了人身侮辱。最后还搞了游街示众。这是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所谓“群众专政”，
也是“文革”中第一次出现戴高帽。体罚、打人的现象。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前来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并将情况上报到北京市和中央。
6 月20日以后，北京几十所大学及少数中学发生批评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下决心排除干扰。
6 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
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
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
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罪名。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
服，矛盾激化。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希望调动学生，造成“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从6 月下旬起，几次提
出撤回工作组，被刘少奇、邓小平拒绝。
刘少奇委托他的夫人王光美亲自上清华看大字报。
6 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清华。为打击反工作组的倾向，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清华大学部分师生举行游
行示威，高喊“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造反派学生蒯大富受到了工作组的多次批斗。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
大富进行“绝食斗争”，轰动了清华园……
但江青、陈伯达却暗中阻挠工作组工作的开展。
6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这些家伙们有
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运动发展到7 月，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等为另一方，日
趋激烈、尖锐。
在一次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公开大骂工作组，指责负责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好象作出派工作组的
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