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 作者:肖仁福-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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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忽然变成康局长的人了，这跟甫志高有什么不同？杨登科不由得想起一个叫做“贰臣”的词来，那是旧戏剧里骂那些卖主求荣的反面角色的词，谁若背了这个词，不仅他本人要为千夫所指，就是子子孙孙都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的。
陈老局长看出了杨登科内心的愧疚，大度地笑了，说：“登科你也不要难为情，这其实是你的正当追求，如果你因为我而放弃了今后的大好前程，那就是我的过错了。现在是这样的风气，在机关里呆着，如果不寻找机会多跟领导接触，多向领导靠拢，傍牢一个主子，那是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我在台上时就深有体会，平时口口声声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真的要调整干部了，才字也好，贤字也好，早记不起了，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经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信，而不可能是那些视线范围之外的人。谁也不是神仙，那些平时难得见上几回，说上几句话的，谁知道他是才还是愚，是贤还是佞？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浅显的，任何人都懂，要么为什么古人要说知人善用呢？我对你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叫我怎么用你啊？”
陈老局长一席话，道出了机关里干部任用的实情。只不过在台上时，陈老局长和别的当权者一个样，都只这么做，决不会这么说。当领导的都如此，手中握有大权，官话一套一套的，只有到了下台之后才会说几句真话。
陈老局长把什么都说穿了，杨登科内心的歉疚也就一下子轻了许多。这时陈老局长忽然语气一转，又说道：“我担心的是康局长的位置还坐不坐得稳。”
杨登科不觉大吃一惊，张大嘴巴问道：“康局长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陈老局长将手里的烟蒂戳进烟灰缸里，用力摁灭，慢条斯理道：“省里刚开过农村减负电视电话会议，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和涉农事件当做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说农民农村农业是国家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三农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谁坑农害农，一经查实，必须毫不手软给予惩处。侯家村稻种的事跟康局长不无瓜葛，据说已被人反映到了省减负办，省委主要领导有批示，要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杨登科猛然想起魏经理跑到农业局去找康局长的情形来。还有局里干部职工这里一堆，那里一伙悄声嘀咕的样子，当时杨登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看来都与陈老局长说的侯家村稻种的事相关了。杨登科见得多，中国有好多事情，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认真起来，小事可大，大事更是可以掀翻天。侯家村的事过去都快两年时间了，法院都作出了判决，种子公司不执行就不执行，猴子他们找了人大找政府，找了大领导找小领导，谁也没当回事，现在引起了省里注意，批示也下了，追查也来了，魏经理和康局长还不一下子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说实话，如今农民的日子也不是人过的，猴子他们挺不容易，杨登科也真希望他们不仅能讨回公道，还要能讨回损失。只是杨登科又有些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将康局长牵了进去，他的局长做不成了，自己这半年多的努力，岂不要付诸东流，前功尽弃？
杨登科这么忧心忡忡着，陈老局长又开了口：“这样的事我在位时也不是没碰到过，要在平时，就是上面有批示，追着要查办，如果市里领导肯替你担担子，也是能化险为夷的。
问题是现在是特殊时刻，有些话就说不清了。”
说到这里，陈老局长停顿了片刻。杨登科也不知他说的特殊时刻是什么，正疑惑，陈老局长又说道：“这一届市委和政府的任期已是最后一年，县区和市直部门班子会有一次大的调整，好多人都上蹿下跳，天天往领导那里跑，领导们正犯愁呢。”
虽然在机关呆着，究竟是一介司机，政治上的事还不是太开窍，杨登科一时没能听明白陈老局长的话，不知领导们有什么愁可犯，于是试探性地问道：“你是说，市委常委要另外安排人到农业局来？”陈老局长点点头，若有所思道：“现在部门位置紧缺，可谓僧多粥少，若能先弄几个人下去，换届时安排帽子也就方便多了。你不见平时风平浪静，一到班子快换届了，就烽烟四起，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这一次康局长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杨登科一下子泄了气，心里说，完了，都完了。
告别陈老局长，走在回家的路上，杨登科满脑子都是陈老局长关于康局长凶多吉少的话，心情糟糕透了。他有些不太甘心，不相信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出这样大的变故来。
杨登科忽然想起老郭来，也许他多少知道些情况。于是上了的士，直奔老郭家。不想老郭说了一段旧事，让杨登科彻底失望了。
种子公司的事竟然就是陈老局长几个退下去的老干部捅上去的。
种子公司卖给侯家村的那批种子是从外省低价进回来的，牵线人就是当时分管种子公司的康局长，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老干们本来就对康局长上台后独断专横，一手遮天的工作作风很是不满，而他竟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由，吹掉了职工包括老干们的部分福利，老干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把他搞走，决不罢休。在陈老局长的策划下，一伙人众志成城，将康局长伙同种子公司魏经理经营假稻种的事整成材料，联名向市纪委做了举报。只因市委主要领导是康局长的靠山，不是护着就是袒着，老干们的举报信在市纪委转一圈又转回到了康局长本人手里，康局长还在会上公开宣称，谁想到上面去举报只管去就是，他还负责报销车费，气得陈老局长他们直吐恶血，第二天就自费上了省城，通过关系把举报信递到了省委领导手里。省委领导见是涉农事件，顿时拍案而起，又批转有关部门，立即给予查办。刚好康局长市委的靠山调离贵都市，再没人肯替康局长挑担子。又恰逢换届在即，市委领导正苦于一些非安排不可的干部没地方安排，农业局能腾出一个局长位置，又何乐而不为？于是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工作组进驻农业局。这一下康局长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急忙召来魏经理，赶往省城去找关系，想把这事给摆平。
杨登科吱声不得，悻悻然出了老郭家门。估计康局长和魏经理的省城之行，十有八九不会有什么结果，杨登科不觉沮丧至极。
陈老局长和老郭说的一点不假，第三天市里的工作组就进了农业局。
杨登科没有猜错，康局长和魏经理在省里跑了几天，找了好些关系，可这回全省减负电视电话会议刚开过，省委想杀鸡给猴看，正愁找不到合适的鸡呢，所以谁也帮不了他们。两人见回天乏术，只得气急败坏回了贵都。此时市里工作组的人已在局里等着他俩了。
两个星期下来，工作组的人根据陈老局长他们材料上提供的线索，内查外调，多方取证，把康局长和魏经理的问题基本弄清楚了，那批假种子还真是康局长牵线从外省进购回来的，他和魏经理各非法得了五万元的好处费。事实明摆在那里，两人推脱不了，不仅赔了不该得的钱，还被免去了行政职务。
这样一来，一向死气沉沉的农业局一下子活跃了。几个副局长都蠢蠢欲动，想趁此难得的机会，把局长宝座挪到自己屁股底下。科长主任们平时各自都是有上线的，自然希望自己的上线能转正成为一把手，也好癞子跟着月亮走，沾沾光。上线转正把握不大的，就暗中走动起来，想弃暗投明，另外靠上一位有把握的。
司机班里面，老郭的退休手续刚填了表，因局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停了下来，奥迪还得由他继续开几天。神气活现的胡国干一下子蔫了，像霜打过的狗尾巴草。红旗不再是哪位领导的专车，副局长们怕坐了红旗跟着倒霉，难得叫胡国干一回，他只得天天缩在司机班里，无所用心地观望窗外屋檐下的蜘蛛网。刁大义见胡国干终于也有这一天，心里特别舒畅，故意在胡国干前面晃来晃去，或是将桌上的牌摔得啪啪作响，咋咋呼呼地喊着老郭和小钱的名字，说要把过去输给他们的钱通通赢回去。
杨登科自然还开着那部破面包。眼看着就要时来运转了，中途又出了这个变故，只得怪老天爷不长眼睛了。也没心事跟刁大义他们玩牌，硬被他们拖上桌子，由于情绪不佳，也难得赢一回，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收费的分。
肖仁福《心腹》
十三
那天杨登科拜访陈老局长时，他老人家关于市委用人意图的分析丝毫不爽，市委果然很快就安排了一位有些来头的姓董的到农业局来做了局长，几位副局长空欢喜一场，依然原地踏步，没有一个如愿以偿。
董局长大名董志良，原是郊区政府区长。人很年轻，不到四十，也许是权力养颜，看上去像是三十出头的样子。到了农业局，自然就不是董区长，而是董局长了。董局长是只身一人来到农业局的，既没带人也没带车。
董局长走马上任后，局党组的分工和科室人员配备仍沿袭康局长留下的格局，看不出他有什么倾向。董局长没要专车，也很少用车，几乎天天都呆在局里，开了党组会，又开局务会，再开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好像上面任命他做农业局局长就是专门来开会似的。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如今各级各部门上行下效，手中都牢牢掌握着三大法宝，工作起来轻车熟路，卓见成效。哪三大法宝？批示执行批示，文件贯彻文件，会议落实会议。所以不能把会议单纯看作是会议，要知道会议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会议。董局长一进农业局就天天开会，还没有谁说过他那不是工作。
董局长还召开了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向大家明示了施政方略，说是对外要做好全市农业工作，对内要搞好机关队伍建设。还特别提到农业局是个清水衙门，今后要充分利用行业优势，搞好干部职工福利，让局里干部职工过上好日子，以实际行动完成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嘛。董志良的话自然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支持和坚决拥护，说如果过去的局长也这么把大家的利益放在心上，农业局的干部职工早就小康了。
杨登科当然也关心局里的福利，也迫不及待地想小康。但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今后的出路，在机关里，没有出路就没有小康。只是杨登科不知道董志良的深浅，从目前的趋势看来，出路都被堵死，想突破谈何容易？杨登科不知自己为什么老走背运，眼看着十拿九稳就要做上领导专车司机，可朝下一个目标奋进了，康局长又下了台。杨登科觉得是命运跟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对于别人，这样的玩笑开开也无妨，可他杨登科已是快四十的人了，这样的玩笑开得几回，一辈子就玩得差不多，笑得差不多了。
杨登科一天天消沉下来，精精神神的一个汉子，忽儿变得萎靡不振了。胡子十天半月没刮一下，一张还算周正的脸成了无人耕种的荒地。说话的声音也低沉迟缓了许多，别人跟他说个什么事，他半天反应不过来，你问东他道西，你打锣他吹笛。一个人少了精神，连瞌睡也多起来，吃了晚饭，不到九点就上了床，早上已过八点，聂小菊要到班上去上课了，临走喊他，他还半睡半醒缩在被子里起不来。如果是双休日，杨登科就整天整夜地睡，睡得昏天黑地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好像已不复存在。
聂小菊就有些着急，生怕杨登科这样睡下去睡出病来。她记得小时候老辈人说过的旧话，瞌睡打堆，运气不催。便去拖杨登科起床。可拖起来没几分钟，聂小菊一转背，他又躺了下去。聂小菊就来了气，吼道：“睡睡睡，早死三年，够你睡的。”
又到了周末，杨登科晚上八点多就上了床，第二天已过了十点还起不来。聂小菊懒得理睬他，带着杨聂上了公园，早餐中餐都在外面就地解决。杨登科又昏昏沉沉睡了几个小时，这才被尿胀了醒来。下床上完厕所，来到客厅，一眼瞥见墙上的钟，已是下午三点。忽觉口干肚饿起来，睡意也消了许多。转身往厨房跑，水壶里没一滴水，饭鼎饭锅空空如也，冰箱里除了几块硬如生铁的冻猪肉，别无他哉。
杨登科知道这是聂小菊有意为之，无奈地耸耸肩膀，低了头，嘴巴对着水龙头，喝了两口生水，然后随便穿了件外套就出了门。在街边小店塞饱了肚子，又准备回家继续睡觉，路上竟被一个算命先生叫住，要给他看相。杨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