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9-外地人在北京-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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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李兵不太相信，要知道他现在的收入是每个月两万块，还是一辆奥迪车，全国家电企业主管级经理的最高不过如此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他们本不想来（2）

　　　　谈到后来两个人都有些高了，应陶钧的提议他们一起去夜总会泡小姐。陶钧说得好：“像咱们这种白领，平时工作压力大，所以上班时就是衣冠禽兽，下班回家就是行尸走肉，到了夜总会就是禽兽不如了。”　　　　
　　　　“你的夫人不会到北京来抽查吧？”李兵笑着说。　　　　
　　　　“你夫人在身边都不怕，我怕什么？”　　　　
　　　　“在身边又能怎么样？咱们这样的一年能在家吃几回饭？”李兵竟有些感慨了。　　　　
　　　　那天他们在夜总会一直玩到深夜，再没提工作的事。　　　　
　　　　其实陶钧这回来北京的目的就是抢占京城市场，而主要对手自然是李兵的公司。他的前任在北京奋斗了四年多，手下五十多人，开支巨大，而在北京家电业的销售排名却一直在五名以后。他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北京上任的，虽然公司的承诺很大，但前途未卜，现在又遇上老同学李兵，他已经有些无奈了。　　　　
　　　　陶钧前几天已经向公司总部打了报告，策略就是用低价位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公司运来的货已经在路上了，几千台电视足够在北京市场掀起一阵旋风了。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李兵公司的反应，他们实力强，又最重视北京市场，弄不好会干出两败俱伤的事来。现在关键人物是李兵，他的反应可能是陶钧能否成功的关键。　　　　
　　　　半个月后，陶钧的电视到了。他按事先与公司商量好的价格，迅速将几千台电视以低于市场价将近一千元的价位投入市场。结果价格广告打出去的第二天，陶钧公司的电视就卖出去一千多台。一时间报纸、电视台长篇大论地开始报道╳╳牌电视又起争端，彩电价格大战又起，国内价格战何时了结云云。看着电视上许多消费者兴高采烈地搬着电视的样子，陶钧终于体验到成功的欣喜了。为此他自己买了两箱啤酒专门犒劳手下的业务员，陶钧是真心感谢他们，如果有一个人事先走路了风声，都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其实陶钧公司这么干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经济价值，顶多也就是个成本价。但陶钧有自己的道理，只要他们卖出一台去，竞争对手就会少卖一台，虽不利己但肯定能损人。　　　　
　　　　几天后，陶钧收到了李兵的一个电话，约他出去聊聊。　　　　
　　　　“你们太过分了！这样的价格根本不是赚钱的价格。”李兵一见面就对着老同学怒气冲冲地喊：“真过分！扰乱市场秩序吗？”　　　　
　　　　“别那么大火气，先去喝一杯。”陶钧拉着他往外走。　　　　
　　　　“你们拿几千台电视来砸价格有什么好处？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路上李兵一直在问他这个问题。　　　　
　　　　“对呀老兄，我们就是赔本赚吆喝，你难道不知道损人利己这句话吗？虽然我们不利己，但最少全北京都知道是我们挑起了价格战，几千台电视进入了北京人的家庭，他们都将成为我们将来的消费者，将来配件这块我们也会赚一些钱吧。你说，这几百万的投入要是在北京做广告，用不了两个月就没了，可效果肯定不一样。”　　　　
　　　　李兵嘿嘿笑了两声：“价格是一把双刃剑，你们扰乱了市场，可你们的价格不能一直是这样吧？这是为家电行业自掘坟墓，我们的企业都在应付低价位，根本没有财力进行产品开发，早晚我们都得自食恶果。”　　　　
　　　　“你呀！上学的时候就悲天悯人，现在还这样。新产品有什么希奇？日本人换个壳就说是新产品，我们也会。”　　　　
　　　　“对，本来你们卖的就是积压产品，清了库存当然是件好事。”　　　　
　　　　“我们只是为了回笼资金，可不是有意欺骗消费者。谁像你们，九六年为了把╳╳牌挤出北京去，你们不是顾了几个见钱眼开的消费者专门告人家吗？那招儿可够损的，现在人家元气还没缓过来呢！”陶钧一点不示弱。　　　　
　　　　李兵突然停了下来。“胡说，这种事不能瞎说。”　　　　
　　　　“老兄，我知道那事不是你干的，你不是九七年来的北京吗？对你的人品我放心，可商场上的事都是他妈的肥皂剧，有时候身不由己呀。”陶钧一把攀住李兵的肩膀：“我真想再干几年就退休算了，勾心斗角的实在是累了。可咱们都拖家带口的，没办法呀！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　　　　
　　　　“我也是，在北京这几年是我一辈子最累的，以前总看着别人当经理眼气，老琢磨着别人不如自己，可一坐上这个位置，咳！如坐针毡哪！”李兵由衷地叹口气。　　　　
　　　　“所以咱们这些人最容易干禽兽不如的事，要我说什么企业前途、行业前景全是务虚的东西，关键是保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你说对不对？给将来攒下一笔钱养老。其实我们这次降价是针对整个北京市场的，几千台电视看着挺吓人，你是干这行的，能有多大效果你比我还清楚。今年如果能再抢到百分之五的市场我们就成功了，能抢走你们多少份额？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把价格永远放在这个位置。媒体把事实夸大了，如果你把这个情况如实报告，你们公司也没必要反映过激。”陶钧说话时一直低着头。　　　　
　　　　“你是什么意思？”李兵一下子紧张起来。　　　　
　　　　“咱们是老同学，说老实话吧，如果你能做到不让你们公司按兵不动的话，我们公司出十万。”陶钧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看着别处。　　　　
　　　　李兵忽然笑了起来：“你这叫什么？老同学！咱们都是受了二十年教育的人，就学了这点出息呀？”　　　　
　　　　“不是我想这么干，是我们公司的主意。”陶钧赶紧解释。“我知道你的为人，可职责所限吗，你别在意。”　　　　
　　　　“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走吧今天我们再去夜总会玩玩儿，上回那个小姐好象对你很有意思。”李兵拉着陶钧上了自己的车。　　　　
　　　　上面我们讲的故事似乎是某个电视剧的情节，可实际上这种无聊故事在北京的各大写字楼里天天发生。所不同的也许今天是彩电，明天是冰箱，而后天就可能是花生油了。另一点不同的是今天李兵没接受贿赂，可能明天张兵、赵兵就接受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他们本不想来（3）

　　　　虽然陶钧的公司想贿赂李兵，可彩电的价格战还是打响了。陶钧一直在向媒体解释，降价是经销商的事，厂家不知情。众多的李兵们虽然不太情愿，可还是咬牙切齿地加入了战团，最终谁战败了没人知道，反正李兵和陶钧还都在北京混。而广大消费者们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得了便宜，可还是搬着电视回家偷着乐去了。　　　　
　　　　虽然这些外地老总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弄不好还是两地分居，但他们的职位还是一般人羡慕不已的。其原因也非常简单，他们是一群超高收入者。如果是外资、合资或民营企业的北京分公司主管的话，月收入都在两万元以上，同时还有车、房配置，自主权非常大。而国营企业的分公司老总虽然工资并不高，可他们可以通过提成、奖金等形式获得与外企主管们相当的收入。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金领阶层，其收入是连一般的小业主都无法与之相比，但重金之下也不一定全是勇士。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所谓金领阶层都有着基本相似的特点。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五年以上大型企业的工作经验，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一表人才。如果具备了上述特点不成为金领倒是怪事了。但金领们同样有自己的烦恼，除了工作中的压力外，在生活上他们同样不轻松，特别是来北京为公司创业的外地老总们。　　　　
　　　　丁一是九九年来的北京，这一年对他的影响可太大了。　　　　
　　　　丁一是上海人，精明、敬业还多少有些小家子气。他毕业于一所名牌工学院，先在上海的一所国家级研究所里工作了三年，虽然工作没什么压力，可微薄的收入是现代年轻人很难接受的。九六年时他应聘到了一家著名日本涂料企业的中国总部，搞销售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白领生涯。　　　　
　　　　有人说上海人和日本人能谈得来，因为他们同样的敬业，同样的精于算计，同样的有商业头脑，同样的心理状态。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丁一在日本企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到了部门经理，逐渐参与公司决策了。　　　　
　　　　但上海人终究是中国人，在工作中他们有一点是和日本人绝不相同的。其实中国人和日本对待工作的最大差异就是对所在企业的态度问题。日本人由于聘用终身制以及团队近乎疯狂的精神的问题，他们真是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中国人个人独立性比较强，他们大多是把单位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工具顺手自然好，不顺手肯定就要换一个。九八年因为薪金问题，丁一和他的日本上司发生了矛盾。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通过猎头公司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猎头公司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可在国内还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其主要的业务区域也只是局限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他的业务就是收集著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并为他们建立挡案。同时他还要向各大企业发布消息，告知他们这里有哪些方面的人才可供选择。所以一旦高级人才有跳槽倾向，猎头公司往往比谁都清楚。当然他们的服务不是免费的，只要用人企业与人才间谈判成功，猎头公司要么向要人单位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要么从高级人才的头几月工资中支取一笔钱。正象卖玻璃的都盼着刮大风、下雹子一样，猎头公司总盼着有人跳槽，甚至故意挑拨职员与公司的关系。那样一方面他可以向公司兜售人才，另一方面他可以把要走的人才转卖出去。　　　　
　　　　不久，丁一就接到了猎头公司的通知，有一家东北著名公司欲涉足丁一现在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他与东北公司前后谈了四轮，最后公司答应以年薪三十万的待遇聘他做北京分公司的经理，雄心勃勃的丁一欣然前往了。　　　　
　　　　丁一是带着三个沈阳同事来的北京，他们先租了写字楼和库房，然后就开始招聘人才。也许是南北方人性格的差异吧，丁一发现自己和沈阳的同事很难沟通，他们总是背着自己嘀嘀咕咕的，一旦自己出现他们就“丁总长，丁总短”地满脸是笑了。　　　　
　　　　后来丁一的一位北京朋友告诉他：“人家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主儿，自然会瞧着一个月两万多的眼气了。千万别留这些知根知底的同事，他们会一心看你笑话的。”丁一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人员招聘完毕他便要求董事会招回沈阳人员。董事会问他为什么。丁一说他们不了解北京情况，又容易形成小团体，董事会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　　　　
　　　　也许是他来北京前对困难估计不足，也许北京永远是上海人搞不懂的地方。丁一的北京分公司运做了三个多月，可经营情况一直不是太顺利，市场打不开，产品积压厉害。几个大项目都没有抓住，而零售市场几乎等于零。　　　　
　　　　丁一把所有的办法都使上了，他先是从人员上下手，把自己认为能力不足的人全辞退了，然后又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和总部打开了官司。最后一位下属告诉他：北京市场和上海市场不一样，上海有商业传统，是纯商业运做的，比较规范。只要产品质量好，价格公道，又有一定广告投入就可以有一席之地；而北京就不同了，京城的官商味道比较浓，公务市场比重非常大，而想打开公务市场没有一定社会背景无异于痴人说梦；普通零售市场就更艰难，消费者挑剔，企业间的竞争激烈，没有广告和促销手段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丁一自知在北京欲结交权贵，平自己的实力根本不要想，没办法他又开始向总部要广告费，报告打了好几个，可这回董事会的反映就比较慢了。　　　　
　　　　丁一的烦心事还不止这些，他整整和老婆分居了一年。　　　　
　　　　他老婆就在他以前的研究所工作，国家公务员自然不可能一起来北京。丁一来北京前，老婆就告诉他不许用没结婚的小姑娘，可公司也不能都是男的，于是他到北京的时候招聘了一个行政主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少妇。丁一后来想，也许自己的老婆是错了，大部分情况下少妇往往比小姑娘更危险。　　　　
　　　　由于是在北京一个人生活，丁一平时过日子没什么规律，住处也比较乱，有时连被子也向不起叠。在公司的日常工作中，由于丁一常忘东西，所以就请行政主任到自己的住处去取过几回东西，可她每次回来后，自己